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工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要求领导者之间、领导关系中的上下级之间，在工作上加强联系，密切配合。
邓小平精湛的工作协调艺术，淮海战役是一个典范。
淮海战役的胜利，首先取决于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高度协调的成功。这一成功正是由于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具有坚持原则和精于协调的卓越能力，因为协调得当，各野战军和各级指挥员才指挥有方，克敌制胜，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又一伟大胜利。
1948 年 2 月，根据中央指示，邓小平率大别山前方指挥所北渡淮河，转出大别山。
2月24日，中原野战军前、后方两个指挥所在安徽临泉地区会合。“刘邓”又会师了。
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军在徐州周围地区大量集结兵力，企图利用在徐州交会的津浦、陇海两铁路线及公路线密集，利于机动增援的方便，用重兵堵防的办法阻止解放军南下，以控制徐州，巩固江淮，屏障南京，挽回败局。在徐州周围，在“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下，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4个兵团，和冯治安、李延年、刘汝名3个绥靖区部队，连同从华中赶来增援的黄维兵团等，总计兵力近80万人。其中，大多是国民党军的主力和精锐部队。
为发动淮海战役，中央军委于10月11日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国民党刘峙集团右翼劲旅黄百韬兵团。22 日，毛泽东指示中原野战军在攻取郑州后即全军东进，与华东野战军紧密配合，孤立徐州。11 月初，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胜利和中原战场变化的情况，并采纳华东、中原野战军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原定淮海战役的规模和目标。11 月中旬，中央军委连连发电指示，决定在徐州附近歼灭敌军主力，迅速攻占徐州以南的宿县，控制徐州蚌埠线，断敌退路。为了统筹这一战役的前线作战事宜，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敌委员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其中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在淮海战役中，邓小平体现出高超领导和协调艺术，他同比他岁数大一点的同志一起工作，总是对他们那样尊重，而在工作和任务面前，又总是分担别人肩头上的担子，让别人轻松一点，自己多挑重担，多做工作。
在淮海战役中，刘、陈、邓总前委常委三人在一起，既负责整个战役、两大野战军作战的谋划和决策，又要直接指挥中原野战军务等的具体作战行动。在对敌黄维兵团的作战中，邓小平主动担负了战役的具体组织指挥工作。战役决心下定，战役计划确定之后，一天上午，刘、陈、邓都在作战室办公，邓小平向刘伯承、陈毅说：“两位司令员，我比你们小几岁，身体也比你们好一些，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夜间值班我也多值一些，这是应该的哟！”（《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608页）
刘、陈两位，先是爽朗地哈哈大笑，接着陈毅表示：“我们既要竭尽全力，恪尽职守，又要尊重政委的意见哟。但值班的权利一定要我们二人分享！”（《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608页）
刘伯承接着说：“在我们这把年纪里，这样的会战、决战，已不会很多啦，我们理应努力工作，拼命完成任务。”（《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608页）
但是，邓小平很谦虚地说：“大的决策指挥，还是靠两位司令员，靠我们三个‘臭皮匠’，只是具体工作由我多做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 608页）
接着邓小平正式向作战科宣布：一般事情多找他请示报告，重大事情同时报刘、陈、邓三位首长。
就这样，在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过程中，邓小平总是天天守在作战室里。在整个作战过程中，真是军情急，战事紧，作战室的电话铃声接连不断，电报、战报如雪片般地飞来。邓小平坚持每天值班到深夜，甚至到下半夜，一直等到各纵队战斗情况基本上无大变化时，他才离开作战室。对于刘、陈、邓每天共同商定的各纵队的作战任务，也多是由邓小平在电话上向各纵队首长亲自传达和部署的。对于各纵队的战斗进展情况，邓小平除随时听取作战科值班员汇报外，几乎天天亲自找各纵队领导同志通电话，一方面督促检查他们对作战计划、命令的执行，一方面直接了解战斗进展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进行协调。晚上，为了在住宿的地方接电话而又不影响刘、陈休息，邓小平让把电话线拉得长长的，一有电话，他就披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去接。
刘、陈、邓就是这样亲密无间地并肩战斗在淮海战役前线。
邓小平身为总前委书记，既负责战役全局的决策、谋划，又承担歼灭“黄维兵团”作战的具体组织指挥工作，还要具体领导“中野”司令部的工作。诸如敌情的变化，战况的进展，通信联络的畅通，兵员的补充，部队组织的调整，武器弹药的补充，后方对部队生活的保障等，无不亲自过问，重要的则亲自处理，并组织司令部有关部门与人员，负责工作的落实。当时“前指”人员很精干，但大家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与组织下，在邓小平工作极端负责和为战争胜利无私贡献精神的激励和感召下，人人精神振奋，个个忘我工作，从而较好地完成了司令部的工作任务。
由于总前委书记的充分协调，有效工作，在刘、陈、邓的领导下，各野战军密切配合，前方后方步调一致，将士一心，整个参战部队形成空前的合力，在战役中威不可挡，终于以摧枯拉朽之势全歼黄百韬、孙元良等兵团，取得了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领导工作协调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在工作中的上下左右、上级、平级、下级之间工作的相互合作，工作致力于达到一致，达到一个具体目标的完成，各尽所能也是协调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同刘伯承长期亲密的合作，堪为楷模。邓小平年富力强、思维敏锐、胆略过人。而刘伯承是著名的军事家，经验丰富、沉着稳健。两位首长的智慧和才能熔铸为一体，每研究决定一个问题，总是那么正确、迅速、稳妥、可靠。
在1946年2月下旬的一天，突然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称，近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小组要到新乡视察停战后的执行情况，要双方司令官前往汇报商谈，并带一份备忘录送给三人小组。刘伯承看到电报后说：“同刘峙这个常败将军去谈，用不着准备，我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担心的是这么短的时间，备忘录能否按时写出。”李达参谋长说：“我已让梁军抓紧写。”过了不久，首长们刚吃过晚饭便来到作战室。刘伯承看见梁军在写，便问：“怎么样？明天上午能拿出来吗？”梁军回答：“比较紧张。”邓小平略加思索后说：“时间不够了，我来吧！”说着便坐下来对参谋们说：“多拿点纸来。”邓小平点燃一支香烟，挥动墨笔飞快地写起来。他一边写，一边念给坐在对面的刘伯承听。刘伯承不时地揉着红肿的眼睛频频点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刘伯承有时也提高嗓门插几句。
大约持续了约3个多小时，邓小平挥舞着墨笔，连休息都没休息一下就一气呵成。尔后又用了10多分钟时间，从头到尾扫了一遍，把个别字句斟酌修改了一下，就把文稿递给刘伯承。“刘老，你看看还有啥意见？”刘伯承点了点头笑着说：“好！好！写得好，这一下我就放心了。梁军，你们赶快把它抄清楚带上。”
在旁边侍候的参谋们，一面忙着给邓小平研墨、点烟，心中却暗暗地嘀咕：“邓政委主管那么大那么多的事情，而对一些具体数字却记得这样清楚，写起东西来，这么快，快得惊人，真是了不起呀！”
在工作上邓小平不分上下，主动上阵是一种和衷共济，共担重担的协作精神的自觉体现。
工作协调则是指领导者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运用各种措施和手段，使领导系统内部各要素各环节之间、领导系统和其他系统之间步调一致、协调配合，以最大限度发挥整体效能。领导者的沟通能力表现为根据信息内容、接受对象特点、传递信息目的、具体场合和条件来选择适当的沟通方式，以较强的富传鼓动能力、表达能力、说服教育能力、感染能力，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感情、态度及掌握的信息，准确、完整地传递给接受者。作为一位有志的领导人应该学习邓小平工作协调的艺术，努力处理好工作各个环节、各个部门等方面上的关系，使领导工作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