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自己的叙述所驱使，没有能够及时谈到安娜的去世。她是八四年五月份离开我们的。前十天，母亲和我送她去夏尔格兰街卫生院。她要在那里接受手术，切除一个肿瘤。相当长时间以来，这个肿瘤使她人都变了样，压迫着她。我把她留在一个干净、清冷的普通小病房里，此后就再也没见到她。手术做成功了，的确如此，不过使她变得太虚弱了。安娜没能康复，以她卑微的方式告别了人生。她去世的时候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只有在她去世之后才注意到。在她最后的时刻母亲和我都不在她身边，她没有能够与我们告别，她最后的目光所遇到的都是陌生面孔。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好多个星期，好几个月，我一直想象着她孤独忧伤的情态。我想象、听到那个多情灵魂绝望的呼唤。除了上帝，一切都抛弃了这个灵魂。正是这种呼唤的回声，回荡在我的《窄门》最后几页文字里。
我学完修辞课之后，阿尔贝·德马勒斯特立刻表示要给我画像。前面我说过，对这位表兄我抱着一种多情而热烈的仰慕；在我眼里，他是艺术、勇气、自由的化身。可是，尽管他对我表示出非常强烈的友爱，在他身边我总感到惴惴不安，焦躁地衡量着我在他心里和他思想上所占住的一点点空间，不停地琢磨着怎样才能使他对我更感兴趣。阿尔贝大概也在琢磨如何使我把感情看得淡一些，而我正相反，却考虑如何夸大这种感情。对他的持重我隐隐感到难过。他不能放弃自己的持重，给我提供更大的帮助，这一点如今我都无法相信。
他的表示令我感到意外。首先是要我给他当模特儿，画他打算去美术展览会展出的那幅小提琴手的画像。阿尔贝让我拿一把小提琴，一张琴弓。一次又一次，每次时间都很长，我的手指痉挛地按在琴弦上，竭力摆出一种姿势，既显示出小提琴的灵魂，也显示出我的灵魂。
“现出痛苦的样子。”他对我说。当然这对我来讲一点也不难，因为保持这种过度紧张的姿势，很快就觉得不堪忍受了。弯曲的胳膊发僵发硬，手指抓不住琴弓……
“得啦！休息一下吧。我看你都坚持不住了。”
可是我担心一旦放松，那姿势我就再也摆不出来了。
“我还行。继续画吧。”
不一会儿，琴弓掉到了地上。阿尔贝放下调色板和画笔，我们聊起来。阿尔贝对我讲起他的生活。舅父和舅妈对他的爱好长期持反对态度，所以他很迟才开始认真地绘画，直到40岁还在摸索，不断失误，不断重来，一直在原地前进。人倒非常敏感，笔却又沉又笨，他所画的一切，都可悲地低于他本人。他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可是每画一幅新的画，由于过分激动，希望总是使他得意洋洋，兴奋不已。他声音发抖，眼里噙着泪水，向我讲述他的“主题”，但让我保证不向任何人透露。阿尔贝的画作的主题，往往与绘画甚少有直接关系。他求助于线条和颜色，可是令他懊丧的是，线条和颜色也不听他使唤。他的犹疑和不安全都违背他的意志表现在画布上，具有一种哀怨的优雅，且非常逼真，而与他想表现的东西毫不相干。假如他稍许自信一点，稍许天真一点，这种种笨拙本来是可以为他所用的。可是，他出于良心，出于谦虚，总是认认真真地想把它们纠正过来，结果把自己本来妙不可言的意图也搞得平庸了。我虽然还没有经验，但不得不承认，阿尔贝尽管内心世界丰富，但还无法在艺术界崭露头角；眼下我也只好相信激情是最灵验的东西，像他自己一样希望，他的某个主题会突然获得成功。
“我想把舒曼在他的乐曲《神秘的时刻》中表现的情感，你明白吗，通过绘画表现出来。那应该是傍晚时分，似乎在一座山丘上，一个躺卧的女人的形体，在夕照下的岚气中显得朦朦胧胧，向朝她飞下来的带翅膀的人伸开双臂。我想画那天使的翅膀微微抖动的情状——”他用双手模仿翅膀抖动，“——那样轻柔又那样热烈。”他随即唱起来：
天空紧紧拥抱大地
在爱的一吻之中。
随后他让我看了几幅草稿，上面乌云密布，把天使和女人的形体，即画的缺点，尽可能地遮住了。
“当然，”他以表示歉意同时发表评论的口气说道，“当然，我也许应该参照模特儿。”说罢他又忧心忡忡地补充道，“你想象不到干这一行多么令人烦恼，譬如这模特问题，首先是非常贵……”
这里要补充一句：阿尔贝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他那份财产之后，其境况本来几乎可以称得上富有了的，如果他不承担那些秘密负担的话。这些负担下面必须谈一谈。怕钱不够花的担心时时折磨着他，纠缠着他。再说，为开销而担心属于他的天性，他向来有这种担心。
“你想怎样呢？”他说道，“我是力不从心啊。我一向花钱是锱铢计较的。这是一个缺点，我为之感到羞愧，但始终没能改掉。二十年前我去阿尔及利亚时，带了我为这次旅行而积攒的一小笔钱，由于我担心花钱太多，所以那笔钱几乎原封不动地带了回来。在那里我愚蠢地克制自己，什么都不敢玩。”
当然这根本不是吝啬。相反，这类人都非常慷慨，因此对他们而言，这是朴实的一种表现形式。凡是绘画方面的开销，他都责备自己（因为他从来不能肯定这些画能卖掉）。他可怜兮兮地斤斤计较，生怕浪费画布，又怕多用了颜料，尤其请模特儿的次数计较得厉害。
“再说，”他接着说，“我从来没有找到自己认为合适的模特儿。确切地讲从来没有，而且这些人根本不明白我对他们的要求。你简直想象不到他们有多蠢。他们在你面前摆出的姿势，总是与你所希望的相差很远！我知道有些画家善于理解，有些画家不把情感放在眼里。而我呢，总觉得所看到的东西令我不舒服。另一方面，我又没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可以不要模特儿……总之，这挺可笑，可是在模特儿摆姿势的整个时间，我总是担心模特儿会感到累，时时控制住自己不请他休息一会儿。”
但是，主要障碍阿尔贝一向讳莫如深，我也是两年后才弄明白的。阿尔贝从15岁起，瞒着家里人，甚至瞒着哥哥，与一个女友同居。那女友爱他，但嫉妒心重，看见他与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像《神秘的时刻》里所表现的那样脱得精光的女人，成小时关在房间里，她就无法忍受。
可爱又可怜的阿尔贝！在他向我吐露他的双重生活秘密那一天，我不知道我们两个谁最激动。世间没有任何东西比他的爱情更纯洁，更高贵，更忠贞，也没有任何东西更担惊受怕，更要求他专注。他把他已称为妻子、日后将与之结婚的那个女人，安顿在当费尔街一套小房间里。他想方设法让她生活在舒适氛围中；她呢，也设法通过精细的缝纫和针织活儿，增加他们微薄的家庭收入。当他把我带到她身边时，这位表嫂玛丽非常高贵的仪容令我大为惊讶。她那张秀气的脸，既安详又端庄，沉思地俯在暗影之中；她说话细声细气，声音和强烈的光线一样，似乎会使她受到惊吓。我想她是出于谦卑而没有要求阿尔贝使她的地位合法化，其实这种地位因为一个小女孩的出生早该得到认可了的。阿尔贝虽然外表孔武，实际是最胆小怕事的一个人。一想到母亲肯定会把这看成一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并且因此而忧愁时，他就后退了。他害怕所有人的意见，尤其害怕他嫂子的意见，或者更确切地说，害怕这些鄙视的意见可能给他们的同居生活蒙上阴影。他是那样真诚、坦率的一个人，却宁愿暗中使一些手段，这正是这种虚假地位逼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他非常小心谨慎，尤其是他认为自己该着母亲的，就小心翼翼地一点也不敢怠慢，以母亲的心愿为心愿，时间安排也听从母亲支配，可谓重足而立。舅妈呢，自从舅父过世，其他几个表兄成家立业之后，就把阿尔贝视为唯一的伙伴，把他当做不懂事的大孩子对待，相信没有她他就寸步难行。阿尔贝每两天有一天与母亲一块吃晚饭，每天晚上回母亲家睡觉。为了保守自己的秘密，他借助于一种友谊，这种友谊在他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的确几乎与他的爱情一样重要。这种友谊得到认可和接受，甚至母亲还相当看好。每当阿尔贝不与母亲一块吃饭，母亲就以为他是与朋友西蒙一块吃饭，也以为他是与西蒙在一起而经常迟迟不归。西蒙是单身汉，这样两个大龄青年经常厮混，最容易让人起疑心。夏天舅妈去拉洛克或居韦维尔时，这种友谊的外衣，也为阿尔贝长久不在她身边而与情人外出度假打掩护。
爱德华·西蒙是犹太人。他那个种族的特性，也许除了他的面部轮廓，我觉得在他身上表现得并不太明显。也可能我年纪太小不善于辨别吧。爱德华·西蒙生活很简朴，尽管他并非没有财产。他的兴趣和需要都是帮助和救助别人。他当过工程师，但长期以来除了做慈善家，没有从事别的职业。为了与寻找工作的工人和寻找工人的老板都保持关系，他在自己家里开了一间无偿的职业介绍所。他每天除了访贫问苦，就是东奔西走，进行活动。我想促使他这样做的，主要不是对个别的每个人的热爱，而是对整个人类的热爱，更抽象地说，是对正义的热爱。他赋予自己的慈善事业一种社会责任的性质，从这一点的表现看，他还是很像犹太人的。
面对一种如此充满活力又讲究实际的品质，面对这种品质所取得的显著成果，可怜的阿尔贝感到自惭形秽。他的朋友对他那一套一窍不通，但又不得不表示对他充满信心。
“我需要鼓励，需要支持，”阿尔贝闷闷不乐地对我说，“爱德华假装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感兴趣，那是出于对我的友爱，实际上他只理解有用的事物。啊！你看，我必须创造出一幅杰作，向我自己证明我不是一个废物。”
说着他举起青筋暴突、多毛的大手，摸一把已经光秃的脑门。不一会儿我看见他浓眉倒竖，和善的大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起初我可能对绘画不很敏感，肯定不如对雕塑那么敏感。但是，在如此强烈的欲望激励下，加之如此渴求理解，我的感觉很快变得锐敏了。”有时阿尔贝随手将一张照片往台子上一撂，凭经验他挺高兴，因为我第一眼就从那张照片看出了一幅法拉戈纳尔法拉戈纳尔（Fragonad，1732—1806），法国画家，主要作品有《一个老人的头像》、《洗衣妇》、《爱之泉》等。的画。我对他那副惊愕的样子感到吃惊，因为我觉得这谁也不可能弄错。他摇摇头，微笑着盯住我，终于说道：
“我应该带你去导师那里一趟。看到他的画室你一定会开心。”
阿尔贝过去是让-保罗·洛朗的学生。对这个他一直称为“导师”的人，他保持着家犬、儿子和使徒的感情。当时让-保罗·洛朗在田园圣母街住着一套不甚舒适的房子，侧面有两间画室，其中一间改成了洛朗太太接待客人的客厅，另一间供“导师”作画。每到星期二晚上，就把隔开两个房间的帘子拉开。来参加这些每周一次的晚会的，只有几个关系密切的人，大部分是过去的学生。大家听点音乐，聊天，气氛极为诚挚、简朴。然而我头一回加入一个如此陌生的环境，心还是怦怦乱跳……起初，一种和谐、严肃、紫色、几乎暗幽幽的气氛，使我沉浸在一种近乎宗教的情感里。我觉得，这里的一切既悦目又宜思，促使人进入一种不可名状的认真静思。这天我的眼界突然打开了，我立刻明白了母亲的那些陈设是多么难看，我身上仿佛带着那些陈设的某种东西，丢脸的感觉那样强烈，如果不是我过去的同班同学，让-保罗·洛朗的大儿子在场，友好地尽量使我不感到拘束，我定会羞愧、尴尬得晕倒了。
保罗·洛朗刚好与我同岁，但是我由于学习上落在后面，很久以来，即自九年级以后就没见到他了；九年级我们还同在一班。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个又懒又笨的学生，不听话，但挺可爱。他坐在教室的后排座位，每堂课自始至终都在作业本上画离奇古怪的画；在我看来那些画真是奇妙至极。有时我故意让自己受罚，高兴地被打发坐到他的旁边。他将笔杆的粗头咬烂，蘸上墨水当画笔。他一画起画来就把什么都忘了，一副挺认真的样子。如果老师想起来叫他回答问题，这个保罗就现出惊恐不安的样子，目光涣散，仿佛如梦初醒，引得哄堂大笑。重新见到保罗，而且他还认得我，我自然感到高兴，但更感到不安，担心他把我看成资产者。自从给阿尔贝当模特儿（他刚刚画完我的肖像），我就很注重自己的人物形象。我处心积虑想使自己显得像自己感觉和希望的那样是个艺术家，可是这反而使我不像艺术家，而成了大家所称的那种人：一个装腔作势的人。安娜留下的遗物有一张小写字台，妈妈把它放在我卧室里，让我在上面学习。写字台上面有一面镜子，我常常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容貌，像个演员一样研究、训练自己的表情，从嘴唇上、眼神里捕捉自己希望感受的各种欲望的表现。我特别希望让人爱上自己，哪怕拿灵魂去交换也在所不惜。当时我似乎只有对着那面小镜子才能写——我几乎要说才能思考。要想弄清自己思想上的躁动不安，我觉得首先必须从眼睛里去解读。我像那喀索斯一样，俯看自己的影像。当时我所写的所有句子，都因此而有点歪扭。
保罗·洛朗和我之间，没有多久就建立了友谊，而且很快发展成了最强烈的友谊。我想等到我们一块进行那次旅行之后，才来谈谈我们的友谊，现在先回头来谈谈阿尔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