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春天，关于鸟类死亡的报告如洪水涌向英国野生动物官方组织，其中包括英国鸟类学会、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以及猎鸟协会。“这个地方就像战场”，诺福克一位拥有私人土地的人写道，“我的管理员找到了不计其数的尸体，包括大量小鸟——苍头燕雀、金翅、朱顶雀、篱雀还有麻雀……对于野生动物的破坏让人痛心。”一位猎场看守人写道：“我的鹧鸪被喷了药的玉米给消灭了，还有一些野鸡和其他的鸟，数以百计的鸟也都死了……我当了一辈子看守员，这种事让我痛苦不堪。看见鹧鸪成双成对地死去真是太惨了。”
英国鸟类学会和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发布了一份联合报告，对67起鸟儿遇害的案例进行了描述，而1960年春天对于鸟类的破坏远非如此。在这67例中，59例是由拌种行为造成的，8例死于有毒喷雾剂。
第二年掀起了一轮中毒的新浪潮。仅诺福克的一个庄园就向上议院报告了600只鸟儿死亡，北埃塞克斯的一个农场上死了100只野鸡。不久就发现，与1960年比，更多的郡县牵扯进来（34：23）。以农业为主的林肯郡似乎受灾最严重，报告了10000只鸟的死亡。但破坏席卷了英国的全部农耕地区：从北部的安格斯到南部的康沃尔，从西部的安格尔西到东部的诺福克。
1961年春天，人们的担忧达到顶峰，参议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从农民、地主、农业部的代表和各种涉及野生动物的各类政府及非政府机构处收集了证词。
“鸽子突然从天上掉下来死掉了”，一个证人如是说道。“在伦敦郊区开上一二百英里都看不到一只茶隼”，另外一个人说道。而自然保护协会的官员作证说：“无论是这一百年来，还是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时间，都不曾发生过此类事件，在这个国家，这是野生动物所遇到的最大危机和赌博。”
相较于对受害者进行化学分析的任务来说，设备严重不足，全国只有两名化学师可以进行此项检测（一位是政府雇用的化学师，一位则是皇家鸟类保护协会的员工）。目击者描述了焚化鸟类尸体时燃起的熊熊大火。但人们还是努力收集了一些尸体用作检测，而在所有被检测的鸟中，所有的鸟都含有杀虫剂残留，只有一个除外。这个唯一的例外是鹬，这种鸟不吃植物的种子。
和鸟儿一样，狐狸也受到了影响，或许是因为吃了有毒的老鼠和鸟而间接受到了影响。英格兰的兔子成灾，非常需要狐狸来捕食兔子。但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4月期间，至少有1300只狐狸死亡。狐狸死亡最严重的郡县也是食雀鹰、茶隼以及其他猛禽消失的地方，这说明毒素沿着食物链进行传播，从吃种子的动物传到了有皮毛有羽毛的肉食性动物身上。狐狸在奄奄一息之际的症状与被氯化烃杀虫剂毒杀的动物症状相同。可以看到它们神志恍惚地兜着圈子，晕晕乎乎，两眼半瞎，直到抽搐着死去。听证会让该委员会确信野生动物面临的威胁“令人十分担忧”；据此它向下议院建议“农业部和苏格兰事务大臣应当保证立即禁止使用含狄氏剂、艾氏剂、七氯的化合物或其他毒性相当的化学物质作为拌种剂的行为”。该委员会还建议应当采取更严格的措施，以确保化学试剂在上市之前已经在田地里及实验室里进行了充分的测试。值得强调的是，这一点在各地的杀虫剂研究中一直处于空白地带。制造商的测试是在常用的实验室动物身上进行的，如老鼠、狗、豚鼠等，并不包含任何野生物种，没有鸟类、鱼类的参与，而且这些测试是在人为控制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将这些实验结果应用到野生动物的身上绝非万无一失。
英格兰绝非唯一因为种子处理问题而需要进行鸟类保护的国家。在我们这儿，这一问题让加利福尼亚和美国南部的水稻种植区极为头疼。许多年来，加利福尼亚种植水稻的农民都用DDT对种子进行处理，以防止鲎虫和牙甲破坏水稻幼苗。因为水稻田里水鸟和野鸡成群出没，加利福尼亚的猎人曾享有辉煌的战果。但在过去十年里，种植水稻的郡县不断传来鸟类死亡的报告，尤其是野鸡、鸭子和燕八哥。“野鸡病“成为一种常见现象：鸟儿们“找水喝，突然瘫痪，而后被发现在沟渠边和稻田梗上颤抖”，一位观察者这样说道。这种“病”发生在春天，那正是水稻播种的季节。使用的DDT的浓度可以将一只成年野鸡杀死许多遍。
几年之后，出现了毒性更强的杀虫剂，经过处理后的种子因此具有更强的杀伤力。艾氏剂对于野鸡的毒性是DDT的100倍之多，现在被广泛用于拌种。在得克萨斯东部的水稻田里，这种行为极大地减少了树鸭的数量，这种鸭子非常有名，一身黄褐色的羽毛，长得像鹅，生长于墨西哥岸区。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水稻种植者找到了一种减少燕八哥数量的方法：他们将杀虫剂用作双重用途，对于水稻田里的几种鸟类也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
任何生物只要激怒了我们或让我们感到不适就选择将其彻底“清除”——这种惯于杀戮的行为越来越常见，随之而来的是，鸟类发现自己是毒药的直接目标而非连带目标。空中喷洒诸如博拉西昂这种致命毒药的行为越来越常见了，目的是为了“控制”鸟儿聚集的现象，因为这会让农人感到不快。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局认为需要对这一趋势严肃地表达其担忧，他们指出：“使用恒博拉西昂的地区对人类、家畜以及野生动物都具有潜在危害。”比如说，在南印第安纳，1959年夏天，一群农民共同置办了一架喷雾飞机，对河边的一块低地喷洒博拉西昂。这个地方是上千只燕八哥钟爱的栖息地，而它们则以附近田地里的谷物为食。这一问题很容易就能解决，只要稍微改变农业耕作的模式，种植各种各样长芒类的谷物，使得鸟类无法接近就可以了——但农民们相信了毒药的杀伤效力，于是派出了飞机来执行这一死亡任务。
结果或许让这些农民心满意足，因为死亡名单中包含了65000只红翅黑鹂和八哥。其他未被查明也未记录在册的野生动物死亡数量就不得而知了。博拉西昂并非只针对燕八哥：它是通用型杀手。在河边这块低地里闲逛的兔子、浣熊还有负鼠或许从没去过农民的麦田，却也被这些从不知道也不关心它们存在的法官兼陪审团给判了死刑。
那么人类又怎么样呢？加利福尼亚喷了这种博拉西昂的果园里，喷了药一个月之后处理那些叶子的工人突然昏倒，陷入休克状态，因为专业的医疗救治才侥幸不死。印第安纳的男孩子们是不是还会在树林和田野里疯跑，甚至会去探寻河道的边缘呢？如何是的话，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为了探寻未被破坏的自然而误入那些有毒的地方呢？谁又将保持警戒，告诉那些无辜漫步的人他要走进的这片田地会让人死亡——那里所有的植被都裹上了一层致命的薄膜？尽管有让人如此害怕的风险，这些农民却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向燕八哥发起了这场毫无必要的战争。
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都对思考这一问题做出了回避：是谁做出了这种决定，让毒药之链起了作用，就像将一块卵石扔进平静的池塘里，激起不断扩大的死亡波纹？是谁在天平的一个盘子里放入了可能会被甲虫吃掉的树叶，在另一个盘子里令人心痛地放入了大量各种颜色的羽毛——它们是鸟儿在被杀虫剂的大棒不加选择地杀害之前身上掉落下的遗物，已了无生机？谁不经过询问就替无数人决定了——谁有这种权利——最有价值的世界是没有昆虫的世界，哪怕这个世界是一个不毛之地，哪怕这个世界里没有鸟儿拍打翅膀飞翔的美景？这种决定是当权者的决定，他们不过是被暂时赋予了权力，他在百万公众尚未注意到时就做出了这种决定，而对于后者而言，自然界的美丽与秩序仍然有着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