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若以为走进曾经是世界中心的阿姆斯特丹，眼前就会出现一座像伦敦巴黎那样让人头晕目眩的大都会，那么肯定会大失所望。阿姆斯特丹的范围确实很大，但老城区却小而精巧，大体上可以步行走遍。这里既没有气派的林荫大道，也没有高楼大厦和富丽堂皇的古建筑群；有的只是密匝匝的运河网和上千座桥，还有沿着运河的那些不宽的滨河街。本人第一次到阿姆斯特丹和最近一次到那里，相隔二十余年，看不出任何变化。阿姆斯特丹永远就是回忆中的那个样子。我甚至相信，在三个半世纪前作为世界中心的阿姆斯特丹，也许就是这个样子。阿姆斯特丹没有那种“惊艳”之美，却很耐看。
荷兰的火车交通极为方便，位于市北港口和北海大运河之间的阿姆斯特丹中心火车站是迎接游客的大门户。同大多数欧洲老城的火车站一样，偌大的中心火车站显得陈旧，却宽敞而方便；讲究实用的荷兰人不会去花冤枉钱把她打扮得富丽堂皇。
中心火车站广场以南运河边的游船码头是吸引游客的第一个景点，一艘艘漂亮的白色游船在那里待客出发；花二十个荷兰盾，就有一小时丰富而详尽的水上观光。不妨先上船去领略这水城的大观，然后再安步当车，慢慢品尝不迟。
老城区像是以中心火车站为圆心向西南方向摊开的一把直径约三公里的半圆形折扇，五条同心半圆河道和许多径向放射形河道贯通了全部老城区。阿姆斯特丹的地势在海平面之下，这里是很松软的低洼地，整个城市完全是靠夯入地下那无数根大木桩子和混凝土桩子支撑着，这就是为什么阿姆斯特丹不能建造高楼大厦；沿着运河观光就常常可以见到因地基下陷而倾斜的建筑。近老城区最中心处那环形的辛赫尔河（Singel）是原来城区内的自然河道。
王子运河（Prinsengracht）、国王运河（Keizersgracht）和绅士运河（Herengracht）是三条精心规划的半圆河道。沿这三条运河两岸，是十七世纪黄金时代荷兰富商住宅最集中的地带。这些住宅几乎全都是四五层高、门面很窄的深红砖房小公寓，鳞次栉比，挤得有点透不过气来。那些房子若从伦敦或巴黎的眼光看，根本谈不上奢侈，甚至于谈不上舒适。但在当时那寸金难买寸金地的阿姆斯特丹，非富商是不可能挤得进来的。那时候的房屋建造得如此窄，门如此小，除了地贵以外，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房产税是按照房子的门面大小征收的，就如同当时的商船全都是大肚子小甲板是因为船只的征税是按照甲板面积计算的一样。这些历史的印记，既佐证了荷兰人的精明，也佐证了荷兰人不懂得奢侈。由于门和楼道窄小，所以家具只能从窗户运进去；这就是为什么每幢房子的门面最高处都有一根伸出的吊梁。
在王子运河道的西北段，有写下著名日记的犹太少女安妮·弗朗克（AnneFrank）一家在纳粹占领时期曾经躲藏过的屋子。安妮一家人在这幢当时曾被作为仓库用的小公寓里躲藏了两年，最后因有人告密而被送进了集中营。
位于绅士运河道和阿姆斯特尔河（Amstel）的交汇处是著名的犹太人居住区。在黄金时代的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就是富人的同义词。这里有斯宾诺莎出生的房子，也有大画家伦勃朗的住所（Rembrandthuis），不过伦勃朗不是犹太人。二战前这里的犹太区内有八万多居民，到二战结束前幸存下来的不到一万人。
在几段河面略宽的河道上，紧贴着河岸停靠着一艘艘像童话小屋那样的船居，那是阿姆斯特丹著名的“水上人家”；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以打渔为生的水上人家，而是普通以船为家的居民。真的很浪漫！这也许只是用它来代表某一种创意的生活方式罢了，未必值得鼓励，否则那漂亮的运河岂不全都被一户户的“水上人家”堵死。
穿过一个个矮小桥孔，驶过一条条水上长廊，来到了举世闻名的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其北端就靠近中心火车站。这里的河道很窄，两边岸上游人如云，但绝大多数是好奇的观光客。
过红灯区就是老城区的出海处，这里的斯赫莱厄塔楼（Schreierstoren）是十五世纪的老城墙唯一保留下来的遗址。1609年，哈德逊船长带领的“半月号”货船就是从这里出发驶往北美洲的。
游船驶出逼仄的老城区进入豁然开朗的北海大运河，让人精神为之一振。阿姆斯特丹位于原来的南海湾（Zuiderzee）底部西岸阿姆斯特尔河（Amstel）的出海口处。1932年，南海湾被位于北端的阿夫斯勒依特大坝（Afsluitdijk）拦成为艾瑟尔湖（IJsselmeer）以后，这条宽一百二十米、深十二米的北海大运河就成了阿姆斯特丹的主要出海通道，它全长二十六公里，经过北海运河大闸西通北海。运河两边停满了一艘艘巨大的货轮。有人把荷兰的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戏称为德国的大海港，因为其相当大部分的进出货物都来自于德国的鲁尔工业区；其实阿姆斯特丹也可以称为德国的大港，因为其情况和鹿特丹很相似，足见现在的荷兰海运对于德国经济的重要性。
阿姆斯特丹也是荷兰最大的渔港。荷兰人善捕鱼，却不爱吃鱼——荷兰人也许是最不懂得烹饪鱼类的人群；荷兰人捕鱼，是为了卖给爱吃鱼的别国老百姓。在荷兰的公司餐厅里想吃鱼，必须等到星期五，而且做法只有一种：面拖油炸。据说这还是十六世纪西班牙人留下的后遗症：西班牙人见荷兰人捕了那么多鱼却不爱吃鱼，干脆就订下了规定，每到星期五，菜场只准卖鱼，不准卖肉。尽管如此，荷兰人还是不爱吃鱼。问过荷兰朋友，他们居然荒唐地把不爱吃鱼的理由归咎于西班牙人，令人莞尔。
如果从中心火车站出来，过游船码头朝市中心方向漫步五分钟，就来到了王宫所在丹姆大广场。现在的王宫就是1656年落成的市政厅，那个让当年成千上万阿姆斯特丹人欢欣雀跃、让冯德尔写下歌颂财富的“钱中诗”的那个市政厅。王宫居然由老市政厅改建而成，这既可以看出荷兰人不懂得奢侈，也说明荷兰王室历来就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三百多年的的广场不算古老，却显得很陈旧；它显然已经不再是游客们最青睐的景点了。从丹姆大广场通往阿姆斯特丹的标志明塔（Munttoren）的罗金（Rokin）大道宽敞却显得冷清，原来最热闹的一条很窄的商业步行街卡尔夫街（Kalverstraat）竟然是躲在罗金大道的西侧，不注意往往会错过它。朝南走完卡尔夫街豁然开朗，在辛赫尔河边桥堍就是著名的明塔。
从明塔过桥往南，跨过那三条著名的运河，过外环城河，就是阿姆斯特丹最让人刮目相看的博物馆区和公园区了。这里有阿姆斯特丹最雄伟漂亮的古建筑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它斜对面的梵高博物馆和建筑精致闻名世界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Concertgebouw）以及朝西不远处位于冯德尔公园南边可以容纳六万观众的奥林匹克体育馆。1928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
阿姆斯特丹的斯希普荷尔（Schiphol）国际机场是我在荷兰那些年里感到最亲切的地方。没有记下来在这里进进出出了多少次，光是跑来这里迎接亲友的次数就已经够多的了。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之一，然而荷兰人却把它设计得让你感到它并不大，这和亚洲人的设计理念刚好相反，我每次在这里都觉得它是那样的方便，几乎不要跑太多的路，连火车站也就设计在地下层。相比之下，有一次为了转航班差点让我赶出心脏病来的芝加哥O’Hare机场则大而无当。斯希普荷尔国际机场在海平面以下四米；这里原本是从北海伸进来直到阿姆斯特丹南边的一个大海湾。在这个海湾里曾有一个像“百慕大三角”那样让海员们谈虎色变的“魔区”，船只常常在此沉没，就好像是航船的黑洞似的，于是就起了个名字叫“船洞”（Schiphol）。斯希普荷尔机场对荷兰人而言，不过就是“船洞机场”而已，荷兰人根本不在乎名字好听不好听，吉利不吉利。
阿姆斯特丹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一样是世界钻石加工中心，所以在斯希普荷尔机场里的免税区有许多家买卖和加工钻戒的免税店铺，他们所说的免税是真的。一次我在那里买了一颗正在促销的钻石，他们还教我如何在显微镜下按瑕疵识别钻石的好坏，最后给了我一份正式的鉴定证书，说万一以后要把它镶嵌上戒指或项链，随时可以再来。几年后，妻子在上海买下了一个满意的项链架子，想把那颗钻石镶嵌上去；亲友们都说万万不可，这真正的钻石给调了包怎么办！后来我又经过斯希普荷尔机场，就去请那家店铺帮忙。他们看了证书和发票，虽然是几年以前的生意，还是高兴地当着我的面把那颗钻石镶嵌了上去，居然分文不收。看来，那“海上马车夫”巴伦支船长的精神还没有断子绝孙！尽管已经凤毛麟角。
除了平均身高是世界之最，不爱吃鱼，荷兰人还有一个特点是不讲究名字的含义。在他们看来，名字不过就是一个符号，如此而已；这和中国人爱在名字上煞费苦心的传统大相径庭。每当我问荷兰朋友某一个名称是什么意思时，他们会疑惑不解地反问，难道名字还要有意思？难怪许多荷兰家庭的姓氏都直截了当地用“来自什么地方”作“代号”了。
荷兰人不仅不讲究名字的含义，他们对种种空头的政治也不感兴趣。记得有一次在我家聚餐，其中一位也是来自神州的博士生无意中谈起了政治：“值得我深思的是，从你们作为资本主义王国的荷兰社会，我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成分竟然比一些社会主义的国家要多得多。”姓氏为“来自湖边”的邻居汉克马上就说：“所谓‘主义’，是我们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的糟糕发明。社会的发展，根本在于扎实的、不断的改进，而不是奢谈什么主义。我不了解你们东方的社会主义是否成功，但至少我们都看到了东欧斯大林牌号的社会主义都是假的、失败的，更不用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了。”姓氏为“来自克拉能堡”的同事豪勃接了下去：“在二战以前的欧洲，还的确有人把‘主义’作为理想而为之奋斗，最后上了当；而许多现代的政客则仅仅是把它作为口头禅而已。在我们荷兰，谁谈什么主义，我就不投他票。”
看来，胡适先生“少谈什么主义，多解决一些问题”的思想，在荷兰倒是有知音的。
荷兰人也是不讲究美食的族群，难怪走遍世界也不会找到一家荷兰餐馆。荷兰人虽然富足，却从不浪费，他们的餐盘子总是吃得干干净净；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荷兰人杯盘狼藉暴殄天物的场景。我的荷兰朋友们也曾经为此而受到过我无意或善意的“虐待”。我住在贝尔亨达尔的小楼常常是同事们一起聚餐的首选场所，从我的厨房端出的江浙菜肴也颇受欢迎，特别是我从母亲那里学来的麻油鸭分外受到青睐。开始，我常以中国传统的好客方式，不管人家是否还吃得下，不断地往他们的盘子里添菜，而他们则因为不好意思剩下而差点把胃撑坏。后来他们实在是吃不消了，不得不言明真情，遂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胆量对荷兰人劝菜了。中国人饮啤酒，常常是边就餐边饮，餐毕也就饮毕；而荷兰人边就餐边饮啤酒是小饮，真正的大饮牛饮是在餐后。
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
作为爱乐者，阿姆斯特丹最吸引我的就是博物馆广场南端马路对面的皇家音乐厅（RoyalConcertgebouw）。这是我从年轻时代就很向往的音乐厅，它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座历史最悠久、建筑最有特色和音响效果最佳的音乐厅之一，它也是阿姆斯特丹的骄傲。每次来到阿姆斯特丹，不管是否来这里听音乐会，我总会不由自主地走到这里来盘桓良久，一种回归之感会悠然浮上心田。这里的音乐厅管弦乐团（ConcertgebouwOrchestra）让我感到亲切，它是世界最顶级的交响乐团之一；但荷兰人不喜欢自戴大帽子，他们低调地自称为管弦乐团，难道非得加上“Symphony”才算得了交响乐团么？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好几位让我钦佩和感到亲切的音乐家的足迹，他们是荷兰指挥大师门格尔贝格（JosefWillemMengelberg，1871—1951），二十世纪苏联的小提琴大师大卫·奥伊斯特拉赫（908—October24，1974）和当今荷兰最杰出的指挥大师海廷克（BernardHaitink，1929—）。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在上海曾淘到一张78快转、灌满正反两面的《埃格蒙特序曲》旧唱片，就是门格尔贝格指挥这里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的录音，他对贝多芬的深刻理解和对音乐独特的处理方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音乐史上的每一段时期，世界上总会有几位呼风唤雨的指挥大师；二十世纪初期，最有影响的几位大指挥家里就有门格尔贝格的名字。
门格尔贝格从1895年到1945年领导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及其管弦乐团整整五十年，把音乐厅变成音响效果最佳的音乐厅之一，把管弦乐团发展成了世界顶级的交响乐团。可以说，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及其管弦乐团就意味着门格尔贝格，反之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