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不是处世圆滑、态度暧昧、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而是一种通权达变、持中稳健、理性慎重、包容调和的为人原则和方法，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德行和智慧。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做人不能一点都不在乎，游戏人生，玩世不恭；但也不能太较真，认死理。太认真了，就会对什么都看不惯，连一个朋友也容不下，就会把自己封闭和孤立起来，失去了与外界的沟通和交往。融而圆通，和而不同，不偏不倚，既无过头，又无不及，圆融之中坚持原则，原则之下讲求圆融，方能四平八稳，谋得人生的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
人和万事兴，谨遵以和为贵的法则
“和”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影响深远的理念，这种理念渗透在人们心中，表现在各个领域。
“和”首先是一条经世致用的原则。
儒家有句名言叫做“和为贵”。兵家有个理论叫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治家者有一条经验：“家和万事兴。”经商者有个信条：“和气生财。”治国者讲究和平。由此可见，谋“和”是人生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和”是贤者仁人所追求的境界。在我们周围可以找到许多以和为贵的凡人，在历史上，谋“和”，求宽容、大度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这一切无不在昭示人们“以和为贵”，不要以邻为壑，它能平息仇恨的怒火，使死对头之间不再冤冤相报，相逢一笑泯恩仇，握手言和。
日本人也很重视“和”，甚至有的企业家把它当作自己的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但中国人主张的“和”与日本人所尊崇的“和”有所不同。日本人的“和”是指完全抛却自己的主张，众口一词，赞同团体的意见，最终达成了一致的看法。这种意思比较接近孔子提出的“同”。“同”是没有自己的意见，盲目附和别人的态度，人云亦云。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指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又能与周围的人相互协调，“和则生物，同则不济”。
“以和为贵”也是治国者的方略，因为它蕴含和平、太平、平安之意。治国者都希望国内太平，永无纷争；国家之间“和平发展”，没有战争。林语堂认为“和平”是人类的一种卓越认识，中国人尤其酷爱和平，不爱挑起战争，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民族。受“和为贵”理念的浸润和熏陶，使得人们从小就养成一种以和为贵的人生理想，他们不嗜战争，一名寻常中国儿童能知一般欧洲白发政治家所未知之理，这就是不管战争是为国家还是为个人都会使人残肢断体、丧失生命。
“以和为贵”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上。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和生存质量，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和危害，空气污染、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用“和”的理念来整合人们的思想意识，指导人们去行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和”在今天仍是一条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复杂化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种种不和，不和就会产生分歧，有了分歧就会导致摩擦，摩擦导致矛盾，矛盾激化就会导致争斗。特别是当人们之间有利益冲突时，斗争就难免了，而且斗的方法也举不胜举。有明争也有暗斗，然而，不管是哪种相斗方式，都会伤了彼此间的和气，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做人应求“和”，而不求“同”，要和而不同。提倡“和”，不是要求人们都抱成一团，讲求一团和气，不是无原则立场地妥协和谦让，而是为了追求一种团结进取的和谐人际关系，追求工作上的互帮互助的氛围和对人对己宽容大度的气量。“和”是成就大业的良好环境，是每个人都渴望追求的目标。一个和睦的家庭，会令人感到温暖；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会使人感到舒畅；一个和平的环境，使人安心地搞建设；一个祥和的气氛，让人世充满了温暖。
秉承中庸之道，融而圆通和而不同
提倡“中庸之道”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因为这一思想曾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处世圆滑、态度暧昧、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而遭受人们的大加挞伐和批判。其实，从“中庸”思想的本意看，它并不是“奸猾”，置仁义于不顾，为保全自己而明哲保身，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德行和智慧。
何谓中庸呢？孔子认为“中庸”即为“中和”。孔子说：“中”是有喜怒哀乐之情而未表现出来；“和”是感情表达时合乎节度。“中”，是天下事物的根本；“和”，是天下遵循的通则。如果人们能达到中和的境界，那么，天地间的一切就会各得其所，万物也就顺其自然而生了。
凡事，取乎中，是应对时代和任何事情的良方。中是不偏不倚，不左倾也不右斜的。非中则不能正，非正则不能稳，非稳则不能久。人生处世的要点，就在于“执中致和”。传说，远古时期的舜帝就是一个善于遵循“中庸之道”的智者，他不仅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同时又能加以审视，扬其善，隐其恶，取其中，而施行于民，从而使天下化而治之。治理朝政者若能采用“中庸之道”，就可以处于无为而治的自由境地，避免过于专制，过于偏激，过于依恃，表面看似愚拙，内心里却实在是一种智慧，一种明亮。
孔子对“中庸”的评价甚高，他认为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德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过它，若能把握中庸的道理，就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界。但是，一般人又很少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这就是说：聪明的人过于聪明，认为它不值得去实行，而愚蠢的人又理解不了。君子和小人在这方面表现就截然不同。君子的所作所为都合乎中庸之道，而小人的所作所为都违反中庸之道。君子之所以能合乎中庸之道，是因为君子能时时居于中，不过亦无不及；而小人所以违背中庸之道，是因为小人对什么都太在乎或肆无忌惮，不知也不遵循中庸的道理。孔子深知“中庸之道”不是谁都能明白的，也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只有那些有修养的君子才能够坚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导向容易使人们急功近利，追求表面的外在的东西。而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又容易使人们往往简单地理解矛盾的两个方面。对满足、成功、富贵、权力等，总是期望达到顶峰，人人在我脚下才好，而对空虚、失败、贫穷、低下等，则唯恐降临自己身上。这样，他们处高位不觉得满足，处低位反而一蹶不振。这两个极端都不会使人安宁和快乐，并且，对位高者而言，他们难以守成，很快会转入低下；而对位低者而言，他们欲速不达，结果是成功也好失败也罢，一切都处在不安与失意之中。他们所缺乏的正是先哲提出的并加以践行的“中庸”智慧。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原则之中有灵活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做事都会坚持原则，但容易走极端，把原则抬高到一个不适当的位置，结果造成许多不良的后果。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原则的本质内涵。启蒙老实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使他们从以原则为纲转向以结果为本。
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性格比较耿直者往往给人以一种不近情理的感觉。他们冷面无情又一片公心，他们顽固不化又能以身作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我们的确需要一部分这样的人坚守住某些信念的堡垒，但是同样出于这一角度，我们更希望他们能以更加灵活和务实的态度把这些原则变成使众人受益的现实。
显而易见，片面坚持原则的做法有一定不良的后果。从社会来讲，它事实上阻碍了创新和尝试，因为任何新生事物总是以异于传统的面目出现的，不能学会宽容和权变，就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妨碍进步的力量。从个人角度来讲，片面坚持原则使自己应该做成的事没有做成，自身利益反而受到损害，整个事业也因人际关系僵化而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空有大志而无从实现，最终想坚持原则亦不得，更不要说影响社会了。
有的人为何对原则看得这般重要而近乎神圣？归根结底乃在于缺乏对原则本质的真正理解，其坚持原则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情绪化的盲动。
原则不是绝对化的。无异，坚持原则、遵守规则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秩序，但如果对原则绝对化，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一潭死水，不再有热情、冲动和生命力；可以说，一个社会需要某种程度的非原则的、反原则的行为，这些行为的存在有利于我们社会的完善和进步，这就好比是生物界里狼群的存在会使鹿群更加健康强壮一样。有些时候，我们为了一个更高的原则很可能就要短暂地牺牲一些其他的原则，这不可避免。老实人由于不懂社会运行的两套法则，不知道社会运行既有其原则性的一面又有其非原则性的一面，更不明白非原则的东西有时会更能促成某种理想的实现，他们只是一味地排斥现实法则，一味地抱住死原则不放，结果给自己带来了许多悲剧性的后果。比如，善良是一种美好的品德，但对谁都善良岂不是自讨苦吃，农夫和蛇的故事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吗？
原则不是绝对的，还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地点、对象的变化，原则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从时间角度来看，现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人们认为只要有电灯电话就是社会主义了，而现在家电一应俱全也只能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水平。以地点角度来看，“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领域将会产生大不相同的结果。以对象角度来看，同样是“爱”，对父母就意味着孝敬，而对孩子就很可能成为引导其正确成长的要素。老实人不理解这一点，他们坚持原则往往是千篇一律的，不分对象，不看具体情况，硬要把活生生的现实套入同一个框子里，做事怎么能够成功？又怎么会不引发与他人的矛盾呢？
原则不是绝对的，还在于原则自己并不能证明自己，原则是好是坏必须要用实践去检验，要看结果怎样，效果如何。如果效果不好，那这个原则有可能就是假原则、坏原则、有缺陷的原则。
如果不知变通抽象地、教条地坚持原则，会使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一次次地碰壁、吃亏。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一情况呢？
首先，应该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大原则保持的情况下，在具体问题上则可灵活掌握，在某些情况下，还要敢于突破原则。讲究灵活性，就是要掌握方式方法，要学会用多种手段去达成同一目标。
其次，应注意关心结果。在行事之前多考虑一下效果如何。毕竟我们做事是为了成功，只有成功了，我们才有可能增强自己的实力，才谈得上进一步地坚持原则。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打仗要以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为目标，而非为争夺一城一地之得失，为了消灭敌人，我们还可以主动让出一些地盘，使敌人背上包袱。一旦敌人的有生力量受到重创，那些地区迟早还是我们的。毛泽东对战争艺术的这种高超领悟在我们今天仍是颇有启发价值的，老实人应该学会理解其中的精髓，并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去。
圆通而不圆滑，做人不能太世故
做人做事必须圆通，只有圆通才有方式方法可言。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分清是非，建立自身的道德准则和价值标准，这是“方”，“无方则不立”。但是，只有方，没有圆，为人处世只是死守着一些规矩和原则，毫无变通之处，过于直率，不讲情面，过于拘泥于礼仪法度，不懂得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把握，则会流于僵硬和刻板。比如，郑人买履的故事，他在去市场买鞋之前，先量好自己脚的大小尺寸，等到了市场才想起自己忘了拿尺码。卖鞋的告诉他为什么不用脚试一试呢？他回答说，宁可相信尺码，不信自己的脚。还有刻舟求剑的故事等，就是指这种做人拘泥于已有的条条框框，刻板、僵化、不知变通。做人，要学会圆通，但不能圆滑。
圆通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持经达权。它意味着一个人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对社会有一定的适应能力，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复杂的局面能控制得住。
圆滑这两个字，人们一般是不太喜欢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圆滑呢？它是指一些人在做人做事方面的不诚实、不负责任，油滑、狡诈、滑头滑脑。圆滑的人外圆内也圆，为变通而变通，失去原则。有圆无方失之于圆滑。离经而叛道，表面上看是对人一团和气，实际上已丧失了原则立场。
圆滑是一种“泛性”。它可以表现在一个人如何做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之中：既可以表现在人的“政治行为”之中，也可以表现在人的“工作行为”之中，还可以表现在一个人待人接物的细小事务之中；有成熟意义上的圆滑，如“老奸巨猾”，也有一般意义上的圆滑，如为了占小便宜之类的圆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