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不少人是坐在福中不知福的，有了好老婆还想抱花姑娘，当了干部还想戴顶子，有了一官半职还想顶戴花翎，拿了薪水还想捞外快，捞了外快，还想冒大不韪抱金娃娃，结果呢，往往一方小算盘砸了自己的脚，先哥对凡此种种都是哼鼻子的。然而，他自己呢？当麻将之风吹到乡场以后，他脑子里却飘进了麻醉剂。他经不住那“彩”色围城的诱惑，心想，凭自己的智商，正是轻而易举抓钱的良机。跃跃欲试之中，几宗编织一销，便到方桌上去操凤驾龙。到底是聪明人，果然揽下不少银子。他觉得，这钱远比拿篾刀来得快，便渐渐地冷落了那引人注目的摊点。细心的妻子见他手上的工夫越来越少，便要问个七长八短。他嬉皮笑脸说：“你只认钱，何必管那么多！”妻子无语，但她觉得这钱要来得阳光，贴着阳光过日子，永远都温暖。她悄悄窥察丈夫的动静，不久，便了如指掌。她本想用猛烈的怒火烧毁丈夫的“旁门左道”，但又感到成个家不容易，且丈夫是个聪明人，只要自己稍加点拨，是能回头是岸的。她轻言细语说：“日后，你就不要上那个背时桌子了，只要你依然操持篾活，赚的钱我不要一分，你全存着，恐怕伢们有上大学的命，到时你也能风光风光。”妻子的话，先哥憋了三天，到第四天再也憋不住了。因为不需给妻子交钱，更有了上桌的底气，而且不断加码。殊不知，人家已动用了手脚上的聪明。他责怪妻子说的晦气话果然应验了，常常找妻发火，硬是让妻子不断吞泪水苦水。之后，又怀着大赶一把的心理，再决雌雄。搭档们背着他取乐：“他那是真正的跛子赶强盗，越赶越远！”果然，他那存折里的余额很快化整为“零”。越是如此，东山再起的欲望越是强烈！较量的后果，自然是债台高筑了……。人啦，一旦落入陷阱就很难爬起来。当我端上铁饭碗后听到先哥的处境，很是为他的“聪明”叹惋，他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更惋惜的是，后来，他的妻子见他已跌入无法挽救的深渊，便用鼠药给他留下一个永远的失望和悔恨……
过了些年，我回老家探亲，在乡场上见到先哥。他已显得十分苍老，仍抱着那根长长的竹棍，守望着些许显然已没有先前那么光鲜的篾什。我问他：“你还下棋吗？”他笑笑说：“正经事还是要捡起来的。这下棋呵，能悟到人生，一步走错，全盘皆输……”我又不该问地问他；“还上桌子吗？”他慢慢地摇头：“对不住那堆黄土和伢们啰！”他说：“妻子服毒的事，一直瞒着伢们，他们却又常常打听：妈妈是得什么病死的？不好交代呀！”先哥终于从梦中醒来，他在剐骨疗毒。
又过了几年，我在乡场上见到先哥，他的脸上已大有起色，像是年轻了10岁。更未见常抢着的那根竹棍。看来，人生的创伤只有自己医治才能真正的愈合呵！他的细背篓已恢复了昔日的光彩，又成了抢手货，还收到了什么订单。我看他对弈，尽管已过花甲，仍没几个是他的对手。都说，他的棋比往年更有长进，下得活，尤其残局下得好。我虽然不是博弈高手，但能悟出先哥的棋道。我看到了一个伟丈夫的尊严！
2009年
他们，让我感动
——“鹤峰作家群”印象
写这篇文章很难。因年事已高，记忆的神经渐渐失去无论如何也支撑不住的功能，好多让我感动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丢到爪哇国里去了，现在要写出来的，不过是些皮毛而已，这就大大有负于“他们”；加上自己被“感动”之后，没有做出什么有分量的事来去感动别人，这实际上也是有愧于“他们”的。即便如此，我还是作为一种感情回报。将“皮毛”现于笔端，让读者从“他们”这一群人中多少感悟到一些弥足珍贵的情愫。
一
他姓李，就是当了老百姓说的“相当大一级官”以后，文艺圈里仍叫他传锋。父老乡亲也传锋前传锋后的。大家都这么叫他，说明他对人的亲近，没有半点架子，不像有的人有了一官半职，走路都“张着翅膀”，父母不呼他的官名都有点不自在。当然。大多知道他的学生和一班文学青年还是叫他李老师，那是一种敬佩，从内心觉得他是一位德艺双馨，诲人不倦的师长。
我和传锋是在同一个县吃包谷合渣长大的，又都上同一所初中、高中、大学。虽然出生不在一个乡，读书他又比我低一届，但他的德、智、学，我都了然在心，而且暗自引为楷模，学习他的若干长处。
曾经，那场“横扫”的“大革命”，把若干天之骄子拒之造栋育梁的大门之外，传锋自然也不能幸免。他安心在乡土耕耘着希望。然而，“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当那个令人寒心的年代结束之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高等学府的佼佼者。之后，从《长江文艺》、《今古传奇》、湖北文联的台阶上一路走来。他那“织锦”“造砖”的功夫，不仅在中国作家队伍里可圈可点，而且作为领导者、组织者，为湖北乃至中国文学的繁荣不断然起火炬，为湖北乃至全国若干文学追随者步入文学圣殿铺设了平稳的坚石，架设了“天堑变通途”的桥梁。
传锋是从鄂西大山里走出去的，他深知这里有着文艺创作的深厚土壤和源泉。然而，当他在《长江文艺》圈点数以万计的文稿时，对鄂西的寥若晨星不能不感到一位赤子的深深遗憾，或许出于一种责任，或许出于不服气，他要亲自动手，在故乡筑起文学殿堂。八十年代中期，他带着一批作家、编辑风尘仆仆一头扎到咸丰，办起了文学笔会。他们用文学催生之术，不仅锤炼了一批“作品”，更重要的是点燃了一批文学志士的创作激情。我作为一名“学”者，竟以短篇小说《盖面肉》刊登在《长江文艺》上。我深知，这是传锋用心血点染成的，不仅是对我的鼓励。当王月圣、简兆麟、吕新琼、龚光美、杨秀武、向国平、吕金华等一批鄂西文艺创作的代表人物走进作家队伍时，他们忘不了传锋为他们淬火的拳拳之心。1992年，当枫叶醉红鹤峰山水的时候，在传锋的“撺掇”下居然把“激流三部曲”的大作家、省作协主席鄢国培先生请上了鹤峰文学创作的讲坛，让他给十多位文学生力军面授机宜，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接着，他又一鼓作气，请来一大批同仁，举办民族文学笔会，为“土”作家们扬鞭催马。之后，龚光美先生用几部长篇小说打破了恩施州无长篇小说登大雅之堂的沉寂。接下来，邓斌、杨秀武、向国平、梁寿臣等一批本土精英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及至2008年春，鹤峰推出茶叶节与文学笔会双璧争辉的盛会。传锋又来了，与他一道拨冗光临的，有来自北京、武汉的十余位作家及资深编辑。他们是同仁，是朋友，如果没有传锋的邀约，怎会显示一个“阵营”的强大？如果没有他的全程作陪并一往情深的“一传手”式“山美、水美、人美、情更美”的人文信息，又怎能让久居闹市而难闻乡土的大手笔们生出若干依恋之情？许是名师指点，不久，参加笔会的吕金华便在2008年《长江文艺》上亮了个头条。鹤峰十多位文学后秀亦大受其益，若干鲜活的铅字不断在报刊亮相。“鹤峰作家群”里，有了后生可畏的铺垫。
为使鄂西文学与改革开放同增辉煌，或办笔会，或采风，传锋的足迹深深留在恩施州八个县、市的乡土上，他用责任心和情感的璎珞，协助各级决策者串起一个日益壮大、令人刮目相看的“恩施文学阵营”。他是鹤峰籍首位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的佼佼者，此奖为“骏马奖”的前身，包括邓斌、向国平、杨秀武，小小鹤峰，已飞出四匹“骏马”！全国还有哪一个县竟有如此辉煌？
作为省文联的决策者之一，传锋用心血浇灌着文联基层组织，眼看八十年代快要结束，鹤峰组织史上，文联还是一片空白，有志于文艺创作的人们不啻大旱之望云霓！传锋怀着自责之感，一方面同县里的决策者共谈机遇，共话“责任”，一方面鼓励我这个宣传部副部长“先把摊子铺起来再说”。1987年县文联的牌子终于挂起来了。省文联宁愿自己勒紧裤带过日子，及时资助两千元作为铺底活动经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铺垫呢？情感？责任？期望？鞭策？我这个兼职主席心里最明白……
就是这位传锋，他的根总是牢牢扎在乡土，这也是文学之根呵！
二
我步入社会不久的七十年代初，作为县文教科的“特令全权代表”，担当起一个教师培训班的使命。四五十名来自全县的代课、民办教师，聚集在走马中学的教室里，接受着“转正”前政治思想的特殊训练。有一位能说能写，能歌善舞的学子，让人钦羡不已。他便是现为州政协副主席兼州文联专职副主席的王月圣先生。那年，他才二十出头，中等身材，眼眸闪着睿智的光芒，劲“牯牯（鼓）”的，硬是打得死老虎。
月圣是走马镇白果街上人，与我老家古城村相距十余里，白果街市昔日称“小南京”，一条石板街有一里多长，比旧时走马街市起码长一倍。当然，现在倒过来，是小巫见大巫了。白果坪离湖南石门不远，每逢二五八场期，湖南湖北来这里赶场的人人山人海，他们交换着物质，也交换着人文。因而这里盛产文艺人才，除了老艺人，七八十年代一“窝”出的，就有月圣一根藤上的上十口，其兄、姊，都是县文工团的编导演栋梁，他们的后代，亦有独到的演艺天赋；还有赵氏兄弟，平国集编导演舞美功夫于一身，近十年来又主攻烙画，成就斐然。弟平安，是州群艺馆音乐人，作曲家；还有樊氏、胡氏、林氏家族等等。狮子灯、花鼓灯、围鼓、薅草锣鼓，被他们玩活了，大型州庆活动，都少不了要让他们一展民间艺术的精湛风采。
受故乡特殊人文环境的熏陶，月圣对文化艺术情有独钟，当他调到县文化馆以后，便如鱼得水，除了参加一些演艺活动，他致力于民族民间文艺的收集整理，几年功夫，便把他主编的民间故事集《白鹤井》《细柳城》、山民歌集《望花楼》、革命故事集《满山红》、民俗集《金包银》呈现在人们面前。那时，我有幸“谋”到一套，可后来又被别人“谋”（借）走了，失去了“把本经”。至今，常有“谋”心者向我借读，我只得苦笑着摇头，可见其作品的价值。抑或有二道贩子用他的心血装点自己的门面，他权当自己是个聋瞽之人，一概不予追究。
那场“横扫”的“大革命”，不仅扫掉了月圣的大学梦，连高中的文凭也不能得其所哉。而他并未作长叹息，更未看轻自己。不知什么时候，他萌生了作家梦，为了弥补先天不足，他拼命用知识打造自己，只要见到国内外文学名著，卖短裤都是要买一套的，久而久之便可用汗牛充栋来诠释他的藏书。书上的人物、情节、文字，全成了他的财富。脑子里活跃的，是几个世纪国内外的风云。有了底气，就跃跃欲试，用自己的生活积累，去开辟一个新世界。当短篇小说《唐喜娃拜年》跃上《长江文艺》时，人们都刮目相看了，他肚子里原来蓄有那么多墨水；接着，中篇小说《相识在高之山上》又被《长江文艺》头条位置登载，不仅提高了他的身价，也为乡人大增其光，有着大学文凭的我辈，更深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来自一位奋斗者的激励，该是多么重要啊！
在靠文凭吃饭的年代，文凭成了当官的阶梯，因而，社会上演绎着不少卖文凭、买文凭、凑文凭、比文凭、炒文凭的轻喜剧。假文凭坐上席，真文凭端盘抹桌的人事错位屡见不鲜。然而，实力派毕竟有着自身的价值，是金子就会闪光。月圣入主州文联，其筹码不是文凭，不是关系，而是实力，正因为如此，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于公，长期主办《清江》文学刊物，使许多文学新人以《清江》为跳板，冠冕堂皇的进入文学殿堂；于“私”，他出版的小说、散文及其他文学作品，已有四、五百万字了。
近日，又从报刊上读到他为邓斌文集《巴人河》、杨秀武诗集《巴国俪歌》所作的评论，无论是从审美角度的独到发现，还是对作品文化内涵地挖掘，以及语言文字的考究，都足见其功底的越来越扎实，或许，不久的将来，他会多一项文艺评论家的桂冠。作为同一个乡镇走出来的人，我引以自豪。
三
打开头脑中的“文件夹”，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跳了出。文武两字袂在一起，便是他的名根，文字在左，更是他的命根。
八十年末，鹤峰掀起一股人才“引进”热，邓斌便是被这种热潮推上前台的一位。他来于恩施那个高寒的石窑，或许因为多少有点傲岸与“放狂”，故乡没把他当鹞子，他“飞”离得很顺当。
他被安排在县城容美中学从事语文教学，一面“舌耕”一面“笔耕”，步入了艰苦而饶有兴味的耕夫生涯。或许是气味相投，几位爬格子的不群之徒常常有约无束地在一起谈文学，谈创作，谈钱权交易之下我等清风之辈的志趣。于是，他初试锋芒，以精巧之笔，浩浩渺渺写社会，洋洋洒洒描人生。很快，《峭壁上，那株老树》、《想起故乡的子母潭》、《字谜》等散文、短篇小说，见诸全国性报刊。《峭》一文获198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散文“新叶奖”，《想》一文由《散文世界》隆重推出后，又编入漓江出版社《当代青年散文一千家》。《字谜》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多人集。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频频出手，散文诗《虹影》获1992年香港中外文学作品展二等奖，杂文《赛马序曲》获1992年《半月谈内部版》杂文征文一等奖，散文《山中一盘棋》获1995年《中国教育报》征文二等奖，散文《另一种人生》载1995年《中国校园文学》，并入围1996年第二期《散文选刊》。《人民文学》、《民族文学》、《长江文艺》等数十家报刊纷纷发表他的作品。不几年，便相继出版了散文集《凉月》，短篇小说集《雨苍》等大部头。他的勤耕精神和深厚功底，影响着鹤峰乃至全州的许多文学爱好者，自然也让笔者倾慕不已！感动不已！
那时的邓斌，毕竟是教师，他钟情于写作，更钟情于育人。他热切地希望在鹤峰这块厚土上，跃起一批文学“后秀”。于是，1992年春，在县教委及单位领导的玉成下，他主持的“鹤峰青少年写作学会”应运而生，仅四五年，就发展会员200余名，举办笔会上十期，产生作品万余件。其中，2人获全国中学生读书竞赛二等奖，1人获三等奖，2人获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拔赛作品大奖，1人获《中国初中生报》征文二等奖，6人获首届“华夏青少年作品大奖赛”优秀奖，12人获第二届“华”赛优秀奖和组织奖，20多人次在州级写作竞赛中获25项奖。更有一枝出墙红杏——该学会主编的中学生日记选评《春天的絮语》一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洋洋20万言，或记人、或叙事、或写景、或状物、或抒情、或议论，各立专章，为中学生树立文体写作观念颇具引导作用，发行后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