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机会随几位葡萄酒“发烧友”从荷兰前往法国西南部濒临大西洋的著名葡萄酒圣地波尔多（Bordeaux），并从波尔多出发向东沿着多尔朵尼亚河（Dordogne）前往其北岸圣艾米隆（SaintEmilion）那闻名全球的白马酒庄（ChateauChevalBlanc）。回程时我翻着地图，却无意中看到在圣艾米隆东边不远处有一个叫佩里格（Perigueux）的小镇，似乎有点熟悉。对了，它让我想起了在普法战争期间发生在这个穷乡僻壤里一桩很著名的血淋淋的小事件，一桩同早它七十七年发生在巴黎协和广场上有点类似的“神圣”胡闹。尽管这个胡闹不是以革命的名义，而是以反对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却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共同点——法兰西色彩的“羊群效应”。
在回程中我们经过了佩里格。虽说是穷乡僻壤，这里的大教堂还是够气派的。不过，那个著名的血腥故事并不是发生在这个小镇上，而是在这里西北偏远乡下一个叫奥特菲（Hautefaye）的小村子里，时间是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赤日炎炎的八月十六日。
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对拿破仑一世皇上陛下崇拜得五体投地，绝对忠诚。这片忠心绵延了六十多年，如今他们还以同样的忠诚拥戴着这位法国盖世英雄的侄子拿破仑三世皇上。
这一天正好是赶集，集市上聚集了一大批对皇上一片忠心的农民，大多喝得醉熏熏的。他们的皇上对普鲁士宣战还不到一个月，却从东边千里外的阿尔萨斯、洛林前线传来了皇上失利的坏消息，让这种醉熏熏的氛围又添上了一点忿然——这种忿然则又会使得人们总想找点什么理由好好发泄一下。
这时候，正好有一位邻村的贵族青年阿兰·德·莫奈伊（AlaindeMonéys）午后也来这醉熏熏的集市上凑热闹。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是他自己无意中的一句话，触发了那需要发泄的导火线，而且还以惨绝人寰的方式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阿兰刚来到市场时就被人们围住了问长问短，后来就有人无意中告诉他，说是他的一位亲戚在午前居然跑来这里集市上大喊了一声“共和国万岁”的混账口号，然后就逃走了。“共和国万岁！”这在佩里格地区简直是天地难容的大逆不道！“那绝对不可能。”阿兰说。然而接下去，这位稀里糊涂的贵族青年就在这个最最敏感的话题上错用了幽默，他居然反问道：“他为什么不喊‘打倒法兰西’？”
醉熏熏的人们只听到那最后几个字“打倒法兰西”。广场上人群里那情绪的逆转往往会快得让人根本来不及分辩和解释。“那个混蛋居然说要打倒法兰西！”这个信号就像闪电一样传遍了整个集市，像雷管似地把场面引爆开了。七十七年前巴黎协和广场上的一幕，就一瞬间地再现于这巴黎以南一千多公里外的穷乡僻壤奥特菲。尽管两者的本质恰恰相反：协和广场上是为了革命和共和，这里恰恰是与共和、革命不共戴天。协和广场上有先进的基约丁断头机，这里则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分尸，把人活活烤死，然后再吃人肉。
人们高喊着“打死普鲁士人”，从农妇到壮汉，少年到老人，对波那巴特忠心耿耿的热血在一瞬间沸腾了起来——再加上那酒精的巨大余威——已经容不得任何思考；这一切刚好找到了发泄的对象，可怜的年轻人转瞬间被打得皮开肉绽，掉出了眼珠子，拔掉了指甲子。他不单单要为那喊了“共和国万岁”的亲戚抵罪，似乎也要为从千里外阿尔萨斯、洛林前线传来的仇恨抵罪。一位在场的教士企图平息人群的情绪，但根本无济于事。
人群开始想吊死阿兰，但慌乱中悬挂绞绳的树枝被折断了。于是就把他拖到打铁铺，准备把他钉上十字架。有人又要把他游街，然后就又把他拖到粮谷市场上去分尸，却没有扯开，只把一条大腿连根拉了出来。血肉模糊的半个躯壳，在一片“皇上万岁！”和“法兰西万岁！”的呼号声中，一路被拖过村子的小街，来到了广场上。人群很快堆好了干柴堆，把奄奄一息的年轻人扔上了柴垛，他们还竟然让最年幼的小孩子点着了火堆。人群围着干柴烈火的“烤肉宴”起舞狂欢。那躯体在火焰上被翻转熏烤着，人体的油脂被烤得不断往下滴，人们就当场用面包沾着人油吃。在场的一位地区长官竟然还鼓动说：“如果你们想吃他，那就请便吧！”
整个“神圣”的胡闹经历了两个多小时。许多从集市回家的农民、甚至小孩都品尝过人肉的滋味。
过了十六天就是九月二日，拿破仑三世皇上在色当（Sedan）成了俘虏。九月四日，共和派在巴黎政变成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消息说，雨果也凯旋般地回到了巴黎。
又过了三个月，在这里聚众闹事被捕的人里有二十一人被正式起诉，全是老实吧叽的农民，彼此互不相识，也都不认识受害人阿兰·德·莫奈伊。其实那天参与的人远不止这些，看热闹、推波助澜的人则更多。结果却是，有权有势的家伙们早就抵赖得一干二净。
又过了两个月，那已经是1871年的2月，有四个农民在那烤人肉的广场上被原地执行死刑，上了断头台。穷乡僻壤的小村奥特菲分别为“共和国”和“法兰西”献出了五条人命。
又过了一个月的三月，血雨腥风又再次席卷巴黎，那是为期不到两个月的巴黎公社。
协和广场上的胡闹持续了一年多。奥特菲小村子里的胡闹只持续了两小时。不必说它是“左”的还是“右”的，我们似乎都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共同点：那就是在群众运动中容易出现的一种可怕的“羊群效应”。
从十九世纪的历史看，人们也许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法国人，特别是巴黎人，算得上是欧洲最急躁、最缺乏耐心和最容易头脑发热的族群；一个容易触发出情绪化狂热的族群。这种急躁盲动的“雅各宾特性”，哪怕在协和广场血雨腥风之后一百七十六年还阴魂不散。1969年，包括大名鼎鼎的萨特在内的一群巴黎人竟然在雅各宾的祖庙——巴黎——掀起了一场短命的“红卫兵运动”；以法国历史看来，似乎不觉得奇怪。
这个奥特菲村的小故事，可以为“协和广场现象”再多加上一个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