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非常伟大的人物，也有其失误之处。尤其成为历史人物以后，便没有许多现实的顾虑，可以进行客观的科学分析，也许更接近于实事求是的评价。“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句话还是很有真理性的。
收在《古文观止》里的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最广为人知的文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从这两句话延伸出来的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便构成诸葛亮垂范千世的至善品格，被万人景仰的忠诚典范。
所以，文学这东西，它要渲染起来的话，挺能打动人心的。我们管这种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结果，往往就有一叶障目的弊端。前后《出师表》的感情，当然是真挚的，表达诸葛亮的耿耿忠心，简直溢于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国当时的内外状况，刚刚劳师远征、七擒孟获归来，诸葛亮就要挥戈北上，这两篇动员令，从给蜀国所造成的后果看，就颇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孔明之失
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但他一不顾国力强弱，二不顾民心向背，三不顾敌方虚实，四不顾周边环境，就要向曹魏挑战，实属冒进行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领袖，都有因冒进而吃苦头的教训，而吃了苦头，还继续冒进，再吃更大的苦头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连阿斗也劝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阿斗当皇帝后，可算是一无可取的庸才，独有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虽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正确的。可惜他这个皇帝是个傀儡，如果说话算数，休养生息，修边固防，也许还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诸葛亮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劳军扰民，内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长久。
《蜀记》里记载：“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平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靖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这都是与诸葛亮同时代，或稍后一点的人士，对于他频繁北伐的议论，可见当时有识之士，对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为然的。诸葛亮罔顾国力，频繁出击，实在是由于他太过于自信自负。但这种心理失衡者，岂止孔明一人，凡领袖群伦者，一旦成为人誉自诩的济世之才，便有一种功名欲，不朽欲，树碑欲；甚至像文坛这么一个其实没有什么戏唱的场合，也有人来不及地给自己盖个庙，以便活着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认为曹操死后，魏国再无足堪较量的对手，过于轻敌，过于躁急，想一举打开蜀国的封锁局面；当然，这也是他过于相信自己万能，过于追求不朽声名的结果。
这种可怕的欲望，也是此前此后许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万世的情结。哪怕倾家荡产，祸国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历史的长卷中，给自己树一块碑石。诸葛亮的出兵汉中，绝对是他的性格悲剧所造成的。由于他位极人臣，权重一国，自然无人能够左右他，结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大家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终的失败，无法挽救。
所以，他的亲信马谡认为“平南方回，军马疲敝，只宜存恤，岂可复远征”是听不进去的。谯周的苦谏，“何故强为”他同样不以为然，甚至连毫无头脑的后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问，也都阻止不了他北进的意愿。
这样一意孤行，置蜀国于死地，恐怕是这个伟大人物的大错了。
他若是如张俨所说，不将国力消耗殆尽的话，蜀与魏之争也许是另外的结果。
西蜀最后败亡于晋时，户二十八万，官吏数为四万，而吴降晋时，户五十二万，但官吏只有三万二。这样一个头重脚轻的国家，怎能不失败呢由此看，诸葛亮留下的臃肿的官僚机构，实在是蜀国的累赘。但有如此数量的干部队伍，可诸葛亮直到临死，也没有物色到一个好的接班人，眼高如此，挑剔如此，实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他在五丈原弥留之际，还在遗憾：“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也就只有姜维，勉强够格，真是够他痛苦的了。
马谡之死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太精明的领导，便光看到下属的缺点和不足了。所以，“大树底下不长草”，是很有一点道理的。孔明最后弄到文臣武将难以为继的局面，看来并非西蜀无人，而是他不让人才脱颖而出罢了。在文坛上，也是这样，若抱着一种流派，搂着一位宗师，即使衣钵相传，袈裟在身，而不求自己的出息，永远做跟屁虫，大抵是难有成就的。用人，和被人用，其中有相辅相成的辩证法。
所以，国家成败，系于君臣；战争胜负，决定在将士，缺一不可。但，会用人，更是关键。
吴将朱桓在守濡须口时，数千守军对数万曹仁重兵，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曰：“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朱桓勇而贼忍，不足取，但他这句话是极有见地的。
蜀诸葛亮与魏战，吴陆逊也与魏战，蜀败而吴胜，不能不说是与主帅的指挥得失紧密相关的。蜀相信的马谡丢了街亭，全军败绩，而吴相信的周鲂赚了曹休，大获全胜。所以，一个伟大的人物，不一定处处伟大，事事伟大。圣明如诸葛亮，用马谡去守街亭重镇，把老将赵云、猛将魏延、上将王平、青年将领姜维，都撇在一边不予重用，顶多给他们安排给马谡擦屁股的任务，如此中了邪似地偏爱这个“言过其实”的青年人，看来，料事如神的军师，也难免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栽了个大跟头。
司马懿“使人打听是何将引兵守街亭，回报曰：‘乃马良之弟马谡也。’懿笑曰：‘徒有虚名，乃庸才耳！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误事’”连敌方都了解底细的一个人，孔明却毫无察觉，委以重任，这就是那些总相信自己英明，而别人也捧他英明的领导人物，常常犯的主观武断，自以为是的毛病。
其实，刘备曾任魏延为汉中太守，对于这一带地形，应该是最熟知者。此次北征，任前督部，街亭咽喉要地，不派魏延，而委重任于中参军的马谡，也难怪他要发牢骚。再看赵云用计保护全军撤退，不失一兵一骑，不遗辎重军资，虽老而不弱。至此，方知诸葛亮有如许智勇之将不用，独垂青一个马谡，而马谡也自不量力，甚至还自炫“吾素读兵书，丞相诸事尚问于我。”上下皆无自知之明，焉有不败之理。
贤者如孔明尚且如此，那么后来平庸的领导，如武大郎开店，只能用比自己更矮的伙计，就更不在话下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本是不足为奇的。但街亭咽喉重地，一旦失守，则事关重大，非但陇西诸郡，不得不放弃，复归于魏，而且此后北伐通路也被扼杀封死，只能是一个困兽犹斗的艰难局面。本来不佳的形势，变得愈益恶劣。西蜀遂日暮途穷，一步步走下坡路了。
街亭失利，一是马谡玩忽职守，一是孔明用人不当。更主要的责任，在于主帅。他知道街亭的战略要冲的地位，他知道司马懿不会轻易放过，他知道马谡缺乏实战经验，然而宁肯派出几批人马左右来策应，也不让像赵云、魏延、王平这样的勇将担此重任。因此，可以说，是诸葛亮的偏爱偏信，造成这次失误。
刘备论马谡“言过其实”，是指他的夸夸其谈，坐而论道。“不可大用”，实际是针对诸葛亮极其倚重信任马谡有感而发，看来不幸而言中。刘备在用人政策上，持独特见解时不多，单对马谡，有此一针见血的看法，恐怕还是为孔明考虑。可以设想，倘非诸葛亮对于马谡的抬爱，超过限度，刘备也不会在临死前，非要说出这番话的。
按说，明智如诸葛亮者，不会察觉不出马谡，是一位赵括式纸上谈兵的角色。但一，这种理论上一套一套地能言善道之人，所谓“耍嘴皮子”者，是很易邀宠讨好的。二，因为他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很少付诸行动，所以，他永远不至于出错，这也就是“动手干的，总是不如袖手看的”道理。三，应该承认，诸葛亮一生，也是理论领先于实践，赤壁之战，他不过是一个参谋，荆州之战，他连前线都没去，打西川，攻刘璋，是庞统的谋划，彝陵之战，他在成都留守。因此，在习性上与这位青年战争理论家，可能有某些相通相惜之处。
这也是许多用人之人，常常使自己陷入困境的原因。诸葛亮治理西蜀，以法威刑重著称，睚眦之怨必报。所以历史上留下了“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的记载。马谡把街亭丢掉，只好杀头了。这不过用他的头替诸葛亮承担大部分责任，和为诸葛亮落一个执法如山的美名罢了。所以他内心也很不平静，“大哭不已”，便是一种感情的流露。
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过多少诸葛亮用马谡的事例啊！
魏延之乱
诸葛亮不用魏延计，是他一生最失着处。
其实他之所以先南征而后北伐，也是想在荡平后院之患，把扰乱边庭的南方少数民族平定下来，能腾出手来进行战略反攻，出祁山，过秦岭，兵临渭水，直逼畿辅。也是想步曹操官渡之战、周瑜赤壁之战的后尘，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扭转形势，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名垂青史。
他这时最需要的，莫过于使他进攻奏效的计谋了。
《三国演义》是一部讲计谋的书，至今被政治家、军事家，乃至于所有动心眼的人，视作一部简明教科书。据说东瀛日本的商界大亨，也很看重这部小说，并将其计谋运用到经济领域、市场竞争、经营策略中来。这部书中，有许多成功的计谋，也有许多失败的计谋。还有一些未待实现，便胎死腹中的计谋，最有名的就是魏延出子午谷奇袭关中的飞兵之计。
可惜，这个计谋不是孔明提的，也不是他得意门生马谡提的，是他所不喜欢的魏延提的，于是被诸葛亮“枪毙”了。否则，魏延率兵挺进长安，三国的历史不知该怎么改写呢？
看起来，一个伟人，“从善如流”这四个字，说来容易，做到却难。
当时，魏主曹睿临位不久，司马懿被闲置，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而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夏侯楙掌握兵权，是个绝好的趁虚而入的进攻机会。所以，魏延向主帅诸葛亮建议：“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出其不意，击其不备，这本是军事家最经常采用的战术。但诸葛亮以稳妥为由拒绝了。
诸葛亮在政治上，是帅才。正是他的三分天下，联吴抗曹的决策，才能以最弱的力量，跻身于吴、魏之间，而成鼎立之势。但诸葛亮并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军事家，至少他没有像曹操那样指挥官渡之战，击溃袁绍六十万人马，统一了北方；像周瑜那样指挥赤壁之战，消灭曹操三十万大军，巩固了江东。而诸葛亮在军事上的建树，并不如政治上的成就来得高。
所以，他一生用兵谨慎，这也是事实，但他绝不是不敢行险。其实，空城计，比起子午谷出兵急袭长安，要险得多多。后来，司马懿对张郃说：“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所以，司马懿要是蜀方主帅的话，一定会采用魏延的主意。可见诸葛亮之不肯采纳飞兵之计，确实是一次严重失误了。
说到底，战争，能不冒一点风险吗？
除了他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外，就不得不从他的感情、性格上找找这次失误的原因了。文人相轻，一向如此，相互菲薄，家常便饭，都由于嫉妒心作怪。但政治家、军事家也未必都是完人，不能说略无半点嫉才之心。诸葛亮拒绝魏延，是有其个人感情上的因素的。
上帝造人的时候，设计这种情感，大概是作为一种催动力量，鼓励竞争要强之心吧一旦超乎这个范围，必然构成对他人的妨害或侵犯。你看那奥赛罗，妒火中烧，把无罪的苔丝迪蒙娜，扼住喉咙然后将她刺死时的狠毒。就知道嫉妒，要是发作起来，那是一种可怕的感情。
在文人这个圈子来看，那就更有看头了。韶华已逝，便仇恨一切来日方长的人；风光不再，便嫉妒所有姹紫嫣红的美丽；寂寞冷落，自然怨嗟窗外传来的繁华热闹的声音；江郎才尽，便对文场的新鲜举止，视若仇敌，非咬牙切齿不可了。所以“食少事烦”苦日无多的诸葛亮，对于这样一个潜在的对手，是不敢掉以轻心的。
刘备生前对魏延十分信任。“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但与诸葛亮谈到马谡，却认为是“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刘备这个人，才质平庸，但对马谡的看法，事实验证他是对的。因此，对他赏识魏延，委以重任，决不是兴之所至，率意而为的事，自是有魏延值得信赖之处的。但后来诸葛亮治蜀，多用平实之才，守成有余，开拓不力，而恃才狂放，倚武踞傲者，——被他搁置摈弃。所以蜀中干部，青黄不接，是事实，他急于物色人才也是事实。不过他的用人标准，拘谨偏执，较之曹操的“唯才是举”，不拘一格，简直无法比拟，因而不可能有出色的人物出现。
他所以对马谡“深加器异”，就因为马谡好纸上谈兵，能顺承他的意旨，而对魏延一直持怀疑和仇视的态度，动不动就要把魏延推出斩首。说穿了，就是魏延不怎么买他的账。
《三国志》载：“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看来他们帅、将之间的矛盾，早就相当尖锐的了。所以，诸葛亮在上方谷设计烧死司马懿父子时，这位主帅，甚至想把魏延也一并火葬的。
由此可见，有才能的诸葛亮，也未必不存有复杂的嫉妒心理。而一旦由嫉而恨，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了。
正是由于他的过分，视部属为敌，他的狭隘，无容人之量，以及他的嫉妒，已难分好歹。所以，他一死，在他临死前的最后安排之下，促使魏延生变作乱。本来战斗力已很疲弱的蜀国军队，至此，则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了。
对魏延这样一个有军事头脑、有实战经验、有胆有谋的强将，对这个不以他的尊严为念具有挑战意味的部属，诸葛亮的感情虽然表现得特别地隐晦曲折，不那么容易察觉，但内心世界却还是有踪迹可寻的。
以一支弱势的军队，要去和强大的对手打正面战争，却以不可冒险为名，放弃这样一次战机，除了感情的拒绝外，找不到别的什么理由。
魏延之乱，始于诸葛，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