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件事情的真相，胡适在十几年后看到汤尔和当年的日记曾有过探究，他认为，嫖妓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和理科学长夏元瑮两个人都干的事，这也是老北大的传统和京师大学堂的遗风。但是这个事情非常私密，特别是像“挖伤某妓之下体”这样私密的事情，究竟有谁看见过？及今思之，岂值一噱？胡适说他个人当年就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表示过怀疑，当时小报所记，道路传闻，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后来仔细想来，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汤尔和等几个人亦不能将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终于堕入奸人术中了。
胡适还告诉汤尔和，他当时就怀疑沈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了一个攻击陈独秀的局面，而汤尔和不察，就做了他们这几个小人的代言人了。胡适还说，沈尹默后来用种种方法排挤他胡适，只是他胡适毕竟不是陈独秀有小辫子在他们手上，所以胡适就采取“不偢不睬”处之，因为他胡适向来不屑同沈尹默这种人作敌对的。
至于沈尹默等人为什么要与陈独秀等人作对，一个最重要的说法是陈独秀曾经很刻薄地贬损沈尹默的书法，而沈尹默的书法自认为不得了，他后来也确实以书法名家传世。所以现在许多不知道当年细节的，反而说是陈独秀当年一句刻薄的话成就了沈尹默这个大书法家，不知道陈独秀为这句话所付出的代价。
当然，历史上许多事都是很难说得清利弊得失的，陈独秀离开北大不多久，就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所以汤尔和多年后依然坦然对胡适说，即便没有1919年3月26日夜的谈话，陈独秀也不会在北大继续待下去。陈独秀当然为不羁之才，岂能安于教授生活，即便没有那天晚上的事，他也必脱鞲而去。而且，汤尔和继续认为，大学师表，人格感化胜于一切，至少亦当与技术文章同其分量。以陈独秀当年之浪漫行为置之大学，终嫌不类。即便从后来发生的事实看，汤尔和还告诉胡适：如果当年不与陈独秀分道扬镳，则以后接二连三的极大刺激，你胡适老兄的自由主义立场能否不生动摇，其实都是值得怀疑的。这就将历史已经发生的事情，都视为当然。果如此，即便陈独秀看到汤尔和这样的议论，也真的无话可说。
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都是蔡元培的左膀右臂，又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一样，同属于新文化的阵营，所以陈独秀在北大的遭遇，就很难像旧教科书所说，是受到了旧势力的攻击和排挤，其实只是新派势力内部倾轧，内部斗争，只是借助于旧派人物作掩护，作招牌而已。
正如汤尔和所认为的那样，陈独秀绝对是一个有性格的男子汉，他当年推荐陈独秀到北大来或许正是看上这一点，现在要让陈独秀出局，或许也是因为这一点。然而从陈独秀的立场看，不管怎样说，这一次离开北大毕竟是夜走麦城，所以他在4月11日途中遇到汤尔和时，“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内心的愤怒溢于言表。而汤尔和也只好自嘲为“亦可哂已”。
紧接着，陈独秀理所当然走上更为激烈的反叛之路，他在整个五四爱国运动期间似乎都没有闲着。蔡元培5月9日离京出走后，陈独秀在上海的朋友估计他在北京也肯定会有许多危险和困难，函电他早日南下。陈独秀回答道：“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表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就是研究室和监狱这两个地方，只有这两个地方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表示他愿意出了研究室进监狱。6月11日，北洋政府的军警终于成全了陈独秀的愿望，以散发传单为理由将陈独秀拘捕，并终于将陈独秀逼上一条充满荆棘的革命之路。
北大内部的纠纷有着复杂背景，像陈独秀案只是新派知识分子内部纠纷的一种表现，更多的当然还是有新旧两种思想观念的冲突。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没有忘记另外一条线索，那就是北大之所以惹来外部麻烦，其实就是从1919年1月1日初版发行的《新潮》杂志开始。林纾、张厚载以及报章杂志如《公言报》的批评说到《新潮》，而最直接的警示，则是对北大爱护有加的教育部部长傅增湘。傅增湘3月26日致函蔡元培说：“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国学靡敝，士之秀且杰者，谋所以改弦而更张之。笃旧之伦，疾首疚心，为匡掖废坠之计，趋涂虽殊，用心则一。异同切劘，互资进行，尊闻行知，无妨殊轨。近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辩难，因辩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吾国伦理道义，人群纪纲，镌于人心，濡于学说，阅数百千年。其间节目条教，习惯蜕衍，或不适于现代，亦属在所难免。然而改革救正，自有其道。以积渐整理之功，行平实通利之策，斯乃为适。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辞，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甚冀执事与在校诸君一扬榷之，则学子之幸也。鄙意多识蓄德，事属一贯。校内员生，类多闳达，周知海内外名物之故与群治之原。诚能朝益暮习，与时偕行，修养既充，信仰渐著，遵循轨道，发为言论，自足以翕服群伦。若其以仓促之议，翘于群众，乂有未安，辄以滋病，殆有未可。至于学说流裔，如长江大河，支派洄洑，无可壅阏，利而导之，疏而瀹之，毋使溃溢横决，是在经世之大君子如我公者矣。”由此可见，傅增湘对《新潮》所代表的激进思想的高度关注，当然他也肯定受到来自政治高层和守旧势力的压力。
傅增湘确实受到政治高层和守旧势力的压力，正如向研究者和许多文献都记载的那样，段祺瑞和安福系对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很不感冒，他们其实一直在关注着蔡元培和北大的动静，担心教育上出问题，担心学生闹事。所以蔡元培、陈独秀，乃至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的理念和防范看，其实也是一直在提防着段祺瑞和安福系的黑手。
说来其实也很奇怪。段祺瑞和安福系的主要人物都来自安徽，而陈独秀、胡适这些人也是安徽人，但是这两股安徽势力各自争锋，他们就是不愿意交叉不愿意沟通，宁愿与外省人一起收拾安徽人。这也算是安徽人的劣根性了。所以陈独秀在6月被捕时所散发的传单，其主要斗争矛头就是段祺瑞和安福系的徐树铮、段芝贵等人。
大约在3月末，安福系参议员张元奇以北大教员、学生鼓吹新思潮的“出版物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特地前往教育部，请教育总长傅增湘加以取缔，当时携去《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为证。张元奇还表示，如教育总长对此无相当之制裁，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并弹劾大学校长蔡元培。但据新国会中的人说，弹劾案的提出须得到多数议员的赞成，此次张元奇表示要弹劾傅增湘，只不过是参议院中少数耆老派的意见，并不能形成参议院的共识。张元奇向傅增湘提出警告，不过是恫吓而已。
尽管张元奇和安福系一时还没有足够的理由的搬倒傅增湘和蔡元培，但他的恫吓也不能不引起傅增湘的重视。4月1日，蔡元培应傅增湘的要求到教育部面谈一切。由于年初以来外间议论纷纷，《新青年》早在2月15日出版的6卷2号开篇就刊登大字声明，否认《新青年》与北大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声明指出，“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这个声明一方面告诉我们外间的谣传还真的不少，而且时间也比较早，另一方面为保护北大和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理直气壮地声明这个杂志与北京大学无关。
《新青年》编辑部的声明减轻了蔡元培的一个压力，蔡元培需要向傅增湘并通过傅增湘向安福系说明的只是《新潮》杂志的问题。
《新潮》确实是经蔡元培、陈独秀同意出版的一个刊物，其经费补助也来自北大官方。根据傅斯年的回忆，他与罗家伦、顾颉刚、潘家洵（介泉）、徐彦之（子俊）等同学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理念影响下，觉得应该成立一个社团，创办一个杂志，表达一些主张，为自己将来走向社会提供一次锻炼的机会，所以他们想到了创办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并由徐彦之找文科学长陈独秀汇报，得到陈独秀的大力支持。陈独秀表示：“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所以说，《新潮》当然是北大的刊物，尽管是以学生为主体。
有了陈独秀的表达和支持，傅斯年等人加快了筹备步伐。1918年10月13日，他们召开第一次预备会，确定了杂志的基本宗旨：
1.批评的精神；
2.科学的主义；
3.革新的名词。
基于这三点宗旨，徐彦之将杂志的英文名字定为：The Renaissance，直译应该是“文艺复兴”，而中文名词在罗家伦的坚持下定为“新潮”，其实也蕴含着英文的意思，两个名词恰好可以互译。11月19日，开第二次会，把职员举妥，着手预备稿件。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把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新潮社使用，北大出版部主任李辛白帮助他们把印刷发行等事情搞定。于是到了1919年1月1日，《新潮》如期面世。
《新潮》出版之后很快发生很大的影响，有几家报纸几乎天天骂《新潮》，几乎将骂《新潮》作为他们职业。甚至在北大的某某几个教员休息室里，也从此多事。傅斯年等人不免有受气负苦的地方，甚至于树若干敌，结许多怨，尤其是傅斯年和罗家伦两个人，更是因此成为许多人攻击的对象。特别是有位“文通先生”，一贯和北大过不去，所以当《新潮》出版两期之后，他又开始看不惯，有一天拿着两本《新潮》和几本《新青年》送给地位更高的一个人看，加了许多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的评语，纵容这位地位最高的来处治北大和傅斯年等人。
这位地位最高的交给教育总长傅增湘斟酌办理，并示意蔡元培辞退大约是陈独秀、胡适这两位教员，开除大约是傅斯年和罗家伦这两位学生。这就是当时传言的所谓“四凶”。他们两个是《新青年》的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所以仔细阅读蔡元培复林纾的信，可以感觉到蔡元培在那封信里，并不只是对林纾说话，而且是向徐世昌喊话。
接着就是所谓新参议院的张元奇找到傅增湘，要求查办《新青年》、《新潮》和蔡元培，弹劾傅增湘。再接着，就是林纾即傅斯年所说的那位“林四娘”找到“他的伟丈夫”徐树铮。接着就是老头子们啰唣当局，当局啰唣蔡元培。接着就是谣言大起。校内校外，各地报纸上，甚至辽远若广州，如成都，也成了报界批评的问题。谁晓得他们只会暗地里投入几个石子，骂上几声，啰唣几回，再不来了。按照罗家伦在《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的说法，这位“文通先生”就是江瀚，而那位“地位最高”的，就是大总统徐世昌。
按照傅斯年当时的说法，《新潮》之所以在创刊仅仅两期时就遭到如此磨难，主要的还不是《新潮》本身，而是“由于《新青年》记者”，《新潮》不过占了一小小部分。那么《新青年》究竟在哪些问题上被这些人盯上了呢？
根据陈独秀1919年1月15日所写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确实被许多人甚至一些青年学生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看作“邪说、怪物”。至于具体内容，根据陈独秀的归纳，大致有这样几项：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共九条。而追本溯源，《新青年》之所以被那些人视为洪水猛兽，视为异端邪说，只是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先生。理由是：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所以，我们要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所谓“全盘反传统”，所谓“全盘西化”，都应该按照这个线索去探究。
原本只是从事学理讨论学术论争的林纾，不自觉无意识充当了段祺瑞政府的帮凶，这在段祺瑞政府成为历史陈迹，而蔡元培、陈独秀等人都成为历史上的正面形象后，林纾在五四历史记忆架构中的形象理所当然比较尴尬、比较负面。
〔作者简介〕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