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林启在杭州办新学，所使用的得力助手多是福州出来的具有新思想、新学术，且文行俱佳的乡人，著名者有林白水、林纾和长乐高氏三兄弟——高凤岐（啸桐）、高而谦、高凤谦（梦旦）诸人。创办求是书院（今浙江大学前身），林启本着“务求实学，求是去非”的宗旨，由高啸桐任书院总教习，高而谦、高凤谦与林白水都任汉文教习。书院发展顺利，影响很大，林启遂让高啸桐任总办，自己则着手开办蚕学馆（原杭州丝绸学院、今浙江理工大学前身）。他为扭转“国家利益外溢”局面，带领4个儿子，致力于改良本地蚕种，引进日本先进养殖、织造技术，培养桑蚕专业人才。1897年8月，杭州蚕学馆在西子湖畔开学，即被誉为“开全国蚕桑改良之先声”，媒体评论“中国的蚕丝，将要重新崛起”，各地纷纷效仿，其毕业生遂成为各地蚕桑新学校的教学或技术骨干。杭州蚕学馆为我国近代蚕桑业和丝绸织造业的发展奠定基础，林启因而被誉为我国现代蚕桑、丝织业的奠基人。1899年，林启又带领高啸桐等人创办杭州第一所现代中学“养正书塾”（今杭州高级中学前身），塾名取自《易经》“蒙以养正，圣功也”义。1901年，改称杭州府中学堂。林启在办学期间，还从求是书院与蚕学馆选派优秀学生，到日本留学。许多师生成为有志青年，积极参加辛亥年前后的改革维新与反清革命运动。学校为近现代革命事业培养了众多政治、军事、文化人才。林启逝后，杭州人褒扬他“谋邦资卓识，兴学启新知”，力争将他留葬西湖畔，兴建孤山“林社”以祀之。
高梦旦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高梦旦（1870～1936），名凤谦，以字行，长乐人。1896年随长兄高而谦（字啸桐）应杭州知府林启之邀，进其幕府，帮助创办求是书院、东城讲堂和蚕学传习所。1902年任浙江大学堂教习。1903年率学生赴日留学，在日本考察。归国后，应张元济之邀，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国文部长，实任所长。他延揽大批编译人才，其中有10多位闽人。张元济倚高“若左右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高认为，日本兴盛得益于教育，应该从根本的小学教育抓起。为编辑小学国文教科书，他认真制订计划，多方面收集材料，每写一篇课文，都与编辑们讨论、修改，征求同事孩子阅读意见，编成多册小学国文教材及各种教材、教师参考书、学生自习书。他与同事们共同编辑出版数十种小学国文教科书，都很畅销，风行教育界十几年。高梦旦还倡议编纂《新字典》、《辞源》。他组织50多人，历时8年，编成680万字的现代《辞典》，深受读者欢迎，销售很广，至1949年，重印达400万册。在编写词典过程中，他将《康熙字典》的214个部首归并为80个，确定其上下左右部属，设计出四角号码的雏形。1919年，他推荐王云五接任后，得知王也在研究汉字号码检字法，遂将自己钻研多年的资料，毫无保留地送其参考。王据以补充改进，创造出“四角号码检字法”。不久，商务印书馆出版《四角号码学生字典》，颇受学生欢迎。商务印书馆为近现代出版物的印刷与传播作出了贡献，影响很大。高梦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乡人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共140多种；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西方八大名著，也是首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严译名著与林译小说出版后，开阔国人眼界，产生巨大反响，开创了翻译和阅读世界文学著作的新风尚。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大大提高了在国内文化界的声誉与地位。
闽中志士仁人在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文化活动还在于兴办新学。严复在1895年的文章中，就痛陈“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猛烈抨击科举制度。他强烈呼吁应当“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兴新学意在“变科场之例以求人才”，使“千载一遇之革新不归空论”。明白宣示办新学是以维新变革为目的。他的变教求才思想在福建影响尤大。陈宝琛（1848～1935）也认为西学有“疗贫起弱之实力”，主张“朝野上下，尽识夷情”，“务以培人才、广教育为职志”。而且提出建立中国新式学校教育制度，才能培养有用人才的主张，乃近代最早的教育制度设想方案。1895年，陈宝琛出任鳌峰书院山长，从此开始参与并主持创办新学的活动。1896年，陈宝琛与严复、力钧、林纾在福州南台创设苍霞精舍（今福建工程学院前身），新学堂开设中、西两类课程（国文有经、史、时务等课，西学有英文、日文、算学、地理等课），后因学生日多，迁乌山蒙泉山馆，改名福州绅立中西学堂。苍霞精舍是福建最早开办的新式教育普通中学堂，在福建“实开风气之先”。陈宝琛与刘学恂于1898年7月又捐资在福州创办以学习日文为主、兼学汉文的东文学堂，陈宝琛兼任主理总董。这也是福建最早开办的新式中等专业学堂。陈宝琛主张“读书以有用为程”，“崇实学以励人才”，创办学堂旨在讲求“强国富民之道”。1900年，陈宝琛倡议设置“福州私立蚕桑公学”，是为福州最早之实业学堂。1903年，东文学堂改组扩充为“全闽师范学堂”（1906年改称福建师范学堂），陈宝琛任学堂监督。这是福建第一所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学校，素有“闽师之源”的美誉。1905年陈又兼任“福建高等学堂”（前称全闽大学堂）监督。他还邀集省内士绅倡议创立“闽省学会”，次年改名福建教育总会，任会长。1907年正月，在福建师范学堂的基础上，增设“福建优级师范学堂”，陈仍任学堂监督。是为全省近代第一所公立高等师范学校（今福建师范大学前身），福建高等师范教育由此诞生。1906年，成立“福建官立商业学堂”，陈宝琛首任监督，是为福建第一所中等商业学堂。同年创办府立东城小学堂（今福州实验小学前身）。1910年8月，成立“福建官立农业学堂”，该校前身是陈宝琛创办的“福州农事试验场农业别科”。陈宝琛夫人王眉寿也积极配合陈兴办新学。她于1905年创办“乌石山女塾”，招收少女入学。次年，陈宝琛也在全闽师范学堂附设“女子师范传习所”，由王眉寿任监督，招收女生60余名。1909年改名“福州女子初级师范学堂，并附设幼稚园。1907年，福建教育总会创办“福建女子职业学堂”与“蚕桑女学堂”，王眉寿亲任监督，故被称为“范之师”。王眉寿办学开福建女教风气之先，当地政府颁发“闽峤女宗”以资褒奖。王眉寿还在家乡螺洲创办两所小学堂。在他们的带动下，闽中各地掀起兴办小学堂的热潮，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新式教育蔚然成风。
还有另一类办学则是林白水、黄展云等革命志士创办的以反清革命为宗旨的新学堂。1902年春，林白水自杭州办学返榕期间，与表兄弟黄翼云、黄展云及方声涛等商量，借地文儒坊卢家祠，创办福州蒙学堂，引进新学知识，宣传反清革命思想，旨在造就新一代革命志士。他们个人捐资办学，亲任学堂监督和教员，开展军体教育，教授时事政治，传阅进步书刊，激发学生爱国热忱和反清革命意识。办学颇著成效，1904年学校发展，迁入屏山越山书院旧址，改为官立侯官两等小学堂。从中走出的民主革命志士与英杰有林觉民、陈与燊、陈更新、陈可钧等人，成为辛亥年广州起义著名的黄花岗烈士，激发全国范围的反清暴力革命运动，终于导致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覆亡。中国古代历史从此结束，翻开了近代史的新篇章。
陈寿彭，侯官人，早年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曾任驻外国参赞等职，1899年与妻薛绍徽在上海翻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虽是译作，但他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作了调整和补充，成为标准的百科全书式的编排本。增加内文的批注文字，使“志与图，表里为用”。同时“酌选西图之要者”，自己又手绘地图，数量较原著增加一倍。该图志为国内记录江海险要地形之第一部新型地图，为中国读者带来全新的视野。还曾翻译过《榕致正轨》。其妻薛绍徽（1866～1911），少有文才，擅诗词古文，精音律绘画，婚后曾随夫辗转于苏州、上海、宁波、南京、广州、北京。1899年与丈夫合译出版《外国列女传》、《八十日环游记》等外国名著。1897年与其兄陈季同一起，创办维新刊物《求是报》，季同担任翻译主笔，译介西学，连载其所翻译的西法法典。罗丰禄任外交官，翻译《省外名贤事略》、《贝斯福游华笔记》等。船政职员马建忠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精通多种外文，根据外文文法研究古汉语文法，写出《马氏文通》，开拓近代汉语文法研究的新领域。
侯官人林传甲（1877～1922），早年就读于福州西湖书院，博览群书，尤长于经史、文学与地理学。1904年出任京师大学堂文学教授，编著出版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因勤于著述，多所成就，被誉为“学界巨子”。1917年，在中国地理学会发起编撰《大中华地理志》，出任总纂，编纂出版10多部省级地理志以及县志、乡土志等。开创我国现代文学史编著、地理志编修之先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梦旦、洪业、郑振铎、翁独健等人，在中国现代索引理论与索引编纂实践中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们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我国传统目录学和汉字检字法进行研究与改造，它所倡导的是科学的读书法、科学的活学法，从而把我国传统的文献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与科学化的高度，这是符合当时“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的一种学术创造与文化创新运动。
闽县人林宗素（1877～1944），1902年随胞兄林白水赴杭州，协助创办《杭州白话报》，参与兴办“爱国女校”，并任教员。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因参加“拒俄运动”，被迫回国，在上海担任《中国白话报》编辑主任，成为报界著名女记者、编辑。1905年入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组织“女子参政同志会”，申述并宣传女权，得到孙中山认可，是中国现代女权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
由上可见，闽都文化在其形成的传统中，积淀着中华儒学文化的基本内容，到了近现代，许多先进的福州人，亦即福州的仁人志士，出于救国图强的赤心，以开放的目光、包容的胸怀，接受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用以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开风气之先、导社会前行，开创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新风尚，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投身推翻旧制度的革命。近代福州人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时代推手的作用，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作者简介〕卢美松，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