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突如其来的遭遇如一盆冷水把我们俩的逸兴扑灭，顿觉疲惫，就搭地铁返回旅馆。在房间里我正庆幸地从包里取出相机时，却发现，包里的皮夹子不见了；尽管里面现金不多，但有两张信用卡。我们俩真的成了难兄难弟。回想起来，很可能是我们从圆形竞技场地铁上车的时候出的事情。记得我们进入车厢时，车门口左右各站着一位披着头巾的中东妇女，右面一位还抱着个婴儿。我进入车厢时并没有碰到她们任何人，那抱着婴儿的女子却嚷嚷大喊“baby！baby！”那时候我记得身后那位女子对我撞了一下。后来我们就朝里面走，那两位女子却仍然站在车门两旁没有下车；但当车门快关闭时，两人飞快地下了车。当时我并没有怀疑什么；事后回想起来，原来是她们！
次日一早，其他同行都去了梵蒂冈，我则陪朋友去了S国大使馆。我说幸亏是在罗马，还可以马上请大使馆帮忙，要是在其他地方那还会更糟糕。我顺便打长途电话向银行报失了两张信用卡。大使馆对这类事件也已经习以为常，处理起来胸有成竹，向朋友保证会让他按时回国。一个上午下来，总算办完了全部事情。
阳光之下也会有污秽，但我总觉得这些扫兴的事情同阳光下的托斯卡纳没有任何关系。托斯卡纳依然和巴洛克音乐那样，让人觉得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济慈——吹尽狂沙始到金
我们午餐的地方离西班牙台阶很近，餐后一起漫步到了著名的西班牙广场，这里果真人山人海。沿着摆满了花盆的西班牙台阶爬到小山顶的“山上天主圣三教堂”（TrinitadeiMonti），教堂的正前方有一座仿古埃及的方尖碑；沿左侧的山坡继续上行不远就是梅迪奇家族的豪华山庄，里边还有很好的餐厅。从山庄可以眺望整个罗马全景，很大程度上补偿了我们的遗憾。盘桓片刻就走下台阶回到广场。看过《罗马假日》的朋友也许会怀念起在这里吃着冰淇淋的“窈窕淑女”奥黛丽·赫本，我则急于想拜访紧靠着台阶右侧、门牌为西班牙广场26号的英国大诗人济慈的临终故居，其正式名称是“济慈雪莱博物馆”（Keats-ShelleyMuseum）；雪莱在意大利的时间比济慈要长很多，却并没有来过此故居。
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早期这五六十年里，法国诗坛寥若晨星，而英国诗坛则如夏夜的星空。英国浪漫诗歌的这一全盛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辉煌一页，该全盛期大致以六巨擘为代表：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1770—1850）、柯尔律治（SamuelT.Coleridge，1772—1834）、拜伦（GeorgeG.Byron，1788—1824）、雪莱（PercyB.Shelley，1792—1822）、济慈（JohnKeats，1795—1821）和布莱克（WilliamBlake，1757—1827）。若把更早一点的苏格兰著名诗人彭斯（RobertBurns，1759—1796）也算进去，那就成了英国浪漫诗歌辉煌的“七姊妹星团”（Pleiades）了。这七颗亮星里济慈出生最晚，生命最短——只活了25岁，但其光芒却随着历史的延伸越来越耀眼。
济慈（JohnKeats，1795—1821）出生于英国社会底层，英国的大诗人中没有一个人比他的出身更卑微：其父亲只是伦敦一家马房的马夫领班。他是长子，有两弟一妹，年幼时就失去了父母双亲——都死于肺结核，两个弟弟也都死于肺结核。他没有条件受高等教育，仅在医院里当过药剂师，却酷爱诗歌；他很快就放弃了职业，潜心于诗歌创作，并以其优美声律迅速得到文化界的关注和认同。可惜他二十二岁时也得了肺结核。到1820年他已经病入膏肓，肯定是捱不过冬天了。按当时的医学水平，地中海的阳光是治疗肺结核的唯一“特效药”。为了延长其生命，伦敦的医生建议他到罗马过冬，并嘱咐他到罗马后一定要静养甚至卧床休养。九月，他在挚友瑟文的陪同和照料下离开了英格兰，十一月才到达罗马；这西班牙广场26号的房间就是伦敦医生为他安排的。遗憾的是，到罗马后，这里的意大利医生却劝告他说肺结核患者应该多锻炼身体。这对于病情稳定的肺结核患者也许没有错，但对于已经病入膏肓的重症病人，则是很糟糕的馊主意；结果是，经历了两个月旅途劳累的诗人非但没有好好卧床休养，反而每天出去骑马散步；结果病情越来越重，到来年2月23日就溘然长逝，还不到26岁。
购票进门，从一个螺旋形的楼梯上到二楼济慈的小房间；里面并没有原物。由于肺结核是传染病，房间里所有的用品，包括家具、书籍，甚至于窗帘和墙纸，都在济慈死后被拿出去付之一炬了，这也是当时处理肺结核这种可怕传染病的常规办法。现在的房间里有一张床和一个小床柜，床另外一边有诗人的雕塑头像。从对着西班牙台阶的窗户外不断传来游客喧闹的声音；窗下有一张书桌和一把带靠背木椅。济慈当年喜欢坐在这椅子上看书。
在死神面前，年轻的诗人非常坦然平静，仍然充满着幻美的诗意。去世的前几天，他请求瑟文陪他去了罗马的新教徒公墓，希望为他的墓地种上他喜爱的紫罗兰。说起瑟文对诗人的友情，也令人感动不已：比诗人大两岁的他自始至终像亲哥那样一直陪伴和照顾着他，为他做所有的家务，还为他画像，最后按其遗愿为他办好了后事；却从来没有顾虑过自己会不会被传染上肺结核。神明庇佑，真情真意的瑟文居然奇迹般地活到了86岁；58年后的他依然思念着济慈，按其遗嘱他死后也被安葬到了罗马新教徒公墓济慈的墓旁，永远陪伴他的朋友。那是有着真情的年代。
济慈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是在长期的争议中凸显出来的。在形形色色的“主义”和各种思潮泛滥的十九和二十世纪，济慈曾一度被当作是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不问政治、不关心社会和民众疾苦的诗人而备受针砭。对济慈的攻击从他在世时就已经开始，其遭遇和唯美大师王尔德很相似。但有慧眼的大师们却早已预言了济慈在未来所应有的殊荣。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大诗人丁尼生就认为济慈是英国十九世纪最杰出的诗人；英国现代诗人艾略特认为济慈是具备现代风格的最杰出诗人。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意大利诗人蒙塔莱也把济慈称为是“至高无上的诗人”。这些溢美之词是否中肯，则可以见仁见智。
济慈的诗歌创作仅五年的时间，却达到了人生的巅峰。济慈诗歌的核心是对幻美的追求，而排除任何政治目的。济慈的“文学与政治的隔绝”曾经是他被攻击的“软肋”，但历史却证明了，这恰恰是济慈诗歌的永恒魅力所在；对真善美的尽情讴歌，其本身就是对丑恶现实及肮脏政治的否定。这就是为什么济慈诗歌的艺术魅力在历史的长河中愈来愈发出绚丽光彩的原因。
想起了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一首《浪淘沙》词：“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靠政治因素曾经红极一时的文化明星举不胜举，但终究都会被无情的历史“雨打风吹去”，而真正的艺术则是永恒的。济慈是很好的说明，拜伦则是更好的说明。
当然，随着历史的变迁，评论家往往也不乏矫枉过正的倾向。就总体而言，笔者对于拜伦的评价远高于济慈。正因为拜伦在题材上的恢弘博大和哲理上的精深致远，让他博得那么多作曲大师们的青睐，也让普希金倾倒。就凭拜伦那份豪气，济慈就望尘莫及。不妨作一个比喻：济慈很像是音乐中的萧邦，而拜伦则像音乐中的瓦格纳和马勒。
拜伦还有一点是众多英国甚至欧洲的诗人们望尘莫及的：他是众多音乐大师们最青睐的诗人。舒曼曾为拜伦的哲理诗剧《曼弗雷德》谱写了十五段戏剧音乐，其中《曼弗雷德序曲》是音乐会上经常演奏的名曲；柴可夫斯基也为该诗剧谱写了动人肺腑的《曼弗雷德交响乐》；柏辽茲则根据他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创作了以中提琴为独奏乐器的交响诗《哈罗尔德在意大利》（《HaroldenItalie》）；李斯特的第二交响诗《塔索》也是取材于拜伦的诗篇《塔索的悲哀》（《Tasso’sLament》）。可见拜伦诗歌在欧洲的影响之大、之深远。说来不奇怪，连伟大的普希金也对拜伦爱得发狂！他们是同时代人，一个西在英伦，一个东在俄罗斯，从未谋面，却“心有灵犀一点通”。
傍晚，我们在托斯卡纳的夕阳中回到了博洛尼亚。
第二天清晨，我们在博洛尼亚机场登机飞回慕尼黑。由于有几个会议一起闭幕，前往慕尼黑的旅客很多。当我几乎就要登上我的航班时，却临时被告知机舱已经满员，说十五分钟后会加开一架飞机。很快，一架像小鸟一样的螺旋桨小飞机停到了我们跟前，上面只有十几个座位，却带上一位满脸春风的意大利空中小姐，还提供了丰盛的早餐。其实，真正的意外收获还在后面：由于这架小飞机飞得特别低，在飞越阿尔卑斯山的时候简直妙不可言，我们和一个个令人神往的壮丽雪峰几乎是擦肩而过。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一次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