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和官僚主义是人民的大敌，腐败和官僚主义的领导干部是难以取信于民，使人民放心的。
邓小平是反对官僚主义的。他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对此，他一再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
在全国解放以后，邓小平曾先后两次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反对官僚主义问题。一次是在党的八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另一次是在198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上述讲话中，他对官僚主义的现实表现和危害，作了透彻的概括和揭露：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对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表现，邓小平的反对态度是一贯的。
1957 年 3 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轻车简从地来到西安，检查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
邓小平稍事休息后，召开了关于西安城市基本建设的座谈会。市委书记冯直主持会议。他简要地汇报了西安城市建设情况后，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说：“还是先请大家讲，我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开始，在座的还有些拘谨，纷纷小声议论。邓小平鼓励大家：大点声讲，放开讲。于是，有人便站起来大声发言了，随后会场内就活跃起来，发言争先恐后，气氛热烈。在发言中，建筑材料要不要预制、工程建筑实报实销浪费大、计划外开支无法解决、甚至连19块钱也解决不了等等当时建筑业中存在的问题都提出来了。等大家发言告一段落后，邓小平说：美国建筑材料70%～80%是预制品，苏联只有20%多一点，美国最高，赫鲁晓夫的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可是我们有的是人，要认真地研究一下，预制合算就预制，不合算，那就没有什么优越性了。
接着，邓小平又说：“我们现在的缺点是只此一家（国营建筑企业），别无分店，你要包也得包（包工包料），不包也得包，没有竞争，反正是国家的钱，浪费了也毫不心痛……你们连19块钱的权力都没有，不像话！前一次武汉的同志讲，他们要用30块钱请苏联专家吃一顿饭，不给开支。没有办法，只好打电报到北京请示。花了300块钱电报费，才解决了30元招待费，真是个可笑的故事。他们是30块，你们是19块，你们顶好也多打几次电报，电报费报销没问题，这个办法好！”
但是，邓小平严肃地说：“你们告诉他们，为了19块钱，你们打了几次电话，发了多少电报，连这次电报费算在一起是多少钱！”
当时，全国正在开展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有些部门负责人就机械地执行某些政策条文，出现了不应有的问题。人若被官僚主义制度束缚住手脚时，是会陷入非常荒唐可笑的境地的。
邓小平指出了浪费现象存在的原因，对造成浪费现象的根源——官僚主义做了深刻的批评。
1961年5月16日，邓小平来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展出内容。那天，邓小平腿伤初愈，他是拄着拐杖看完了全部陈列，并谈了许多重要意见。
他听说周恩来来审查，用了两个半天才看完。对此他明确指示：“必须3小时看完，无论国内观众或国外观众，都不能住在这里看展览，平方米要缩小，剩下的地方可以摆专馆。”
他看到陈列中表现烈士的场面和图片不多，便语重心长地指出：“活着的人标出来了，死了的就不算数了吗？”
走着看着，邓小平又说话了：“李大钊是建党人之一，直到死才有一张照片怎么行？”他觉得这不仅是认识的问题，而且是工作作风的问题。又说：“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要不得啊！中国革命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批突出的同志，有创建党的，有工运的、农运的，他们斗争很英勇……革命史陈列要很好地突出一批烈士。不仅党内的，党的同情者也不能忘掉。”
邓小平重视革命烈士的纪念和事迹陈列，这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邓小平还认为，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既是官僚主义的基本特征，又是它的认识根源。官僚主义一方面大量表现于命令主义，滥用权力，搞特权，把自己看成是群众的主人，把为人民服务的领导机关变成旧式官衙门，凌驾于群众之上、党之上、法律之上。他们恣意超越组织赋予的权力，侵犯集体的和别人的权力，压制甚至剥夺下属和人民群众的公民权利。“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这是旧时代统治阶级作风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2页）思想僵化，是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的特征。在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官僚主义也表现在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2页）他说这是官僚主义者自身修养的个人主义的表现。邓小平对此作过详细的分析，指出：骄傲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03页）在邓小平治党治军治国过程中，有过多次反骄傲自满的事例。
1949 年底，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第二野战军解放祖国大西南的战斗任务即将胜利结束。当时，在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面前，人们都感到无比喜悦和自豪，部队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胜利归功于谁？”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所在的部队吃苦最多，功劳最大。在胜利和荣誉面前，有的讲：“全国几个战略区，我们在四个地区打过仗，流过血。现在战争结束了，该好好休息了，享受一点了。”
如此等等的想法和说法，都反映出在胜利面前，部队中居功自傲的思想开始滋长。
邓小平及时发现了二野中这些不健康的思想苗头，他和刘伯承司令员研究后决定，由他亲自起草一份《第二野战军首长率全体同志致各战略区感谢支援电》。这份感谢电于1950年元旦，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
这个电报的文字虽不长，但指导思想十分明确，通篇体现着真挚的感情和对各战略区的深切谢意。电报指出：一切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我们前面的任务还很艰巨，困难还很多，还要虚心学习全国先进地区的经验来巩固和发展我们的胜利。
这个感谢电由新华社广播并经各大区报纸刊登后，引起了二野干部战士的强烈反响。许多同志说，我们的想法常常跟不上刘邓首长。胜利了，我们想的都是自己的贡献和今后的前途，刘邓首长想的是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的抚育爱护、兄弟部队的支援配合。电报感谢的是各大战略区，教育的却是我们。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把官僚主义的问题看得更加重了。针对人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邓小平特别指出：“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
腐败是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各类政治丑闻大都与“腐败”如影伴形。腐败这个“幽灵”也困扰着当今中国。部分干部和一些公职人员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等丑恶事件和不法行为不断被曝光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中。它既是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又是民众不满和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之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再一次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1439页）
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腐败与反腐败斗争也尖锐起来，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国内外有些人据此断言：腐败是世界“通病”，不易根治，中国恐也难例其外。部分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也以“腐败”为题，大做文章，作为其搞颠覆活动的借口。形势是严峻的。
为防止和惩治腐败，纯洁党和政府，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反腐败，他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为了坚持不懈地把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由100人组成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为此指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
1986年12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提议，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以加强行政监督。
在反腐败的同时，邓小平领导党中央先后重申和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31条，省部级干部政治纪律7条，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8条和领导申报、礼品登记、企业招待费向职代会报告等制度。1997 年，又公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党内监督五项制度实施办法和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若干规定等，行政监察法也获通过。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果。
领导者只有清正廉洁，克服官僚主义，率先垂范，才有资格去约束别人，实施有效的领导。古人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地位、权力、责任都非常重要，其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的作风如何，廉洁与否，直接影响到下属机关和干部的作风。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着不同的权力，对权力使用得是否合理，作风如何，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是否成功。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把作风建设列入自身建设重要内容，不仅要反对官僚主义、反腐败，而且自己要做到清正廉洁，一心为民办实事。
邓小平爱党、爱祖国、爱人民，也爱自己的同志和战友。
在邓小平的领导交往活动中，接触最多、结交最深的莫过于同他一起战斗、工作的战友和同志。邓小平在与党内同志、战友的交往中，总是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视为兄长，对他们加以敬重和推崇，对彭德怀、刘伯承等德高望重的老帅们总是尊重、理解、同情和支持，对部属、下级和同事给予极大的信任、关怀、爱护和帮助，从邓小平同党内同志、战友的工作交往、思想交流、合作共事、人际往来等活动中，我们将学到的是激情的感召、情操的熏陶、灵魂的净化和忘我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