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已经从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了2004年底的126196亿元（包括本外币），增加了599倍。其增长速度既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而且，居民还不顾利率水平的变化，即使在负利率的情况下，储蓄仍然保持增长的势头。
那么，中国居民为何要“潜心”储蓄呢？难道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吗？为此，我们首先对居民储蓄行为理论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一下产生这种过度储蓄的根源。
我们认为，中国储蓄过剩的居民因素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收入差距所产生的过度储蓄；二是由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瓦解，而新的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引起居民的悲观式预期，从而进一步加剧过度储蓄。这种双重压力下的直接结果就是居民储蓄的不断攀升。
4.1.1斯密西斯的绝对收入理论
绝对收入理论是以消费者现行收入水平为基础来分析个人消费储蓄行为理论的统称。该理论是由凯恩斯首先创立的，但其发展主要是斯密西斯的功劳。因此，一般称为斯密西斯的绝对收入理论。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储蓄过剩问题研究第4章中国储蓄过剩的微观基础——居民因素分析斯密西斯认为，在短期内，消费者是根据现行收入水平来决定将其现有收入多少用于消费的。消费占收入的比例随现行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储蓄随收入的提高而增加。因此，消费函数本身所表示的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是非比例的。斯密西斯的短期分析是与凯恩斯的个人消费函数理论完全一致的。但斯密西斯又前进了一步，认为长期消费函数具有比例关系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短期消费函数与长期消费函数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短期消费函数表示的是收入与消费的单一关系，长期消费函数除了反映收入与消费的单一关系之外，还反映收入以外的许多复杂因素对消费的作用关系。这些收入以外的因素会使消费函数随时间的延长而逐渐上移，结果会导致长期消费函数中消费与收入间的比例关系。
斯密西斯认为，收入以外影响非比例函数上移的主要因素有：
（1）对较高生活水平的追求，促使消费支出增加。随着收入的不断增长，人们增加了财富的积累，使个人倾向于支出其任何一定水平收入中的较大部分，这样就助长了消费函数向上移动。
（2）人口向城市集中，提高了人们的消费倾向。在工业化进程中，世界各国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由于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比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高得多，人口的这一移动助长了消费函数的向上移动。
（3）人口老龄化使全社会消费倾向增加。随着医疗保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长期中，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由于平均每人消费的减少不如这个年龄集团平均每人的收入减少得快，因此当这个年龄集团变成人口的较大部分时，消费函数趋于向上移动。
（4）新产品的不断出现，增加了必需品的范围。在长期中，科技革命创造的新产品被迅速地引入市场，越来越多地成为一般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这也促进了消费函数的向上移动。
斯密西斯认为绝对收入理论完全可以解释库兹涅茨的长期消费函数。他把短期消费函数引进库兹涅茨的长期消费函数，横坐标Y为收入水平，纵坐标C为消费。直线C=KY为库兹涅茨的长期消费函数，直线C1、C2、C3为短期消费函数。斯密西斯认为，在短期中消费依赖于收入的增减。当收入水平为Y1时，消费为直线C1上的A点。若没有其他非收入因素影响消费，消费会沿着直线C1向上移动。但由于在长期的过程中消费会受到非收入因素的影响，当收入水平为Y2时，消费由非收入因素提高到直线C2的B点。同理，当收入水平为Y3时，消费已经移至直线C3的D点。如果把A、B、D点连接起来，恰好与库兹涅茨的长期消费函数C=KY吻合。这表明，在长期中，消费与收入保持着固定的比例关系，储蓄率保持稳定。
4.1.2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理论
按照绝对收入理论，具有相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其消费与储蓄应该是相等的。但该理论无法解释美国具有同等收入水平的白人家庭与黑人家庭中，前者的消费远远大于后者，而储蓄则大大低于后者的现象。1949年，杜森贝里在他的《收入、储蓄和消费行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与绝对收入理论相对立的相对收入理论。他认为，斯密西斯绝对收入理论的基础—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所包含的两个基本假设忽视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为此，他将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导入消费函数，并通过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来解释消费者的储蓄行为。
杜森贝里认为，现代的消费行为理论产生于古老的边际效用理论，而边际效用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一种方法使自己的消费达到效用最大化；任何商品的边际效用随该种商品的消费数量的增加而减少。杜森贝里认为，这种以边际效用递减为中心的效用理论只反映了消费品的数量与消费者的感受的关系，但是该理论忽视了消费品的质量对消费者的影响。如果把消费品质量也作为一个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人类需求的满足就不完全取决于商品的数量，而还要取决于商品的质量。鉴于对消费品质量差别的分析，杜森贝里认为新的消费行为理论的建立应基于四个前提：一是一般人类物资需求和由特定社会文化所需的活动，要求有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存在；二是许多不同质量的消费品能满足这种由社会或心理的因素产生的每一个需求；三是不同类别的商品或不同的方法互有自己的优越性；四是一般而论，被用来实现任何特殊目标的商品都存在一个满足人们需要好坏的等级程度。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对任何人来说，既定收入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增加支出，改善现行的生活水平；二是增加储蓄，以便将来获得收益。在现代社会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目标，而人们生活标准的提高是同人们消费品质量的提高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消费支出的增加。这样，人们从保持自尊、威信和地位出发，驱使他们增加支出，消费高质量的商品。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杜森贝里提出消费的“示范效应”。他认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存在着相互模仿和攀比现象。这样，一个家庭的消费不依赖于家庭收入的绝对水平，而是依赖于其相对于邻居的家庭或同一社会阶层的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与其他邻居的家庭收入以同样的比例提高，那么它在收入等级上的相对地位没有改变，因而其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比例也保持不变，亦即它的平均消费倾向是稳定的，但消费和储蓄的绝对量是随收入增加的。另外，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不如其他家庭的收入提高得快，那么它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地位就有了变化，因而其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划分也发生了改变。相对收入理论认为这个家庭的消费率会提高，即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上升，而储蓄率则会下降。杜森贝里把这种情况称为“示范效应”，即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低收入的家庭总是留心高收入家庭中那些被认为是优越的东西，并希望自己也有这些东西。于是，低收入家庭便对过去习惯消费的商品和自己所处的地位感到不满足，并可能增加支出来消除这种不满足。他认为，“现在，示范效应清楚地表明，即使在收入和价格固定不变时，消费习惯也能改变”。他用Ci表示一个人的消费支出，Ui为此人的效用函数，Cj为第j个人的消费，aij为第i个消费者比第j个消费者的支出权数，则Ui=Ui（Ci/aijCj）。若把人们平均消费支出的相互影响因素aijCj用Ri表示，则个人的消费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Ci/Ri=f（yil/Ri……yin/Ri，A/Ri，rl……rn）
式中yi为预期收入，r为利率，A为现行财产。
杜森贝里认为，支持凯恩斯消费函数的许多经济学家之所以否定过去收入水平对现在消费和储蓄有影响，是因为他们坚信凯恩斯消费函数暗示的消费在时间上具有可逆性是正确的。即如果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水平也提高；而当收入水平下降到原来水平时，消费水平也下降到原有水平。而杜森贝里却认为，当社会收入减少时，短时间内，人们宁肯动用储蓄甚至借款来维持已达到的消费水平，而不愿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消费支出随收入减少而减少的情况，只有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才是正确的。也正是收入消费具有不可逆性，才产生“棘轮效应”来保证经济在每一次周期循环中不断发展。所谓“棘轮效应”是指在收入下降时，由经济繁荣时所提高的消费水平有一种阻碍消费下降的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使每一次经济萧条的消费水平高于上一次经济萧条的消费水平。
4.1.3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
莫迪里亚尼（Modigliani）等人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在跨时选择条件下，理性消费者会将一生中的收入—消费平均分配。稍后，弗里德曼（Friedman）提出了持久性收入假说，补充了生命周期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这两种理论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持久收入假说把消费同持久收入联系起来，把消费者通常抽象成为寿命无限长的个体。
该理论假说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理论基础之上，创造性地引入储蓄行为的生命周期动机，以跨时最优化消费模型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这一理论基本内容是：假设工作期间的收入保持不变、没有不确定性因素、个人开始时没有财富最后也没有遗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按照其所愿意的方式消费终身收入而进行储蓄和负储蓄，他们通常在工作期间储蓄，然后将这些储蓄用于退休期间的支出。该理论认为，人们在其收入高于终身平均收入时储蓄较多，而在其收入低于终身平均收入时进行负储蓄。
该理论假设某人的一生由T个时期构成，其一生的消费效用U可表示为
U=u（C0，C1，C2……CT-1），u′（·）＞0，u″（·）＜0
这里u（·）是瞬时效用函数，Ct是第t期消费。再设该消费者有初始财富A0，T个时期的收入分别为：Y0，Y1，Y2……，YT-1，并假设利率和贴现率为0.这样，个人的预算约束为
T-1t=0Ct≤A0 T-1t=0Yt
由u′（·）＞0，即边际效用为正，可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L=u（C0，C1，C2……，CT-1） λA0 T-1t=0Yt-T-1t=0Ct
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u′（Ct）=λ，t=0，1……T-1.
由于消费水平唯一地决定边际效用，这意味着消费一定是常数，即
C0=C1=C2=……=CT-1，代入预算约束式，得：
Ct=1TA0 T-1t=0Yt，t=0，1……T-1（1）
括号内的算式是个人的一生资源。这样，上式就表示个人将一生的资源在各个生命期间等值地进行分配。在一个给定的时期内，个人消费由他一生的收入决定，而不是现期收入。
在弗里德曼看来，（1）式的右边是永久性收入，现期收入与永久性收入之差为暂时性收入。一个时期t内的个人储蓄St是当期的收入与消费之差：
St=Yt-Ct=Yt-1TA0 T-1t=0Yt
这样，当暂时收入较高时，储蓄便高；反之，当现期收入比永久性收入低时，储蓄便为负值，持久性消费是持久性收入的一个不变比例部分，在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收入之间、暂时性消费与持久性消费之间、暂时性消费与暂时性收入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个人可以通过以前的储蓄或依靠借款来拉平其一生的消费。
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假定消费者是理性的，能以合理的方式安排自己的收入进行消费。同时，理论认为，消费者行为的唯一目标是实现效用最大化，消费不是取决于现期收入，而是取于一生的收入。这样，理性的消费者将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使用一生的收入，安排一生的消费与储蓄，以达到一生中消费效用的最大化。
4.1.4预防性储蓄理论
虽然一些传统的储蓄——消费理论解释了许多令人费解的储蓄——消费现象，但它们基本上都是研究完全确定情况下的消费和储蓄行为，这与现实中我们所常见的现象不太一致。因此，经济学家们一直都在努力地进行着艰难的探索，试图将现实中常见的不确定性因素纳入消费和储蓄的理论研究之中。于是，预防性储蓄理论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预防性储蓄理论吸收了生命周期理论中的理性消费者和效用最大化的假说，引入不确定性问题及消费者跨时选择分析，认为消费者储蓄不仅仅是将财富平均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还在于防范不确定事件的发生。该理论认为，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刺激储蓄提高，消费下降。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利兰德（Leland）、桑德莫（Sandmo）、米勒（Miller）、斯布利（Sibley）、戴南（Dynan）等。
较早对预防性储蓄模型进行分析的是利兰德（Leland，1968），他将预防性储蓄定义为由未来不确定性收入而引起的额外储蓄。在传统的确定性等价理论中，边际消费效用函数为线性函数，消费者未来的消费计划取决于未来收入的平均值。而利兰德认为，由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当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零时，确定性等价理论不再成立，消费者将采取比确定性下更为谨慎的行为，储蓄主要是为了防范未来不确定的劳动收入所带来的冲击。
在引入不确定性后，储蓄不再只是将财富平均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它还有另外一个防范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重要作用。该理论的模型为两时期模型，依照理性行为假定，消费者总是保持长期边际消费效用不变，即：
u′（C1）=E[β（1 r1）u′（C2）]
其中，C1为第一时期的消费；C2为第二时期的消费；β为贴现率；r1为利率；E代表着在第一时期的预期。u′（C）＞0，u″（C）＜0.
利兰德假设在确定性等价下t时期的消费为Ct，而在不确定下的同时期的消费为Ct，则可以定义预防性储蓄spt为
spt=Ct-Ct
利兰德认为，边际效用函数为凸函数。凸的边际效用函数不仅意味着在低消费水平时边际消费值更高，而且意味着在消费水平较低时随消费短缺而增长的边际消费增长率比在消费水平较高时的更大。当效用函数的三次导数大于零时，不确定性预期下，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要大于确定性下的消费的边际效用。
在众多的研究预防性储蓄的文献中，也有一些文献对预防性储蓄的显著性提出质疑，认为预防性储蓄在家庭的总储蓄中只占有一个很小的比例。戴南（1993）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观点。与其他研究成果相比，戴南的研究有两点独特之处：第一，他使用消费变量作为对风险的度量。因为一个追求最优化行为的家庭的消费变化仅是对收入中未预期到的变化的反应，这种未预期到的变化代表了真正的风险。第二，给出了对相对谨慎系数的明确估价。与许多研究结论相异，他的研究表明预防性储蓄不是消费者行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结果还表明，不仅消费者的谨慎度小于多数研究的结论，并且小到与广泛接受的风险厌恶观点不一致的程度。戴南利用1985年的消费支出调查中包含的几个反映不确定性的变量，包括男女户主的职业、行业、受教育程度、挣钱的人数、调查前12个月的利息或红利收入等，使用二阶段最小平方法对其消费假设进行了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有较大风险的家庭储蓄得较多，但隐含的相对谨慎系数及标准误差却很小。
4.1.5流动性约束理论与缓冲存储理论
流动性约束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安格斯·迪顿、斯蒂芬·泽尔德斯等，他们认为，流动性约束从两个途径影响储蓄：第一，不论流动性约束何时发生，它都会使一个人的消费比他想要得少。第二，即使约束不在现期发生，但它将在未来发生的事实也会降低现期消费。因此，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将促使个人会提高储蓄，以防止未来收入下降对消费的冲击。从而，在一个国家，如果消费者面临较强的流动性约束，则该国的储蓄率就较高。
迪顿（Deaton，1991）与卡柔尔（Carroll，1992）结合预防性储蓄与流动性约束假说提出了“缓冲存储”模型。该理论认为，储蓄相当于一种缓冲存货，以便在境况艰难时维持消费，而在境况如意时增加消费。缓冲存货储蓄者一般有一个财富对持久收入的目标比，如果财富低于目标，预防性储蓄动机将战胜不耐心而加大储蓄；在相反的情况下，不耐心就会占上风从而使消费者选择负储蓄。缓冲库存储蓄源于高贴现率、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居民不愿承受沉重负担等。人们没有负债的原因是由于边际消费效用在消费变得足够小时趋近于无穷大，结果居民总是回避出现很低消费的风险，因为如果他们负债，他们的未来收入会变低。高贴现率与无能力或不愿意负债使居民财富接近于零，导致消费与收入轨迹趋于一致。但是，在相对高的贴现率下，效应函数如果存在正三阶导数，也会使居民认为消费陡降陡升的风险并非系统性的；结果，他们会保持一小部分储蓄用来防备收入大幅度下降。
假定消费者的跨期消费可由如下规划问题表述：
max ETi=tpi-t·Ci
s.t：Wt 1=R[Wt Yt-Ct]，
Yt=PtVt，Pt=GtPt-1Nt，
p=1/（1 ），R=1 r，G=1 g
效用函数采用相对风险厌恶形式，则有：
U（Ct）=[C1-ρ]/（1-ρ）
任一期的最优消费将依赖于当前总财富、当前总资产及当前收入水平，即有：
Xt=Wt Yt，Xt 1=R（Xt-Ct） Yt 1
假使消费者在最后时期T消费掉其所有财富，则在最后时期之前的最优消费方程为：
U′（Ct-1）=βREt-1U′（Ct）=βREt-1U′（Xt）
s.t：Xt 1=R[Xt-Ct]/GtNt 1 Vt 1
可得：
U′（Ct-1）=βREt-1U′[（R（Xt-1-Ct-1）/GtNt Vt）GtNt]
Y为劳动收入，P为面临多种冲击时的持久劳动收入，V为持久收入在每期的分配比率，N为对数形式分布的对持久性收入形成的白噪音，G是持久收入的增长因素，W为净财富，R为名义利率水平，δ为贴现率。
对于任何给定的总资产比例，上式定义了消费者的最优消费路径。在时期T-1和T-2间，可能得出类似的欧拉方程，继续逆推便可得出初始时期的最优消费解。卡柔尔运用该模型解释了为何美国经济整体上消费非常接近于其收入水平，而为何中等家庭的财富与收入比一直很小且几乎保持恒定的现象。
4.1.6西方居民储蓄行为理论的局限性
从上述五种基本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都有其局限性，尤其难以解释中国高储蓄的现实。
绝对收入假说认为随着时间的延长，人们享受水平的提高，人类寿命的延长等收入以外的因素会使长期消费函数中消费与收入保持固定比例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忽略了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相互影响，误认为消费函数中收入与消费是单一关系，并难以解释美国社会中同等收入下白人与黑人的储蓄差距及老年人的消费对消费函数的影响。在解释中国问题时，绝对收入假说理论的最大问题是缺乏预期的引入，因而只可用来分析中国80年代以前的确定环境下的居民储蓄状况，而对现阶段的高储蓄问题则无能为力。
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与斯密西斯的绝对收入理论相比，他对个人消费储蓄行为的解释要更为深入合理，他揭示了人类消费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示范效应”，因而较理想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同一收入水平下黑人家庭的储蓄倾向要高于白人家庭。但是，“示范效应”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是受许多因素制约的，如家庭的年龄结构、生活习惯等。一般来说，年轻人喜欢赶时髦、相互攀比，“示范作用”较明显，而老年人则相对较弱；另外，有些储蓄行为与其归结为“示范效应”，还不如算作生活习惯或社会风俗下的“示范效应”更为贴切。并且，他从“示范效应”出发，得出“收入的平均分配不是导致储蓄的减少，而是储蓄的增加”的结论无疑是与事实不符的。中国今天的高储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的。相对收入假说在今天也只是说明了局部存在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更难以说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下的消费下滑。
莫迪里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将年龄导入消费和储蓄函数，认为现行收入、预期收入和现行财富持有量均与年龄有关，这是对以往储蓄理论的发展。过去的储蓄理论只是从收入等其他因素来分析个人的储蓄行为，而忽略了储蓄主体的自身因素的重要影响。他还提出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储蓄并不是简单的居民未消费收入的加总，而是居民个人有计划的生命周期行为的结果等观点都是对西方储蓄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但他没有对不同阶层的人的储蓄行为加以区分，而只是简单地视为一个主体的做法则过于简单，无法用来解释转轨国家中由于转轨的复杂性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引进了预期收入这一重要概念，因而该理论既不是强调人们现行收入对消费水平的影响，也不是强调人们的过去收入水平或周围人群的“示范效应”对其消费水平的影响，而是强调包括预期收入在内的长期收入对人们现行消费支出的影响。这无疑是对储蓄理论的重要发展。但持久收入理论是建立在理性预期基础上的，就预期而言，它存在的一个不可克服的尖锐问题就是不确定性。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周期循环的特点，每个经济周期的长短、每一阶段的持续时间、期间收入的变化如何都难以预料。因此，影响预期收入的职业、劳动力的价值和非人力财富就不确定，这样也就无法求出加权平均值。因此，持久收入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且，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找到能够在该问题上进行理性预期的实例的。因此，该理论缺乏生命力，更难以解释处于转轨时期，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处于变革之中，未来具有突现的不确定性的中国现实。对处于变革之中的中国居民来说，个人要想确定自己的持久收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预防性储蓄理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正如利兰德所指出的，预防性储蓄是被定义为由未来不确定性收入而引起的额外储蓄。因此，预防性储蓄是强调预防不测，而在中国现阶段的现实却是：不仅收入不确定，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未来的大额支出几乎是确定的。因此，预防性储蓄理论也难以有效揭示中国的高储蓄问题。
流动性约束理论与缓冲存储理论不仅为研究消费与储蓄决策问题提供了一条可选择的分析思路，而且由于许多不同于标准的生命周期假说及持久收入假说等确定性情形下的消费决策模型，为研究消费储蓄决策问题提供了分析框架。两者的确可以部分解释中国消费信贷开展以前的高储蓄，但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储蓄还在不断攀升，储蓄率比以前还要高。因此，该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储蓄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难以解释中国的过度储蓄问题，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中国居民过度储蓄的真实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