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兴贵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然而广大的西路军指战员和共产党员是一心向党的！他们为了找党，为了归队，冲破难以想像的艰难险阻，受尽人间的辛酸痛苦，有的战死，有的饿死，有的冻死……幸存者掩埋了战友的尸体，擦干了身上的血迹，踏着烈士的鲜血，连走带爬，终于到达陕甘根据地，找到红军大部队，回到了党的怀抱。我就是这些幸存者中的一个。
我们西路军经过数月的拼搏，人力、物力消耗很大，战斗力大大削弱了，1937年3月撤到祁连山内的大牛毛山顶。在大牛毛山上，三局局长宋侃夫同志召集会议，传达了总部的决定：
为了保存力量，部队分成三部分行动，各部分都以游击战为主。我们电台随三局进行了整顿，领导把我从总部电台调出来，要我率领一部分电台人员和机务人员，参加游击大队。
游击大队只有两三百人，大多数是年迈体弱的机关人员，枪支很少，弹药缺乏，战斗力很弱。开始时，我们想从祁连山腹地逐步向东南方向突围，可是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只得折回向西走。经过几天的周折，我们东躲西藏，始终没有摆脱敌人，部队减员很大，好不容易才转移到甘州河南岸甘州河：即黑河。黑河在祁连山中的上游是东西走向的，故有“南岸”之说。
的丛林里。大队领导召集大家开会说：“我们大队已经断粮断草，无法维持了，这样下去，要不了一个星期，大家都得饿死。为了冲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大队领导决定：缩小目标，化整为零，自寻生路。大队缩小队，小队化小组，只要能达到突围的目的，单独行动也行。”大家也认为，与其困死、饿死在祁连山中，还不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去找红军大部队。
这时，报务员刘生标同志和我一起走，另外四个人也愿意和我俩一起行动。大队领导表示赞成，并对我们说：“你们共六个人，一方面军三个人，四方面这三个人，要团结一致，一定要到达陕甘根据地，找到党，找到红军。”我们含泪向领导表示：“不到达陕甘根据地，决不罢休！誓死找到红军！”
3月间，应是春风送暖的季节，河西走廊也开始化冻了，可是祁连山腹地仍然像冬天一样，天寒地冻，寒气逼人。我们身上穿着单衣，脚上拖着已经烂了的鞋子，翻过一座座大山。脚冻肿了，手冻裂了，在风沙吹打和阳光刺射下，双眼又红又肿，活像两个桃子。
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我们赶到了梨园口。这时天刚亮，我和刘生标同志到山顶上去观察，发现梨园口驻有敌人，我们便避开村庄，向山坡上的小树林走去，直等到黄昏，才从林子里摸了出来。我们想：这回可冲出敌人的封锁线了，便停下来歇了一会儿，然后放大了胆子慢慢走。哪料想，刚刚踏上一条小路，又遇到了敌人。敌人连喊两声，不知是谁慌了手脚，携带的脸盆“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敌人的枪声立即响了起来，我们慌忙四散跑开。
我一不小心，就摔了一跤，便趁势爬倒在地上。敌人连续不断地扫射，子弹把树叶打得直往下掉，等到枪声停止，我爬起来，看看周围没有敌人，就摸索着向约定的地点走去。当我来到一个干河沟时，忽听前面有人跑动的声音，我蹲下仔细一看，原来是刘生标。到了下半夜，天空渐渐发白，我们俩开始下山。我们绕过村子，避开敌人的哨兵，沿着山间小路，一口气跑了几十里，终于出了山口。
出了山口往北走就是戈壁滩了。在这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如果被敌人发现，跑没处跑，藏没处藏，那就糟糕了。我们决定先搞清敌情再走。我们发现远处村头有一间破草屋，想过去探一探情况。可是，在离村子还很远的地方，就听到一阵狗吠声，我们只好又折过头，往戈壁滩里跑去。
在沙漠上走路很费力气。我们一天一夜没吃没喝，全身软瘫瘫的，脚下的沙子漫过了脚脖子，每走一步就像掉进沙坑，很难拔出脚来。走了一段路，看看四下没有动静，我们就坐在沙窝里休息。月亮在浮云中时现时隐，四野静静的。由于过度疲劳，我们一坐下就睡着了。随着夜色的变化，一股股寒气接连袭来，我连着打了几个冷战，睁开了眼，刘生标也被冻醒了。
我俩紧缩着身子，双脚一蜷又睡了过去，再醒来时，太阳已经老高了。我四下瞅瞅，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背后是一个小村子，村子周围偶尔有人走动。我们怕被人发现，便躺在地上慢慢挪，挪到了一个小沙丘后面。我们用手把沙子扒得深一些，躲了进去。
躺在沙窝里，上面是火热的太阳，身下是被晒得发烫的黄沙，不一会儿就浑身冒汗，嘴和鼻子像在冒火。躺了一会儿，实在受不了，我们就把身下的沙子扒开一个大坑，躺进去，再用沙子把身子埋起来。可是太阳一晒，沙子又热了。特别是到了中午，身上的汗水干了，嘴唇裂了，嘴巴只能半张半合着喘粗气。我渴得没有办法，就取下小瓷碗接自己的尿喝，哪知道小便也是苦的，为了生存，便硬着头皮喝下去。到了午后，连小便也没有了。
我们翻过身子脸朝下，把嘴伸到沙子里吸湿气，吸一会再换一个地方，沙子呛得我们直咳嗽。熬到太阳偏西，没有发现意外情况，我俩决定进村去，打听情况，找水喝。村边有一个涝池，我俩便拼命爬过去，一头扎到水里，不喘气地喝。正喝着，发现一个老人站在我们面前，他提着只水桶，惊奇地望着我们，从他的动作和眼神看得出来，这是个和善的老人。我们试探着向他打听情况，他说这一带什么军队也没有，又向四下看了看，给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向东，再向北。
第二天拂晓，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刚想休息一下，突然听到一声“站住！”不知从哪儿跳出两个人来，他们举着棍子，没等我们开口就说：“你们是从南面过来的吧？一定是红军，是共产党！”说着，就把我贴身藏着的几块大洋和20元法币全部搜了去，还扒掉我们的衣服，打了我们两个耳光。我真想还手，可是为了能返回革命队伍，只好忍气吞声，任其所为。这时，我们全身只剩下一条裤头了。
我们被搜掠一空，只好赶快过河，找个村子求百姓。我们刚刚上岸，就被一个送粪的老乡喊住了。他气呼呼地说：“这些东西不是人！刚才的事我都看见了，快跟我到家去。”进村后，他将自己看到的情景说给村里的老乡听，老乡们个个同情地直叹气。一个老大娘流着泪把我们拉到家里，让我们上炕去暖一下。我们的裤头已经冻在身上，好不容易才换了下来。有的老乡送来姜汤，有的送来热饭，有的送来衣服。我和刘生标双手捧着这些东西直流眼泪，说不出话来。
从此，我们开始了乞讨生活。我们沿着沙漠边走了一天又一天，经过两个多月，到了武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