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又决定，为了适应迪化的政治环境，我们这批进入新疆的红军部队，对外一律以新兵营的名称出现。从此，迪化市东门外出现了一所全由红军指战员组成的“新兵营”。
“ 新兵营”严明的军纪，良好的风尚，整齐的操课，与穿同样服装的盛世才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迪化市传为佳话。
向文化进军
“新兵营”指战员下一步干什么呢？陈云同志一方面通过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电台，发电报经苏联政府转共产国际再转我党中央请示，另一方面，他又考虑到新疆与陕北路程遥远，途中敌情复杂，这批同志不可能短期内回陕北根据地，可以利用新疆统一战线的有利环境，抓紧时机为我军培养人才。不久，他向大家宣布：“在中央没有新的指示前，新兵营全体指战员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学军事技术，学政治理论，学科学文化，要使新兵营成为一所培养红军人才的学校。”
根据大多数同志是农民出身，没有上过一天学，当红军后才认识了几个字的实际情况，陈云同志决定，先集中半年左右时间，突击学习文化知识。他在大会上动员说：“文化知识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基础，没有文化就像盲人。我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是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现在学习文化知识，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军事技术，也是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内容不同，目标一致，希望大家要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那样，向文化进军！”
我们常年辗转沙场，在战争实践中深知掌握文化的重要，可是天天行军打仗，早上记住的生字，一仗打下来就忘记了。现在有了这样好的学习机会，都高兴得眉开眼笑。陈云同志的号召很快变成了“新兵营”全体指战员的自觉行动。各大队按每个人识字多少编文化学习班，识1000字以上的编入语文高级班，识字不足1000字的编入语文初级班；数学不分高低班，统一从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开始学。炊事员也和大家一样编入文化学习班，开饭前早离开一会，星期天大家轮流帮厨，让炊事员休息补课。
教材从哪里来？陈云同志设法筹措了部分学习经费，然后到迪化市购买了一批中、小学课本，其中的数学课本很适用，语文课本都是“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内容，不大适合我们用。
陈云同志又自己动手，从苏联带来的学习材料里选了一些我党公开发表的声明、决议等，油印后发给大家，作为学语文、学政治的合用教材。
教员，是从我们队伍里挑选有“学历”的同志兼任。西路军机关干部中，有些是学生入伍的，其中有几位“墨水喝得较多”，例如搞无线电的王子纲、刘寅同志，不但中文程度高，还懂英文，这些同志就成了我们的“教授”。基本达到中学文化程度的同志教高级班，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同志教初级班。我读过两年半私塾，竟然也兼任了三大队语文初级班的“先生”。教室，都是利用各大队较大的宿舍，挂上两块大黑板，每人做一个小马扎，自己的膝盖就是课桌。
别看“新兵营”的文化教员教学水平不太高，但严格要求、认真负责的精神却是第一流的。
教语文的，每天都规定要背记的字数；教数学的，天天布置二三十道自习题。每天上午的第一节课，照例要提问，检查前一天作业完成的情况。每星期测验不少于一次，每月都要考试。教员们整天在教室、宿舍转，除上课外，还要进行课外辅导。学员有琢磨不通的问题，即是半夜里摇醒了问，教员们也毫无怨言。一旦发现哪个调皮的学员听课时思想“开小差”，教员毫不客气，马上来个“突然袭击”，问得他哑口无言后，还要令其“立正示众”，有时还要在班务会上再来个“点名亮相”，一直到那个学员每次都认真听课为止。
学员们也是好样的，听课时鸦雀无声，连咳嗽也要捂住嘴，怕影响别人。每天的作业，几乎人人超额完成。纸张少，学员们就在细沙地上算数学题，有的磨块青石板，用树枝蘸锅灰水在石板上练写字。
陈云同志又提出：除了学语文、算术这两门主课外，还要学一些历史、地理、物理常识，组织兼职教员上了不少这方面的课。增加了新课程，大家学习更加勤奋，这使我们第一次知道了中华民族有灿烂悠久的文明历史，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祖国的疆土有好几百万平方公里大；也知道了新疆居住着14个民族，有400万人口，面积占全国的六分之一，而且有丰富的宝藏和特产，阿尔泰的金子，南疆的和田玉，自古驰名中外，还有吐鲁番的葡萄，鄯善的哈密瓜，库尔勒的香梨，伊宁的苹果，阿克苏的薄皮核桃，库车的杏子等，都是闻名全国的。这使我们更加热爱祖国的西陲新疆。
长达半年的文化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多数同志识字3000个左右，能开平方，分解因式；原来的文盲，也能读报纸、算四则运算题、写小块文章了；同时，也学得了许多历史、地理和物理等方面的知识。“新兵营”的全体同志都成了有文化的革命军人了，这为下阶段学习军事技术和政治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多兵种的军事技校
1937年深秋，“新兵营”指战员学习文化知识暂告一段落，开始转入学习机械化装备。
当时，陈云同志通过各种渠道，详细调查了盛世才驻迪化部队的机械化装备情况和军官学校的教学能力，了解到盛世才近几年从苏联接受了不少现代化武器装备援助，还从苏联聘请了教官，他们自己也培养出一部分教官，搞了几个技术兵种训练队。陈云同志就提出：请盛世才和苏联的教官，帮助“新兵营”学习、掌握这些武器装备。盛世才聘请的苏联总顾问巴宁中将首先表示可以在器材保障和教学上予以协助。盛世才考虑到统一战线的形势，又深知我党与苏联的关系，就打着借此可向苏联多要些装备的小算盘，同意了陈云同志的提议。
陈云同志根据盛世才这些装备的数量及师资，确定“新兵营”第一、二、三大队共200多人学驾驶汽车，其中第三大队在学会驾驶汽车的基础上再学装甲车；第四大队100多人学各种火炮；干部队重点学军事、政治理论。后来，又在干部队的基础上举办了20多人的无线电训练班和10多人的军医训练班；为建设骑兵部队的需要，又派了几名同志进盛世才的兽医站学兽医。由于人多装备少，专业教学时间初定为一年半。理论教育课，请教官携教材到“新兵营”上课。实习课，一般步行到盛世才的汽车、装甲车、炮兵操纵场去学；有时也用汽车将实习用的装备拉到“新兵营”来训练。
从此，“新兵营”俨然成了我军第一所多兵种的军事技术学校。大家都深知这种学习机会的珍贵，时刻想着党的期望和今后的重任，以比文化学习更刻苦、更自觉的精神，投入到专业学习中去。由于已经补习了半年文化，有关的理论学习比较顺利。不久，就进入实际操作，戈壁滩上出现了红军指战员驾驶的汽车、装甲车，响起了红军操纵的大炮射击声。
1940年7月，“新兵营”400余名指战员胜利完成了两年多的专业军事技术学习任务，奉党中央之命，回到了延安据新疆党史部门的调查，西路军余部在新疆学习和工作的同志，第一批329人，于1940年2月5日回到延安；第二批31人，于1940年8月回到延安；航空队的同志于1946年7月回到延安。。党中央将这批学有专长的同志派到各个部队、各个战场，许多同志成了我军技术兵种的早期领导骨干。曾任中央军委炮兵司令员的宋承志同志，就是当年“新兵营”学习炮兵专业的四大队（后改称特科大队）的大队长。“新兵营”在我军早期的技术兵种的发展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录自吕黎平同志所著《星光照西陲》。吕黎平，江西兴国人，生于1917年。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曾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干事、机要秘书，红军总部第一局参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西路军总指挥部情报科长。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教员队队长、训练处长，空军第四航校校长，空军高级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军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顾问。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