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对于心理治疗与自我改进和追求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一定要重新定义。关系复杂多变，但最有效的方式是，开始的几个星期以学习团体的形式治疗，随后进行个人治疗，一段时间后再回到学习团体。不论采取何种方式，传统的弗洛伊德式心理分析都会受到冲击。我对凭借个人心理治疗达成学习团体的某些成效抱怀疑态度，可它却永远也不会在个别的心理分析中出现。我们从其他人身上得到的比我们单从一个人身上所得到的要多，不论这个人是否具有主动性格。
关于自我的认知，有大部分是来自于他人。这些人能够敏锐地觉察我们的特质，并流畅地表述他们的观察所得，他们知道如何避免引起他人的敌意，因此在批评与指责的同时并不会激起对方太大的防卫心。我们认为所有关于追求自我认同的探讨的人——威尔斯、弗洛姆和荷妮等人——都未曾注意到，周围的人会将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反馈给我们，使我们更加了解自我。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建议在爱罗湖的一些人，若要达到最快速的自我治疗目的，可以试着用一种古老的业余治疗方式：拍下我们工作时的影像，然后讨论分析这些照片，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真正的面貌——不仅仅是认识到我们看起来像什么，我们的人格或是外在的特征，而是了解真正的自我、自我的认同。当然这种做法潜藏着危险，就像苏利文（美国精神病专家，他提出一种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精神病理学理论。他相信焦虑以及其他精神病症源于员工与其周围环境间的基本冲突。他将精神分袭解释成幼儿期人际关系出现障碍的结果，通过适当的心理治疗这些行为障碍的根源可以被认知和清除）一样错误地认为自我只是一堆可怕的镜中倒影而已。不过我认为这种错误是很容易避免的，因为拥有稳固自我认同的人，不会对自己产生错误的认知或投射，尽管很多人同意那些观点。
也许这可以用来测试自我的强度，就像艾殊的实验，众人都同意一项与事实不相符的陈述。在这种情况下，3个人中通常有2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许我们可以利用其他形式的训练，教导个人何时该相信自己的眼睛，何时又该信任他人的判断。
诚实训练或是自发训练也就是所谓的天真的认知以及行为的训练。我还想到另一种说法，就是亲密训练。我时常意识到，当一个人比较不害怕受到伤害时，就会试图解除防备，卸下伪装的面具。事实上，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友善亲近的信号，希望对方也能如此回应；对方也会说出以下的话，表示一种友善：“你的秘密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或是说：“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愚笨、很没趣的人，但是你却给人一种深刻印象，觉得你很有意思，让人不禁想要结识你。”
正如莱温（德国社会学家，以行为场学说著名。他主张人的行为应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每个人的行为与常模有不等的偏离，而每个人对自己与对环境的认知之间有所差距。为了充分认知和预知人的行为，因此必须考虑人在活动时的整体心理场或“生活空间”。生活空间中所有事件的整体，在任何时候都决定着行为）和托曼所说，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相比，美国人更需要心理治疗师，因为他们几乎不知道如何与人亲近。和欧洲人相比，美国人并没有亲密的朋友关系，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没有深交的好朋友能帮助他们分担自己的喜怒哀乐。我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美国人几乎没有密友可以吐露心事，表达内心的感受，发泄自己的烦恼。心理治疗师、学习团体或心理分析的目的，就是要改善这样的情况。莱温在很早以前就进行美国人与欧洲人性格比较的研究，我相信还有其他人注意到这一点。
举个例子来说，就其他两个我所了解的文化——墨西哥人和印第安黑脚族人。我很羡慕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的亲密友谊。我必须承认一点，无论在什么时候，任何人问我有没有知心朋友，我的答案都是我没有真正的知心朋友，虽然我一直渴望拥有亲密的友谊。当然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建立这样的友谊。事实上，我也有很多好朋友，也能和他们聊起我的生活情况。不过无论如何，却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可以像我和我的心理治疗师那样亲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花费20～25美元的钟点费的原因，目的只是希望有人能静静地倾听我们说话，做出适当的回应，让我们尽情喧泄自己的情绪，就像跟一个我们所信任的人交谈。这个人不会令我们害怕，不会伤害我们，更不会利用我们的弱点。
假如以整体文化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会延伸这种自我揭的原则。换句话说，试图诚实、与人亲近、表露自我的努力，其实是有正面意义的。没有了恐惧，心中的恐慌自动消失；当我们不必再隐瞒自己时，我们的担心和害怕都自动消失了，感觉自由多了。关于心理健全的概念，还包括表达爱的能力以及表达意见的自由，不论是好的或坏的都必须说出。真正开明的人，会自由而诚实地对待他人，尤其是小孩，并坦白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例如“这件事值得你去做好”，或者“这不是你该做的事”，又或者“你的行为让我感到伤心、失望”等。
这又让我忆起布鲁德夫所主张的原则，他认为基督教对爱的定义，其中的一条就是对任何人都诚实以待。他认为不应该对社会有任何的怀疑之心。这也是我从一个牧师卡姆那里所了解到的。显而易见的，他认为做为一个牧师，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必须完全坦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即使对方有可能因此受到伤害也是一样。所以，如果觉得某人是一个不好的老师——他总是不停地喃喃自语，你就有责任说出对他的看法，如果任他继续犯错，就不是真正爱他，而是将他推入地狱。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就必须指正对方的错误，并有足够的勇气承担伤害对方的后果。
事实上，在美国我们通常都不会这样做。我们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会批评别人。就美国人而言，一般人对爱的定义，并不包括批评人家或给予对方正确的指点。不过，如果这种煞风景的事实的反馈发生的话，它会滋生两个方向的爱。换句话说，被他坦诚批判的人，心里可能会一时觉得受伤害，但是当他因此而受益时，对你唯一的感觉只能是感激不已。例如，如果我真正犯了错误，如果你觉得我够坚强、有足够的能力、够客观，因此可以坦然无讳地纠正我，这对我意味着一种尊敬。只有那些认为我很敏感、脆弱、不堪一击、害怕伤害我的人，才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
我还记得，当我在研究所授课时，曾经因为学生从来不反驳我的观点而觉得很生气，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侮辱。我最后的结论是很想问他们：“天啊，你们这些人是怎么看待我的呢？难道你们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能力和度量接受辩论或反对意见的人？”后来我告诉他们我心中的想法，情况果然改善了许多，他们变得勇于提出意见并和我辩论，我心里觉得好过多了，当然也很感谢他们。
探讨亲密训练的议题，主要是希望能从另一种角度观察并解释这个团体。若从诚实、多样的体验和自由表达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得到的结果又会有所差异。每种角度都有它的优点，因此我们必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情，然后将其整合，最后构筑全部理论。
为了继续这种进步管理的学习团体，我有必要说明一下1938年至1939年在布鲁克林大学所进行的团体治疗实验。若从社会、哲学、开明原则和改善世界的角度而言，自我揭露和亲密关系不但有助于个人与团队的发展，更有助于发展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从员工治疗的实验中，也发现许多案例，足以证明这种自由必须纳入美国规定的基本自由权利中。每一个人都有自由、义务或权力对每一个同胞表露自己，并诚实而温和地告诉对方所给予我们的印象。这样的行为可以将全国人民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使个人的心理更为健康、团队更为完善；也是为了创建更美好的世界。
当然，这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我无法解答的问题，也许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答案的问题。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这些学习团体的学生都是自愿付一大笔钱，来到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一起上课进行训练，企图创造出一个最好的结果。在我的印象中，这些负责训练的专家和企业领导人都是高级精英，他们的能力都很强，都是具备非凡气质的成功人士。如果我们进行的是一个小规模的指导项目训练，再没有一个组合比它更适合了。
我还记得当时布鲁克林大学有一小群热心人士，共同开了一门社会科学概论的课程，内容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最初上课的学生表示这是他们上过最有趣的课程，每个学生都很喜欢这个课程，也觉得收获很大。于是校方就把这堂课变为大一的必修课。很快地，出现了严重的师资不足的问题——符合要求的指导老师严重缺乏。最后，这门课也变得毫无价值。原因很简单，第一班是由四五个经过挑选的训练员来授课，他们都是担任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但随着学生愈来愈多，所需要的训练员也扩增到50～60个，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这个工作，当然，布鲁克林大学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人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由于这些不适任、没有能力的人加入训练员行列，教学质量受到影响，进而摧毁了原来很精彩的一门课程。
在类似的团体中，我们需要的指导者必须受过训练，而且具有某种人格特质。他们必须似慈母般——愿意帮助大家庭中的任何一员，因为帮助人而感到快乐，但并非世上每个人都具有这种特殊品质。对于那些具有强迫性格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于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于某些心理不健康的患者，想要加入该团体却把事情搞砸，我们又应该怎么做？这个团体和学生本身，属于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那些只能接受具体思考的大众而言，我们该如何做？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课程内容，如果再继续下去，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在浪费时间。但是如果是顾及全世界共同进步的角度思考，而不是为了训练一群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也许可以尝试这样的实验。
同样，个别的心理治疗对改善整个世界也是有帮助的，理由很简单。由于没有足够数量的心理分析师，而少量的学习团体对于整体社会的影响而言，就像是汪洋中的一小滴水，产生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把这种实验原则延伸到其他方面，把其运用在更多的情境中。例如学校里的年轻人理念，到现在为止，我还未遇到过年轻人差劲到无法接受这样的教导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