“气”和“色”是中国古代哲学独有的概念。“气”，既是指生命体内流转不息的综合性物质，又是指生命的原动力，或称生命力。它无形无质，五色无味，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在体内如血液一样流动不息，气旺者可外现，却能为人所见。而“色”则是“气”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它是显现于人体表面的东西，就人体而言，就是肤色。人们日常说某某人面部发黑，有不顺之事，就是指色而言。中国医学都认为，“气”与“色”密不可分，“气”为“色”之根，“色”为“气”之苗，“色”表现着“气”，“气”决定着“色”。“气”又分为两种，一为先天所禀之“气”，一为后天所养之“气”。即孟子所说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气”概如此，“色”自然也有先天所禀之“色”与后天所养之“色”的区别。古人把“气”和“色”这两个哲学概念拿来判断人的优劣。“气色”既有后天所养者，它们一定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所以又有“行年气色”之说。
扁鹊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医生，技艺高超，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有一次他路经齐国，蔡桓公知道后，便派人以宾客之礼接待他。
一见到蔡桓公，扁鹊立即对他说：“据我的观察，您已经生病了，不过好在病症只起于皮肉交会之间，若能及早医治，就不会有危险。”
可是蔡桓公笑了笑说：“我没有疾病。”
等扁鹊离开后，他还对左右说：“没想到扁鹊这个名医，竟为了想谋利，而诬指一个健康的人有病。”
过了五天，扁鹊又来请见，向蔡桓公说：“您的疾病已蔓延到了血脉，如不医治，会十分严重。”
但蔡桓公不信，还是回说他没有病。
又过了五天，扁鹊再度向蔡桓公说：“您的病变已经侵入内脏了，若再不医治，恐怕将十分危险。”
这时蔡桓公有点儿不高兴了，认为扁鹊又来危言耸听，于是不理睬他。
再过五天之后，扁鹊前去求见蔡桓公，一见到他，扁鹊一句也不多说，急忙告退。蔡桓公觉得很纳闷，便派人去询问扁鹊退走的原因。
扁鹊说：“病情在皮肉之间时，用推拿就可以治好；
病情在血脉之中时，用针砭就可以治好；若病情进入脏腑之内，用药方慢慢调理，也可以治好。但如今桓侯的病情已深入骨髓里，就是连掌管生命的神，也要束手无策，又何况是我呢？因此索性也不劝他再做医疗了。”
果然五天后，蔡桓公卧病在床，使人赶快去请扁鹊来救治时，扁鹊已经离开了齐国。最后蔡桓公就一病不起，溘然长逝了。
真正有功力的中医，从一个人的气色、眼神等处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身体状况，譬如扁鹊。这里讲的色，非色狼之色，而是一个人的面色；气，非惹祸之气，而是生命力的一种表现和称谓。气是道家修炼的一个术语，气功的气。围棋中也讲“气”，棋子如果无气，意味着死，人如果无气，也就归于黄泉了。
武则天：借佛愚民，制造舆论
俗话说：“人心隔肚皮。”又有云：“知人知面不知心。”可见，人心难测。历史上，借他物以达到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事屡见不鲜。武则天借佛愚民一事便是个极好的例子。
武则天弱势斗强势，助力者少；事父又事子，有违人伦；女子当皇帝，更背伦理。每一件事都是对时代和传统的巨大挑战，所以抓住人心，让人跟着走是非常重要的。武则天的方式是：紧要关头一定要鲜明地表示出自己的态度，举事之前先造舆论。
在与长孙无忌的斗争中，无忌被剥夺爵位贬到黔州的同时，他的外甥，以勇猛著名能“力搏猛兽、捷及奔马”的凉州刺史赵持满被残酷拷打，死后暴尸街头。这是武氏向异己者提出的警告——不得蠢动！宰相连外甥都保不住，谁还敢不要命和皇后作对。
这是武氏极为拿手的一着，其特点就是利用手中的政治指挥棒来操纵时局。每逢遇到棘手的问题的时候，她就鲜明地表示态度：我喜欢的是什么，讨厌的是什么；你们可走那条道，不可以走这条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反对我的，即使是宰相，也抓起来甚至杀掉；拥护我的，地位低的官员，也可以提升为宰相。
由称制的天后转向皇帝，尽管已经水到渠成，但这毕竟违背儒家千古流传的伦理，谁放第一炮，可能就留下千古骂名。群臣处在犹疑中。载初元年九月三日，侍御史傅游艺突然率领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将“唐”的国号改为“周”，赐皇帝姓“武"氏。游艺官居从七品上阶，为何能率领籍在关中的九百余人前来上书？而所言的内容又竟是涉嫌犯十恶罪的“谋反”和“谋大逆”之罪？显然，这是有人授意，有目的、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武则天的反应是对此请愿不予允许，但也不予逮捕惩治；不仅如此，她反而超擢傅游艺为正五品上阶的给事中，即一口气让他超升了十阶。
没两天，就有六万人再次请愿建立新朝。为何人数又骤增了？一是傅游艺受到的重赏刺激了人们，另一则是恐怖政策下武氏反对者的下场震慑着人们。这一威一赏如同魔杖一般抓住了人心。
九月九日，六十六岁的神皇实行“革命”，改国号为“周”。
武则天为了争取传位的顺利实现，针锋相对地对官僚展开宣传教育。这就是她为《臣轨》写的序言。《臣轨》是北门学士以皇后的名义写的。在书中，她力图在读者中树立“孝”的观念。她发现了“孝”与“忠”处于不两立的地位。她强调人们尽孝。她钦定的整个《姓氏录》门阀体系就是一个大家族，这个家族的家长就是武则天。她以慈母般的口吻让臣下同功共体。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武氏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取得胜利。
武则天还大兴神道教化的设施。她兴造天枢、明堂、九鼎、肖神，以及封禅，乃至一再改元，似乎借助这些才能获得信心，强化她的神秘力量。她觉得如此才能够向天下臣民“证圣”，才能够彰显自己是“天册万岁”。她是在自愚，更是在愚民。
李君羡事件反映了武则天要控制世人的头脑。开国功臣李君羡某日当值玄武门，时直太白星屡次在白天出现，太史乃占卜说：“当有女主昌。”民间又谣传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李世民对此很忌讳。后来得知李君羡小名为“五娘”，想起太史和谣传之言，找个借口将他杀了。到了武则天革命称帝，李君羡的家属诣阙诉冤。女皇利用此事大做文章，下令恢复李君羡官爵，重新礼葬。她是想让人们相信，她称帝是天意。其实是否真有所谓谣传，还是有人故意加以渲染，是大有疑问的。
新帝国的精神支柱是佛教。道教是李唐王室祖宗之教，可供女皇利用的有限，儒教虽广被利用，但正统儒家反对“牝鸡司晨”，故早年在母亲影响下就笃信佛教的女皇只有向佛教寻求奥援。
她的情夫薛怀义在这方面立有大功。他发现《大云经》里有女主降生成佛之文，就取旧译本加以新的疏解，巧为附会，为武则天篡位制造舆论，证明她的“革命”符合佛教的授记。他们还将武则天说成是弥勒佛转世，套用南北朝以来流行的“皇帝佛”、“皇帝菩萨”的说法，把女皇塑成当今的“皇帝佛”。武则天同意这种说法，并崇佛兴造大像，她的目的是为了佛教的政治意义——为其“革命”和统治提供意识形态的帮助，通过自己的造神愚弄和控制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