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毛泽东，你会发现一道丰富多彩的性格风景。
这道风景很像苏东坡对庐山的描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这道风景也像毛泽东自己的描述：“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
他像学者那样通晓古今，又像农民那样平易朴实。
他十分幽默风趣、含蓄温和，又罕见地严肃认真、猛烈逼人。
他细致谨慎、明察秋毫，又粗犷洒脱、坦率外露。
他有成就大业者的坚忍和耐心，而一旦需要则当机立断，不坐失分秒。
青年时代，毛泽东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袒露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性格本色：“性不好束缚”，“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
他追求一种“真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
毛泽东对束缚个性本色的外在规矩，常常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和轻视。大凡接触过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的谈话方式和装束举止，绝少彬彬有礼的客套，绝少虚情假意的造作夸张，总是显得十分自然。
毛泽东在庐山水库游泳（1959年7月）
一个本色自然的人，生活得真实而又洒脱。
他喜欢抽烟，不管在什么场合，有时甚至给客人点烟。
他喜欢外出，看到好的景色，甚至让专列停下来，下车步入田野或山道。
跳舞时，他喜欢按自己的节奏，有时候也能合上鼓点。
他宣称自己的作息时间是按月亮办事，也就是说夜晚办公，白天睡觉。
哪怕是在严肃庄重的外交场合，毛泽东也不愿掩饰他的个性本色，甚至会不按常规行事。
会见外宾，他不拘外交礼节，有时候坐在偏座上同来宾交谈。
会见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基辛格——他好奇地指点着比基辛格高出许多的基辛格夫人，开玩笑地问基辛格，对比男人还高的女人有什么感觉？
会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他穿着一条屁股上轧满了罗纹补丁的裤子。
会见越南党和国家领袖胡志明——因为天热，他让对方把汗湿的衣衫脱掉，光着胳膊，摇着蒲扇讨论天下大事。
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人们劝他按国际惯例换一双黑色皮鞋，他却说：为什么要按国际惯例呢，我们中国人就按中国的习惯不行吗？
毛泽东和英国前首相希思的握手，更显出直率的性情。一见面，他问在机场欢迎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仪仗队？周恩来回答：主要是担心英国的现任首相不高兴。他说：我看还是要有。一位工作人员再问：不怕得罪他们的现任首相吗？他说：不怕。
结果，欢送的时候，果然增加了仪仗队。
何等真实而又洒脱。
毛泽东并不讳言自己的个性。他曾对人说，自己身上是虎气为主，也有猴气。
何谓猴气？
人们自然想到了中国神话世界里的那个孙悟空。
孙悟空，一位神话英雄，一位永远的战斗者。他不愿受无谓的拘束，敢于袒露自己的个性追求，甚至上天入地向芸芸天神们服从的权威和遵循的规范挑战，向天界的主宰玉皇大帝挑战。
他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捉鬼降妖，从不退缩动摇，更有一副识别善恶的火眼金睛。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永远的革命者、进取者，正需要这样的信念和毅力，这样的作风和胆识，这样的情怀和智慧。
1961年10月，毛泽东在舞台上看到了他心目中的英雄孙悟空。
浙江省绍剧团把《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改编为戏曲进京演出。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这出戏时，禁不住几次鼓掌，以示赞赏。
历史学家、诗人郭沫若，也看了这出戏。剧团请他提意见，他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由于“愚钝”的唐僧人妖不分、善恶不辨，搞得内部不和，让妖怪屡屡得手，使郭沫若对他特别生气，从而写出了“千刀当剐唐僧肉”这样的激愤之词。
毛泽东读到了这首诗。
他的想法和诗人郭沫若有些不同，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善恶不辨的唐僧，似乎主要犯了思想方法上的错误，终究还是可以教育的。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鬼妖，才是必须去勇敢斗争进而彻底扫清的危险敌人。
政治家的理性胸襟，一览无余。
毛泽东极为赞美孙悟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打鬼”精神。
舞台上如此，现实中似乎也是如此。因为在诗人的感受中，现实中的“妖雾”又重新弥漫起来了。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和世界，在毛泽东看来，实在是多事之秋。
中苏两党关系走向破裂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危机一些国家加入了反华大合唱……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继续冷战对抗的同时，为了维护各自在战略上的绝对优势，联手保持核垄断，出现谋求缓和的趋势。与此同时，中苏同盟关系开始名存实亡，但中国依然感受着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
国际形势上腹背受敌，国内形势也不容乐观。“大跃进”失败后的经济建设，还有许多困难和障碍需要去克服。
从1959年开始，无论是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是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毛泽东很喜欢谈论鬼怪妖魔。他常常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经验证明，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为了在社会上倡导不怕鬼的精神，毛泽东还让人汇集中国古代的一些笔记小说，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1961年初编完后，他在序言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吗？”
沿着这个思路，两年后，毛泽东和郭沫若又有了一次诗人之间的对话。
1963年元旦到来时，有感于国际时事的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以抒怀——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主题是一目了然：在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要团结战斗，不怕攻击。
毛泽东从元旦那天的《光明日报》上读到了这首词。或许是被其中“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豪情所激荡，随即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词的上阕，嘲笑反动势力的攻击，大致是承袭郭沫若原词下阕的意思，把郭沫若的“桀犬吠尧”发展为“苍蝇碰壁”和“蚍蜉撼树”。
这种自信，似乎比战争年代写的“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还要超迈。
词的下阕，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发展为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表达的依然是诗人一贯提倡的“打鬼”精神。
不过，诗人的这个愿望，似乎更为急迫了。
“一万年”的拖沓，“从来急”的道理，“光阴迫”的现实，促使他发出“只争朝夕”的号召。
诗人很乐意把自己的这种心情传达给同事和战友。
毛泽东是住在杭州西湖侧畔的汪庄写这首词的。完稿后，他分别书赠正在杭州养病的周恩来以及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
毛泽东认为，在人与鬼的关系上，“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
促进这个转化，需要特殊的人格精神。
因为在“光昌流丽、春暖花开”到来之前，是冰雪覆盖的严酷寒冬。
这时的国际形势的气候，在毛泽东的感觉中，也恰如一片寒冬。
一个充满使命感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种感觉：盛极一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突然间走向了一个岔路口在中苏关系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的情况下，腹背受敌的中国，怎样在世界格局中找到自己新的立足点？中国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面临各种势力的阻遏乃至包围的情况下，能不能用崇高的理想把握中国的命运，把握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这些，在他看来，不啻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肃杀的严寒，似乎格外诱发着毛泽东应战和挑战的激越心态。
冬天带来了一个冰冷的世界，也带来了对温暖的无可抑止的渴望。无论世界如何变化，这温暖之源似乎都存在于诗人的心灵深处。
对使命有浓烈的热情，在冬天便有浓烈的诗意。
对使命有执著的坚持，在冬天便有执著的豪气。
毛泽东喜欢雪，那漫天飞舞、让世界纯洁美好的雪。下雪时候，他总是觉得很开心。
1961年11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了杭州。
虽然已是冬天，但南方的天气并不太寒冷。不知为什么，他又想起了雪，进而想起了雪中的梅花。
11月6日一大早，他给秘书田家英连写三张便条，一心要弄清“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来历。很快查清楚，这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全诗为：“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这天，毛泽东用草书写下全诗，还注明“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这个评价此前似乎没有过，可以想见他当时读这首诗时的兴奋心态。
三番五次找古人写梅花的作品来读，显然是在构思自己心中的梅花形象。
最后，毛泽东想到了陆游写的《卜算子·咏梅》。
在陆游笔下，梅花是寂寞的，于生不逢时的处境中，只好孤芳自赏——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俯视世界风云的变幻，托物言志的毛泽东，注视起寒冬腊梅。
被古代诗人反复吟咏过的梅花，或孤独清高，或怀才不遇；或孤芳自赏，或顾影自怜。
一缕梅魂，千古心香，几乎成了寄托上述情怀的共同典型。
再写梅花，脱俗不易，超越更难。
然而，在毛泽东的笔下，终于以前所未有的格调和时代精神，为梅花创造出一种空灵淡远而又热烈绚美的意境，豁然开了一个新生面——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雪中的梅花成为一首美丽的诗。
《卜算子·咏梅》，是毛泽东晚年诗词的代表作。
雪，本是严寒的象征。但在诗人看来，朵朵雪花仿佛是春天送来的名片。
尽管冰凌悬挂于危崖，朔风呼啸于旷野，可是，梅花却偏偏要在这时候怒放。她置寒风于不顾，视冰雪如温床，由此越发显得俏色夺目。
没有承受过巨大的压力，参不透这样的梅魂。
没有经历过严峻的挑战，画不出这样的梅骨。
“犹有花枝俏”，一个“俏”字，多么传神，多么美丽。美得劲拔，美得潇洒，美得机智，美得妙趣横生。
更为传神的是“俏也不争春”。
梅花超越时令的开放，无非是为了证明，“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当山花烂漫，遍野飘香之际，她也不会故作清高，像梅花仙子那样飘遁远去，而是躲在万花丛中露出会心的微笑。
没有猎猎的真情大志，悟不到这样的梅趣。
没有浩浩的理想胸怀，写不出这样的梅神。
在诗人毛泽东心目中，这梅魂梅骨，梅趣梅神，或许就是在多事之秋，那些始终有骨气、有理想的战士风采。
梅花与雪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依然是冬天的季节，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诗人又作《七律·冬云》以言志——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在诗人的胸湖上，俨然架起了一座桥梁，一点就通。
灿烂梅花与纯洁冰雪，在诗人的心曲中，仿佛藏伏着共振的丝弦，一拨就响。
《七律·冬云》的意境，无疑是一年前的《卜算子·咏梅》的延续和发挥。
一个是冰悬危崖，一个是万花纷谢。
一个是梅花“俏”于冰，一个是梅花“喜”于雪。
一个是在茫茫飞雪中迎迓浓浓春意，一个是于滚滚寒流中吹出微微暖气。
一个是“红梅赞”，一个是“豪杰颂”。
鲜明的品格和高扬的使命感，使毛泽东唱出了“红梅赞”和“豪杰颂”。
都是冬天的歌。
人生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应有一种自觉的使命。
真正的人生，既要顽强地学会生存，也要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使命。
生命因为有了使命才会升华，历史因为有了使命才会变化。
毛泽东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世界形势特别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判断，在后人眼里，自有可圈可点之处。
但他在诗中营造的冰雪傲梅般的人格精神，却能激发后人无限的感叹。
这时的毛泽东，总是告诫人们：“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人如果没有了精神，就等于没有了灵魂。
精神意志的张扬，可以转化为信念和勇气，进而成为对使命的认知和躬行。
世界上总有这样的人，他们为信仰而生活，为使命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