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练之后的经验之谈。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1851年），在长沙办团练时，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他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
“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原因不外乎两个原因。”这种深刻的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曾国藩第二次墨绖（dié）从戎后，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
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给诸弟报告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写道：“吾自 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 十年（1860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简大臣来江南会办。
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说：“我也不甘作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萎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太重，不这样做就危险。”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总之，曾国藩一方面执著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实践出真知
有人曾经这样说：“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往何处去，便不会达到什么特殊的目的。”
想法太多，或者要想实现的目标太多，跟没有想法、没有目标其实是一样的有害。
在遭遇挫败的一段时间，过去的一切似乎总是挥之不去，我们仿佛被钉死在上面了。我们会一直思考，又不时做一些修正。似乎在我们有行动能力之前，必须先回顾过去并且了解它的意义。所有的人都注定要成为自己一生的历史学家。
遭遇重大的挫折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对自己诚实。除非我们解答出何以失败的问题，否则就无法把失败变成成功之母。
只有用分析家冷静的眼光，而不是情绪化的埋怨责备，才能把我们从失败的性格之中解放出来。为什么聪明的人会失败？原因有一大箩筐，它无疑比我们在此所提到的更多。失败实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即使最棒的人也在所难免，能够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才是了不起的事。
聪明人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能够记起自己在性格上的失败教训——例如坠入空想。
曾国藩最不喜欢经常空幻想、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亲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
曾国藩处世的成功，和他主张的做事必须躬亲实践有关。关于这一点，清末的蔡冠洛说：
“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定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前年他回去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镇东南，他自己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
亲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国藩说：
“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亲身人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刘铭传率师追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曰：“见鲍春霆欤？”曰：“然。”曾又曰：“穿黄马褂耶？”曰：“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煌，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但不可不知之。这件事可谓是曾国藩口到的生动表现。
做事能亲身入局，且能行得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
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地体会到亲身实践的重要。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啊。”曾国藩在做两江总督时，也曾经说：“做官应当从州县做起，才能够立得住脚。”
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具体事情亲身入局的办法，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入局的意义。为此，他入了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入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为一位人生的强者。
慎之又慎
曾国藩最讲究谨慎守拙。在军事上，他专在“稳慎”上用心，最戒浪战。而在官场，曾国藩则讲究“藏巧于拙，用晦而明”，避免才华过露，招人嫉妒。尤其是在湘军击溃太平军，名震朝野之时，曾国藩更是战战兢兢，避免因此招至祸灾。
曾国藩深知官场险恶，故凡事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此为其反败手腕之一。他认为平定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则听之任之，而关键是怎样收场。他认为：“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意思是：我曾观察《易》经中讲的道理，考察盈虚升降的原因，才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
激烈碰撞，两败俱伤。虚虚实实，攻其不备，乃为高手所为。曾国藩主张“以虚应实，心神不乱”。积聚心力，放眼红尘，是圣人所为。
君子才华不露，聪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这大概可以形象地诠释“藏巧于拙，用晦而明”这句话的具体涵义。很明显，这里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在名震朝野之时要懂得藏锋露拙，明哲保身，切忌锋芒太露。
“慎独”是曾国藩人生哲学智慧的最好体现。曾国藩一生谨慎处世，藏巧于拙，小心交际。曾国藩曾曰：“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他在给自己弟弟的信中说：择友须慎之又慎。
“慎之又慎”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曾国藩在行为上求“稳慎”，在言论上反“不慎”。人世如此艰难，曾国藩不得不处处谨慎小心，避免锋芒太露。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一副名联，也是很好的格言。吕端是宋朝的名宰相，看起来笨乎乎的，其实并不笨，这是他的修养，在处理大事时，也是绝不糊涂的。而诸葛亮则一生谨慎，是学谨慎的一个好榜样。
事事谨慎、时时谨慎，是曾国藩人生的一大特色，特别是在择友、说话、为官、处世四个方面。
择友须慎。1843年2月15日，曾国藩在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没有朋友不行，有坏朋友更不行。因此，择友不可不慎，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曾国藩任京官期间，广交益友，与京中名士倭良峰、何子敬、吴竹如、何子贞、江岷樵等数十人交往甚密，获益良多；带兵之后，与胡林翼等人结为至交，世传《曾胡治兵语录》中曾胡并提，也可见二人关系颇好；曾与学生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虽名为师生，实则私交也不错。左宗棠与曾有过矛盾，但曾去世后，左宗棠在挽联中写道：“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是他们友情的最好见证。曾氏之所以能“武功灿烂、泽被海内”（蔡锷语），与他广交益友是分不开的。
孔子对“朋友”的解释是“同学为朋，同志为友”，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同学的含义有所变化，但他把朋友分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这与今天没有什么不同。孔子说：“同正直、讲信用、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有好处；同阿谀奉承、当面恭维背后诋毁、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便有坏处。”因此，择友应当谨慎。颜之推说过：“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故君子必慎交游焉。”墨子认为人性如素丝（白丝），染于青色为青丝，染于黄色为黄丝，放进不同颜色的染缸里染过后，就成为不同颜色的丝了。不只白丝如此，“士亦有染”，染于良友，跟着学好；染于不良之友，跟着学坏，“故染不可不慎也”。不仅君子择友须慎，一般人也如此。荀子说：“匹夫不可不慎于取友，友者所以相佑也。”
说话须慎。曾国藩要求弟弟要慎于言，并引用孔子的话，让弟弟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情况掌握得不确切时，决不妄下断语，评头品足。这是曾国藩越过满汉矛盾险滩的一贴妙药。
这段话的背景是：1860年春夏之交，英法两国以“修约”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于4月22日占领舟山，5月27日侵入大连，6月8日侵入烟台，8月1日占领北塘，8月21日夺得大沽口炮台，24日攻入天津。9月18日攻陷北京东面的张家湾和通州，21日进至距北京只有数十里路的八里桥。次日，咸丰帝被迫到热河“避暑”，只留下弟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驻守北京。这次英法联军攻取北京，完全是由于僧格林沁及胜保所部兵败所致。国弱被人欺，马瘦被人骑！僧部在天津、通州各役，虽均惨败，但确是“挟全力与逆夷死战”。曾国荃得知兵败的消息后，对僧王很是埋怨，并称僧王已不被皇上重用云云。曾国藩严厉地告诫弟弟不要乱讲，一则这不利于缓和满汉矛盾，二则曾国荃之言确有不对的地方。细想当时天津、通州各仗，僧部均前赴后继，牺牲惨烈，假若将士们装备稍好一些，必会有另外的景象。今日圆明园的断壁残垣，正是在告诉人们这段历史，不停地警示后人：落后就要挨打！
为官须慎。曾国藩曾对其弟曾国荃说过：“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对于功名利禄，曾国藩追求“花未开全月未圆”，不使之盈满，而应留有余地，他又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宜从畏慎二字痛下功夫”。这些话都反映了曾国藩身居高位，但仍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
对于“畏慎”二字，曾国藩说最应该畏惧谨慎的，第一是自己的良心，他说过：“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第二是“左右近习之人，如巡捕，艾什，幕府文案及部下营哨官三属”。第三是公众舆论。畏惧这三者，自然能做到为官谨慎。
曾氏兄弟攻下南京后，当时的客观环境对于他们非常危险。一方面，那位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非常厉害，特别难侍候，历史上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故事太多，曾氏不能不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外面讲他们坏话的人也很多。尤其是曾国荃把太平天国王宫和国库里的许多金银财宝全都据为己有。这件事，连曾国藩的同乡好友王闿运也大为不满，在写《湘军志》时，固然有许多赞扬，但把曾氏兄弟及湘军的坏处也都写进去了。
曾国荃的修养到底不如长兄，一些重要将领对于外面的批评非议都受不了。他们中有人向曾国藩进言，何不推翻满清，进兵到北京，把天下拿过来，更有人把这意见写成字条提出。曾国藩看了字条，对那人说：“你太辛苦了，先去休息一下。”打发那人走后，将字条吞到肚中，连撕碎丢入字纸篓都不敢，以期保全自己和部属的性命。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一个“慎”字。
处世须慎。曾国藩要求长子曾纪泽言谈举止须厚重，戒轻浮。这里“厚重”固然有老成练达的意思，但也寓含着事事谨慎的含义。1848年夏，曾国潢到县城办事，与地方官有来往，曾国藩写信要他：“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钦，到处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茅庐，尤宜慎之又慎。”此前一个月，地方官给曾家加了赋税，曾国藩写信要求家中三位弟弟（澄侯，沅弟，季弟）：“新官加赋我家，必答应，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场。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庭，乃为得体。为民除害之说，为所辖之属言之，非谓去本地方官也。”1864年5月9日，曾国藩于军务繁忙之际，特地写信给家中主持家中事务的澄弟，要求他在家乡不宜轻易抛头露面。他写道：“吾与沅弟久苦兵间，现在群疑众谤，常有畏祸之心。弟切不宜轻易出头露面，省城则以足迹不到为是……不可干预公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