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署（EPA）于1970年成立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蕾切尔·卡森让人们关注并意识到了环境问题。杀虫剂管理和食品安全检查管理局也从农业部分离出来，并入了这一新的机构，因为农业部更愿意看到农作物使用化学物质会带来的益处而非危险。1962年以来，国会曾要求发布新的杀虫剂检查、注册及相关信息标准——不止一次。然而其中许多标准的制定都被忽略、推迟或者破坏了。比如说，克林顿—戈尔政府接政时，保护农场工人免受杀虫剂危害的标准尚未出台，尽管EPA自20世纪70年代初就一直在“进行这项工作”。像DDT一样的广谱杀虫剂被窄谱杀虫剂所取代，而后者的毒性甚至更强，同时也未得到充分测试，带来的风险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体看来，杀虫剂工业的强硬派成功地推迟了《寂静的春天》中呼吁的保护性措施的实施。国会多年来对这一工业的纵容令人震惊。管理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的法规所制定的标准，比起食品和药物的标准要宽松得多，而国会则有意使得这些标准更难执行。在制定杀虫剂的安全标准时，政府考虑的不仅是它们的毒性，还会衡量它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这种犹豫不决的立法程序提高了农业产量（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也提高了患上癌症和神经疾病的风险。此外，将一种有害杀虫剂从市场上清除的过程通常需要五到十年。而新型杀虫剂，哪怕它们毒性极强，只要它们比现有的杀虫剂功效稍微强一点点就能获得批准上市。
在我看来，这种管理不过是一种“久在低谷，连它都似乎在我之上”的状态。目前的体制是浮士德式的交易——我们取得了短期利益，却付出了巨大的长期代价。有理由相信，这一短期方法的收效确实非常短暂。许多杀虫剂并未使得昆虫总数下降；一开始或许做到了，但昆虫最终通过突变适应了环境，这些化学物质就毫无用处可言。而且，我们将杀虫剂影响的研究集中在成人而非儿童身上，但儿童更易受到这些化学物质的危害。我们单独检测了每一种杀虫剂，但科学家几乎还没怎么研究过它们的各种组合，而我们的田地、牧场和溪流更多面临的则是各类物质混合的危险。本质上，我们所继承的是一个充满漏洞的法律系统，是被推迟的最后期限，是从表面看都几乎无法掩饰的失败政策。
蕾切尔·卡森告诉我们，滥用杀虫剂并不符合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们能创造她所说的“死亡的河流”，而情况最好时，它们会因为几乎不存在的长期收益而带来温和的危害。然而诚实地说，本书出版22年来，法律以及政治体系都未能做出充分回应。因为卡森不仅了解环境，她还了解完全不同于此的政治世界，她预料到了这种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当时几乎没有人谈过特殊利益的金钱与势力这一对孪生污垢，她就在园林俱乐部的演讲中谈到了“试图妨碍治疗性法案的人们会有优势”。她甚至还谴责了为游说开支减免税款的政策，而这为目前的政治改革埋下了伏笔，本届政府正设法推翻该项政策，指出减税“意味着，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现在，化学工业想要阻挠以后的立法需要付出的代价更低了……该行业希望不受法律限制行事的愿望因为这一政策得到了补贴”。总而言之，她大胆预测了政治问题的存在。为了清理污染，清理政治漏洞势在必行。
一项工作的常年失败可以解释其他工作为什么常年失败。结果不可否认，同样也让人难以接受。1992年，我们国家使用了22亿磅的杀虫剂——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人8磅。其中许多已知有致癌作用；其他的则通过毒害昆虫的神经和免疫系统起作用，或许对人类也会有同样作用。虽然我们不再使用某种家居产品来得到并不确定的好处——卡森这样描述这种产品：“我们用这种产品给地板打蜡，保证可以杀死上面走过的任何虫子”——但今天仍然有超过90万个农场和6900万家庭在使用杀虫剂。
1988年，EPA报告称，全国三分之二的州的地下水都受到了74种不同农药的污染，其中包括莠去津，一种被认定为可能致癌的物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玉米地里每年都要使用700万吨农药，每年都有150万磅药物残留流入2000万人的饮用水系统中。城市供水处理系统无法除去莠去津；每年春天，水中莠去津的含量通常都会超过安全饮用水法案中规定的标准。1993年，密西西比河流域25%的地表水都超标。
DDT和多氯联苯在美国都因为其他原因遭到了禁止，但是作为这类物质的化学表亲，那些可模拟雌性激素的杀虫剂大量涌现并广泛引发了新的问题。苏格兰、密歇根、德国以及其他地方的研究表明这类物质会降低生育能力，引发睾丸和乳腺癌，造成生殖器官畸形。仅美国一国，在过去二十年中，随着雌性激素杀虫剂的兴盛，睾丸癌的发病率上升了大约50%。也有证据表明，由于尚无法解释的原因，在全世界范围内精子数量最近下降了50%。白纸黑字的证据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类物质会扰乱野生动物的生育能力。三名研究者在评估了环境健康管理所期刊所发布的数据之后，得出结论称：“今时今日，许多野生种群都处于危险之中。”诸多问题，或许预示着动物和人类繁殖系统将出现巨大且无法预估的变化。但目前，进行常规风险测评时却未将这些杀虫剂的潜在危害考虑在内。一项新的行政提案要求进行此类评估。
这些化学物质的维护者无疑会给出传统的答复：以人体为主体的研究并未表明这些物质和疾病之间有直接关系；巧合并不等同于因果关系（但是一些巧合明确指出，我们应当谨慎决定而草率行事）；还有这种陈词滥调，说动物实验并不能绝对说明人类就会有同样的结果。上述的每一种回答都让人想起化学工业及其资助的大学科学家对于蕾切尔·卡森的著作做出的反射性回应。她预料到了此类回应，在《寂静的春天》中写道，公众“（提出抗议时）只给他们一些遮遮掩掩的真相作为镇定剂。我们急需结束这种虚假的保证，需要剥掉痛苦事实外表的那层糖衣。”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詹姆斯·瓦特掌管内政部工作，安戈萨奇主管EPA时，对环境的无知达到顶峰。污染环境几乎被认为是精明的经济实用主义的标志。在戈萨奇的EPA，用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A）取代化学杀虫剂的方法几乎被扫地出门。EPA禁止发表相关研究，而IPM方法的认证也被宣布是非法的。
克林顿—戈尔政府以新的视角和坚定的决心来改变杀虫剂污染的趋势。我们的政策包括三项原则——更严格的标准、减少杀虫剂使用、广泛使用可替代性生物制剂。
当然，制定合理的杀虫剂使用政策应当平衡危害与利益的轻重，并将经济因素考虑在内。但我们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到这个范围之外及这个方程之外的特殊利益。制定的标准应当明确严格，测试应当全面真实。过去许多年里，我们为儿童设定的杀虫剂残留容许值比正当的量高出了数百倍。什么样的经济利益能合理化这一事实的存在呢？我们需要检测这些化学物质对儿童的影响，而非成人，而且我们要对大量不同化学物质的组合进行测试。我们的检测不仅要减轻人们的担心，更要减少人们需要担心的事物的存在。
如果某种杀虫剂没有存在的必要或者在给定情况下无法生效，我们就当禁止它的使用，而非批准。它应当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不是可能会带来短暂的或据推断会带来好处。
首先，我们应当专注于生物介质的使用，而工业和它的政治护卫者对此有着强烈的敌意。在《寂静的春天》中，卡森写道“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替代对于昆虫的化学控制”。而今天替代的方式更为广泛，尽管许多官员对此毫不重视，而化学制造商也强烈抵制。我们为什么不大力推广无毒物质的使用呢？
最后，我们必须要着手搭建桥梁，弥合两个派别间的文化沟壑——一边是杀虫剂生产和农业社群，另一边是致力于公共健康的社群。这两个社群的人来自不同背景，就读于不同的大学，观点也有巨大的差异。只要他们隔着怀疑与敌视的鸿沟相对峙，就很难改变现在生产利益与污染紧密相联的体制。有一种方式可以看作这一系统行将结束——以及文化分歧开始减少的标志，就是让农业推广管理局推广化学管控的替代方法。另外一种方式是让为我们生产食物的人和保护我们健康的人之间进行正式而持续的对话。
克林顿—戈尔政府关于杀虫剂的新政由许多人共同构建而成。或许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她在政府机关最后的任职结束于1952年，她从中层公务员职位辞职以进行全职写作，不用仅仅在周末和晚上写作了。从精神上说，蕾切尔·卡森出席了本届政府召开的所有重要环境会议。我们可能无法一下子完成她想要实现的每一件事，但我们正朝着她所指引的方向前进。
1992年，一个由杰出美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将《寂静的春天》评选为过去50年间最具影响力的书籍。这么多年来，在所有的政治辩论中，这本书一直在不断发声，阻止我们沾沾自喜。它不仅让工业和政府注意到了环境问题，还让它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让民主本身成为拯救地球的拥护力量。消费者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反对杀虫剂污染，哪怕政府没有这么做。减少食物中的杀虫剂现在变成了一种市场营销工具，也成为了道德准则。政府必须行动，但人民自己也可以决定——我相信，公众不会让政府再无所作为，也不会再让政府行差踏错。
蕾切尔·卡森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她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特别关注的领域。她带我们回到了一个基本理念上——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现代文明中这一观点的缺失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本书似一道光亮，第一次启发了我们什么才是这一时代最重要的事。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的最后几页，卡森用罗伯特·弗罗斯特关于“少有人走的”路的著名诗歌描述了我们面临的选择。已经有其他人走了这条路；却很少有人像卡森一样将全世界都领上这条路。她的成就，她揭露的真相，在她的启发下进行的科学研究，不仅强有力地论证了人们应当限制杀虫剂的使用，还有力地证明了个人能够带来的重大变化。
阿尔·戈尔（美国前副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