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丰禄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惟前进之一途”，但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以华人生齿之繁，求其一世中（三十年为一世）于变时雍，与西方相伯仲，天下纵有笨伯，亦断不敢谓今日言之、明日成之也。况矫揉造作，使其强就此途也？”否则犹如“擎琉璃冷盏以探汤”会“猝然破裂”，“是故华人之效西法，如寒极而春至，必须迁延忍耐，逐渐加温”。西方开拓出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道路，已经驾轻就熟，高速发展，而中国“则开其识见，立其根基，必也优游餍饫，由渐而入。其愈加为缓者，即其愈形为速者也”。
回顾中国近代史，革命对社会的伤害是极大的，而循序渐进的改良才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正确选择，否则由于过激的行动，必然导致激变，造成生灵涂炭，财富毁灭，搁置发展，影响进步。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三，现代国际关系意识。在中国和大英帝国做比较之后，罗丰禄指出虽然“英之新疆、属国，遍布于五洲；华之土宇版章，因集于一地；揆形度势，固迥乎其不相同也”，但是社会发展的道理是一样的，是相通的，因此借用英国的人才、技术来发展中国的经济，这样“无论谁为旧朝廷，孰为新世界，莫不畅然意满，溉馥沾膏”。过去清国指责英人为“夷狄”，英国指责清人“野蛮”，而罗丰禄主张抛开谁文明开化、谁野蛮落后的争论合作发展中国，各自从中获利才是最现实的。
新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改革开放后，主张“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迎来了中国发展的又一个春天。中国以优惠的条件引入西方优秀的人才和先进的技术，欢迎西方国家和财团来中国投资，共同从发展中取得利益。中国由此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改革开放可以看到晚清有志之士主张的影子，罗丰禄的见识是有远见性的。
罗丰禄认为中西文化实际上是相通的，而且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在器物和制度上，最根本的在于文化，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他一直想著书立说，无奈由于行政工作占用了他的大部分时间，随着1903年他的过早去世，他的理想化为泡影。
二、罗丰禄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
在李鸿章幕府中，罗丰禄作为洋务人才中的佼佼者，是个难得的干才，当时他以同知的身份“月支薪水银一百两”，而已是知府的徐建寅每个月的薪水也不过50两。北洋官员俸禄的多少“只论差使，不论官阶”，罗丰禄做了两个人的工作，“会办水师营务处兼翻译各国洋文”，故而每月拿两个人的薪水。
干才罗丰禄在多个方面都有贡献，但鉴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不能知其全貌，只能管窥其一斑。
第一，培养人才。罗丰禄在船政学堂学习时期，就已担任教学助教，毕业后直接在校任教。1877年以翻译的身份帮同管理中国第一批留欧生出国深造，1880年带同完成学业的留欧生回国，不久任教于天津水师学堂。1897年出使英国成为清国驻英第六任公使后，又管理、监督中国留学生的学业。其中有被罗丰禄带同出国的严复之子严璩，边在使馆工作，边学习知识，回国后担任过广东省电政监督，曾以参赞身份去越南考察，后担任福建财政监理等，无不得益于其早年留学英国的经历。
第二，筹办洋务。罗丰禄1880年留学欧洲回国后，被李鸿章奏请担任天津大沽船坞第一任总办，设立码头、轮机厂、锅炉、枪炮检查等厂，建造舰艇检修、避冻的船坞多座。1883年从大沽船坞升调北洋水师营务处工作，负责北洋水师的后勤事务，包括购买船舰枪炮，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洋员聘请及其管理等等。
在驻英期间，引入英国现代的制币机器。为此伯明翰造币公司1900年1月3日为其铸造金银铜三种不同质地的头像作为纪念，“相貌分毫不差”，质量与英国钱币上的英国君王相“无异”，该纪念币直径3.9厘米，厚0.25厘米，重17.7克；上方为英文“罗丰禄先生”，下方为“中国的大臣”；背面中间为“中国大臣阁下至伯明翰造币有限公司的访问”，上方为“纪念”，下方为“公元1900年1月份”，至今已成为收藏界的珍品。
1899年11月，罗丰禄在考察哈里伐克斯城阅看绸布制造厂时，该厂主即将“持节使臣罗丰禄七字”织于绸布之上，“织以绒线”，“字周尺余”，“足见机器织绣之速矣”。
随即将英国先进的纺织机器引入
1899年，罗丰禄参加马马可尼试验英法两国通讯后，介绍与广东省当局，将无线电报技术引入中国。
帮同李鸿章聘请治河专家。1898年年底，李鸿章奉旨治理黄河，但中国已有的治河方案极为陈旧，故李鸿章命罗丰禄聘请治河专家，因“印度恒河沙多，与黄河相似”，故雇佣印度治理河工好手三人，用现代治河理念和工具整顿“山东河务”。
盛宣怀电请罗丰禄遴选选矿师，罗丰禄经年慎重考察，聘请熟谙地学、石质学、化学、工程、勘矿的英国矿师瓦理士布卢特。该矿师到中国后，帮助盛宣怀寻找优质矿石，提炼金属，发展中国近代工业。
第三，磋磨外交。在留欧期间学习国际法律，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参与对法、日等国的交涉等。在出使英国期间，前往罗马力驳意大利租借三门湾，使其阴谋霸占三门湾的企图未能得逞。“为人负奇气，通晓中西学问”的罗丰禄在其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激昂慷慨，议论风生”，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忧虑不已，“每与人言及时事辄欷歔太息”，认为中国官僚对于现代国际“公法交涉尚未了然于心”，在国家交往中遇事不免掣肘，不是办不成国家的差事，就是吃亏上当。
三、结语
罗丰禄等人一方面为国事奔走，为国家的现代化搞洋务运动，为国家的利益和列强斡旋磋磨，另一方面却被时人指责为卖国贼、有悖华心。通过重新透析晚清历史，再次解读这批中国早期的先进人物，不能因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就否定洋务运动人士的努力；不能因外交的历次失败，就归结为外交官员的无能和卖国；不能因为晚清历次战争的失败，就认为是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结果。观察历史必须要在其特定的背景下来考量，而不是以成败来定论一切。
要知道任何个人、任何政府都想让自己民族强大，都想重振中国，使其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都不可能甘愿主动出卖国家的利益。中国在近代史上的失败，是失败在现代化上。正如罗丰禄所说，人类社会发展“惟前进之一途”，别无选择。晚清官员清流、文人墨客由于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而用道德文章指责谩骂这些洋务、外交人员，而自己又拿不出半分救国方略，坚持“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说教，可单纯的道德情操和正义凌然是挡不住现代化的铁舰钢炮的。
我们不应该过多谴责清政府在发展现代化经济时向西方的让利，不能动辄就指责其“卖国”。发展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社会的进步。过去由于国家贫穷落后，碍于自尊，我们不能正视那一段屈辱的中国近代史，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已取得长足的发展，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辉煌盛业的国度，理所当然地应该恢复一个大国应有的胸襟，重新解读那一段晚清史。我们要敢于承认那批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奋斗的仁人志士的功业，他们的失败，不是他们努力的程度不够，而是他们负担的历史包袱太沉重；不是他们不想突破，而是来自反对进步的阻力太大；不是他们在对外战争中不够勇敢，而是实力相差太悬殊。他们的失败，不仅仅是某个人、某个团体的失败，而是整个中国的失败。如果非要有人为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负责的话，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而不仅仅是这批最早为中国现代化做出贡献的洋务和外交人员。
与其说中国近代反对列强侵略的失败是清政府腐败卖国的结果，不如说代表传统世界的中国在代表现代世界的西方国家面前不堪一击；与其说是中国输给了列强，不如说是传统输给了现代化。谁掌握了现代化谁就掌握了世界的未来。
〔作者简介〕杜志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