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曹雪芹《红楼梦》
赵泰来另一位外曾祖父叫郑孝胥（1860—1938），福建闽侯人，他是赵泰来母亲郑银河的爷爷。郑孝胥是近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和诗人，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
出生于官宦书香世家的郑孝胥，4岁入私塾，童年时代跟随在京城做官的父亲读四书五经，父亲郑守廉督课甚严，为幼年的郑孝胥打下很好的经学基础。他12岁能熟读《仪礼》、《尔雅》、《急就》，13岁已毕读十三经。但郑守廉早逝，17岁的郑孝胥回到福建老家，继续跟从叔祖郑世恭学习。郑世恭是咸丰二年恩科进士，曾在户部当主事，由于收入微薄不足糊口，遂请辞回家教书。左宗棠到福建任都督时，了解郑世恭的才学，聘他任凤池书院院长。郑孝胥常常与叔祖郑世恭一块谈诗论文，忽而玄妙、忽而切近，甚可乐也，往往至深夜不已。
有一回，叔祖曾用大自然现象来比喻唐朝著名诗人。他说：“昨闲中拟喻有唐诸大家诗，谓少陵如日，太白如月，昌黎如雷，长吉如电，飞卿诗远胜义山，在天虹也，卢仝、刘叉等雪也，自初唐至盛唐，如四杰诸公，五行二十八宿也。”郑孝胥补充说：“未也。韦苏州之雅淡，在天为露，柳子厚之冲远，在天为银河，元、白雾也，能令世界弥漫。自宋以下，则不足拟以天象矣。”说毕，两人相对捧腹大笑。
用现代的语言，把他们两人的对话译出来，它的大意就是这样的：由晚清改革派而成为遗老，进而担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郑孝胥。
郑世恭说：“昨天闲在家中，忽然想到用自然界的现象来比喻唐朝大诗人的特点，觉得很有意思。比方说杜甫（少陵）的诗，像灿烂的太阳那样温暖照人；李白（太白）的诗则像阴柔的月亮那样幽清孤寂，给人以朦胧隽永的无限遐想；韩愈（昌黎）的诗是那样雷霆万钧，让人振聋发聩；而李贺（长吉）的诗则像闪电一样绚丽多彩，让人目不暇接；温庭筠（飞卿）的诗句远远要胜于李商隐（义山），就像天上五彩缤纷的彩虹一样。卢仝、刘叉等人的诗句则像雪花一样的洁白、轻柔。自初唐时的四位杰出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麟、骆宾王以及到盛唐时的诸多著名诗人，他们都与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以及天上的二十八星宿相对应。”郑孝胥听完后补充说：“您还没说完吧。韦应物（苏州）的诗句是那样优雅清淡，就像芳草上的露珠一样；柳宗元（子厚）的诗句是那样厚重深远，就像天上无限深邃的银河；而像元稹、白居易的诗句，难道不像沁人心脾的白雾一样在世间弥漫？但自宋朝以下，再也没有出现像唐代一样伟大的诗人了，因此也就不足以天象来比喻了。”
这一祖一孙、一老一少敢用天象比喻唐代大诗人，虽是一种戏说，但也可见他们诗学功底之深厚。
光绪八年（1882年），22岁的郑孝胥中举，开始了他长达50多年的仕途生涯。他先在李鸿章幕僚任内阁中书改官同知，后考取内阁中书，调任清廷驻日本使馆秘书。第二年升任驻日领事，再调出任神户、大阪总领事。1894年回国，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京汉铁路南段总办、督办广西边防事务，并任安徽、广东按察使，宣统三年（1911年）为湖南布政使。辛亥革命爆发后，郑孝胥以遗老自居，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在上海购得一座楼，题为“海藏楼”，尝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诗意，从此做起了寓公。他的书法工楷隶，尤善行楷，取经欧阳徇及苏东坡。字体偏长、苍劲朴茂。为生活计，郑孝胥卖字为生，据说能日进千金。上海商务印书馆编撰《辞源》，初版书名即出自郑孝胥之手，“交通银行”四个字仍沿用他的书法至今。
郑孝胥在书法和诗词上贡献良多。“交通银行”四个字仍沿用他的书法至今。
郑孝胥曾参与戊戌变法，是清末改革派政治家，支持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政治主张，与唐才常等人有过交往；立宪运动时期，他也参加过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储备银行的创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动等活动；1906年，他还被推选为全国预备立宪会会长，参加立宪运动，要求清廷尽速召开国会。
为什么像郑孝胥这样饱读诗书才高学富，而且有改变中国现状远大志向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改天换地的关键时刻，却站在时代的对立面，成为旧王朝灭亡的殉葬品？更有甚者如罗振玉、郑孝胥等人走得更远，甘心为日本人把持的伪满洲国效力，充当汉奸，留下被世人唾弃的终身骂名？
从大的层面上看，这批甘作清室遗老的文化遗民，几乎都是一代国学耆宿。他们深受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熏陶，体会了这一传统中的妙义。而清王朝的覆灭，让他们看到的是末世衰乱的景象，眼见自己所珍视的传统文化、伦理价值体系行将崩溃，不免自觉去充当这个旧王朝的凭吊者，更是一种文化的凭吊者。
曾和郑孝胥一同出任“懋勤殿行走”，与罗振玉为儿女亲家的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就是在这种传统文化凭吊者的心态下，目睹他心仪的古国文化在一步步式微殆尽而悲忧得不能自拔，于是选择了自杀。他对着颐和园昆明湖说道：“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便纵身一跳栽了进去。
王国维是近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在文、史、哲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冠绝群伦。他在堪称绝世美文的《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然而王国维最终没能完成他的奋斗目标，而过早地选择到另一个世界去歇一歇了。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亦无再辱。”辛亥革命后一代学术宗师王国维投湖自尽，反映了当时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从个人层面上看，郑孝胥没有选择走王国维的这条路子，似乎他在等待机缘，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郑孝胥早年思想和诗风的形成和演进，离不开家族的熏陶，尤其是叔祖郑世恭、父亲郑守廉、舅父林葵的影响。而这三人在仕途上偃蹇坎坷，无疑也对郑孝胥的心灵产生极大的刺激。他此后热衷于功名仕进，以致最终陷入泥潭不能自拔，留下历史污点，这也是当时清末文化学者个性上的一个特殊表现。
在上海闲居了12年后，机缘终于来到郑孝胥身上。1923年，郑孝胥由溥仪的“二师傅”陈宝深和英文教师庄士敦引荐进入故宫，任小朝廷“懋勤殿行走”。庄士敦向末代皇帝推荐郑孝胥时说道：“此人无论做人论事，都是他来中国近20年所见到的中国人中最优秀的。”
郑孝胥来到溥仪身边后，也确实相当卖力，天天给他灌输“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要想中国能够富强统一，首先就必先实行“门户开放”和“利益均等”，这样才能使各外国列强在我国西北地区投资开发，这样才能使中国西北的无限资源，供世界多少多少年之用。开发了大西北之后，将来便可以把“中华帝国”的首都分设在北京、南京和帕米尔高原之上，这样中国的前途，真是洋洋无穷尽的了。郑孝胥在百年前就提出对外开放和开发大西北的政治主张，不能不说他对中国走向统一富强之路确有前瞻性，然而他的这些话是说给一个废帝听，似乎就有点对牛弹琴了。
1924年，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忽然发出“停止内战”宣言，班师回了北京。并下令让溥仪带上家眷离开紫禁城，回到什刹海北沿河他父亲“醇亲王府”生活。这一举措让溥仪惶惑不宁，终日想找个外国靠山摆脱军阀们的控制。在庄士敦、罗振玉、郑孝胥等人的安排下，溥仪先以看病为由，躲到德国医院，然后派人四处联络乞怜。英国、荷兰等使馆拒绝收留溥仪，唯有日本人对这位末代皇帝感兴趣，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于是在1924年11月29日，溥仪一行在这批遗老的安排下，坐上了几辆马车往日本使馆驶去。当时从德国医院到日本使馆要经过东长安街，那里是军警重兵把守的防区，溥仪在马车上吓得大叫：“街上有很多警察啊！你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正在这时，突然刮起了大风，黄沙蔽天、飞沙走石，几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溥仪在这片沙尘暴的掩护下戏剧性地投进了日本人的“怀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加紧向我国东北的全面侵占和掠夺，一个利用溥仪想复辟而建立伪满洲国的阴谋逐步实施，溥仪被日本人秘密地从天津转移到了东北。1932年3月，在长春市（改名“新京”）举行了满洲国执政就任仪式，由郑孝胥代溥仪宣读了“执政就任宣言”。郑孝胥则顺理成章地坐上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的位子。然而好景不长，郑孝胥在伪满洲国治国大纲中塞进他对世界各国“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等主张，就遭到日本关东军的反对。日方见郑孝胥难以驾驭，就以其年高“倦勤思退”为名，于1935年把他撵下台了。他提出辞职后回北京西城自己故宅去住的请求也遭日军拒绝，郑孝胥于1938年悒悒而死于长春，也有传言说他是被毒死的。
郑孝胥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后，他的长子郑垂和次子郑禹任总理大臣的秘书官，郑垂掌管翻译和与日本人交涉事宜，郑禹掌管内务。1933年郑垂病逝，郑禹便独自继承父亲的“理想”，在那条不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郑禹生于1889年，这个富贵家庭出生的公子哥，早期成长经历却颇为不顺。1906年在日本读中学的郑禹弄断了臂膀而退学，回国医治，并于同年与比他年长十岁的伍丽芳完婚。这段姻缘是如何撮合的，现在已无从考究。但当时郑孝胥与伍廷芳同为朝廷命官，在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教习俗下，郑禹也只能俯首听命了。
郑孝胥把两个儿子一同带到东北，为伪满洲国效命，彰显他追逐仕途功名的个性。1935年5月，日本人免除了对日本屡有怨言的郑孝胥的总理职务后，郑禹也由此改任伪满洲国国都建设局局长。在此期间，郑禹主持在新京市（今长春市）陆续修建了一系列伪官衙，包括伪满国务院办公室（今吉林大学新民校区基础医学部）、伪满军事部办公楼（今吉林大学一院老楼）、伪满经济部办公楼（今吉林大学三部）等。如今看着耸立在吉林大学内的这一幢幢高大古朴的老房子，只能让人们如同在九一八那天听到的防空警报声一样，去回忆和记取历史中那段久远的国耻……
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时，郑禹正在大连看望在此读书的小儿子。惊闻这一消息后，郑禹立刻返回长春，领取5万元疏散费后，于8月11日携妻女随溥仪逃往通化。8月18日，溥仪宣布退位，郑禹携妻女返回长春。8月21日，苏军进驻长春，郑禹携妻女辗转逃亡沈阳、天津、北京等地。
关于郑禹及妻子儿女的最终下场，史书上没有很明确的记载，只有两种传言：一种说法是1945年4月日本临近失败前夕，郑禹等人乘坐商船“阿波丸”企图逃命，4月1日深夜，“阿波丸”被美国海军误以为是日本军舰把它击沉而葬身海底。另一种说法是郑禹于1954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赵泰来回忆说，他小时候在东莞家乡见到过外公郑禹和外婆伍丽芳。他听上辈人说，在苏军快打到长春时，郑禹深知无论哪边的人都饶不了他：苏联红军饶不了他、国民党军队饶不了他、共产党军队也饶不了他，尽忠服务了10多年的日本关东军更饶不了他，因为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为了活命，他想出一个“金蝉脱壳”计，让人在狱中找来一个与自己体型相貌相似的死刑犯，穿上自己的衣服，然后把“郑禹”枪毙了，以此证明郑禹已死的假象。然后他带着妻子儿女辗转奔波、千里迢迢，来到远离政治喧嚣和战争动乱的广东边陲，在东莞县虎门一个叫白沙的水泽小山村，隐姓埋名活了下来。
郑禹的大女儿叫郑月娥，即序曲开篇中提到的那位姨妈，二女儿叫郑银河，即本书传主赵泰来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