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第2节 为官难 (2)
咸丰二年，丁忧在家的曾国藩奉旨办理团练，所练湘军转战江南，苦斗硬撑，成为清廷唯一可依靠的军事力量。而整整八年，清廷没有授给他军政实职。其实咸丰曾经要升他的官，当年湘军攻破太平军重镇武昌时，咸丰称赞他以书生之才力挽狂澜，下令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旁边马上有人站出来反对，说曾国藩在中央当侍郎，在民间还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其中的含义，咸丰自然明白。曾国藩谦辞奏疏还未到京，咸丰帝已改变主意，仅赏给一个兵部侍郎的空头职位。
曾国藩知道功高盖主的危险性，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任湘军高级干部的弟弟辞去一切军事职务，在风口浪尖上，回家避避。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浙江，清军无能，朝廷又请他出山，并授他兵部尚书一职，总算有了军政实权。
朝廷如此小心翼翼，曾国藩干脆光明正大地向咸丰表白，以平咸丰难安之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谨慎行事。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一空，朝野官员多有意见，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在进京之后做了几件事，先是退出了一部分权力，接着自动裁军四万，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入驻南京，并发全饷，还盖了贡院，提拔江南士人。这些事无非要告诉朝廷，曾国藩功劳再大，也没当皇帝的野心，主动“脱光”自己以示忠心和清白。
这几个措施一出，朝廷上下除了表扬，也没什么话可说，流言飞语销声匿迹，反而显示出了曾国藩恭谨的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咸丰又加恩赏以太子太保头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
天津骂名
围剿太平天国的胜利使曾国藩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中兴名将”、“旷代名臣”等高帽子一个个扔到了他头上。但曾国藩还是保持清醒的状态，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处处谨慎。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保身留名，但历史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先是因后来的剿捻无功遭到参劾，继而又因天津教案惹来一身骂名。
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幌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于是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满清官方没有积极镇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终于按耐不住满腔的愤恨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十名修女、两名神父，外加两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两名法国侨民、三名俄国侨民和三十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扬言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要给北京一点颜色瞧瞧。
遇到这类外交事件，晚清的外交向来缺少底气。无论谁代表政府前去谈判，一般都难得有好结果。若要让政府满意，就得得罪民众，要按民意办事，回来又得准备被撤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1870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接到了这块烫手的山芋。当时清廷内部围绕天津教案问题分成两派：洋务派代表的“言势者”，顽固派和清流派代表的“言理者”。前者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上，处处替外国人着想，把责任全推到百姓的身上；后者则是老百姓的心声，要求严惩外国人。“言势者”深合当时中国的形势，为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所采纳；后者则占据舆论的制高点。
曾国藩个人的想法倾向于前者。到天津后，他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处死为首杀人的十八人，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四十六万两白银，并派崇厚至法国道歉。这种做法就像自家孩子被人欺负了回来还遭父母的巴掌。曾国藩立刻遭到民众的口水讨伐，来自四面八方的唾骂。连他的湖南老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并将名籍削去，开除湖南省籍。这样，曾国藩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人人喊杀的汉奸、卖国贼。
当官难，当弱国之官更难。曾国藩有他的无奈，不是因为自己不爱国，不想替国人出口气，实在是有心无力。他的背后是对外国人低头哈腰，鸦片战争以来未敢在外国人面前轻易开口说“不”的清朝政府。国家在西方人面前抬不起头，作为谈判代表受制于形势，确实难有作为。
师夷之长
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方式，目的是为国家赢得喘息机会。鸦片战争后的清朝陷入一片烂泥中，国家领导对如何解决一系列问题，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移植资本主义工商业，后者则持反对态度。
曾国藩支持“洋务派”的主力，他的宣传口号是“自强”。1860年12月，曾国藩上交给皇帝一份尚未成熟的奏折，他认为借外力助剿、运粮，顺风驶船，可解决燃眉之急；另外，拿别人的技术，自己制造炮船，可以为长远打算。第二年他对上述草稿加以完善，提出当前第一大事是购买外国船炮，引进人才，先学习，后自己制造。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举礼义忠信，把它当做抵御外侮的法宝，认为学习技术只不过是表面皮毛。他们的理由比较可笑，举出庚申之变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用老祖宗的一套治国，所以必须坚决地、不可改变地奉行老祖宗的既定路线。
当然，不管是哪一派，都是封建专制的代言人，谁也不会把理论工具指向他们背后的制度，或许他们中很多人看不到、想不到这个导致落后的最根本的东西，就算看到了，有贼心也未必有贼胆。但相比顽固派在原地踏步，洋务派的眼光要高许多，进步得多，他们至少不会像顽固派光玩空虚的理论，让人听得云里雾里。
两派的口水战十分激烈，洋务派最终赢得这场争论，这是民意的胜利。当时的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主力并不在中央，而是在地方。他们是总督巡抚，手握实权。慈禧明白，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洋务运动经过论证之后，大规模展开。
1862年，李鸿章受曾国藩委派率中央代表团为到上海“师夷人之长”，学习洋人的技制，网罗各方面的人才等。曾国藩同时设立学馆，培养人才，拨出财政款项选拔精英留学。他亲手培养了许多学生，提拔了许多士子，中国的第一批留美学子就是他提拔的。另外还兴办工厂，建立机械工业，鼓励开矿。
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部政局、汉阳铁厂、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制造局、中国海军新式军舰“南琛”号、同文馆等这些实实在在的工程项目都是洋务运动中投资建设的成果。其中，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它用了三年时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洋务运动的早期主要是重工业的天下，后来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然而， 历经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最终也没能善始善终，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渠道扼杀了洋务运动。 自强求富没有达到，在曾国藩死后的第二十三个年头，甲午战争直接宣判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曾国藩所提倡的洋务运动挽救不了满清山河日下的命运，谁也不会苛求他必须成功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他毕竟是一个卫道者，没有革命的色彩。卫道者的角色更像修车匠，修修补补，必要的时候换换轮胎，但不会在自行车上装一台轿车引擎。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洋务运动带进了外国人的技术，使我们拥有自己的炮船。能做到这一点，对于没有摆脱思想和时代束缚的曾国藩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