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土尔隆街那套房子之前，我最后一次审视了与这套房子有关的整个过去，重新阅读了我所写的与这套房子有关的事情，觉得我似乎把我那迟迟不能摆脱蒙昧状态的童年，描写得太灰暗了，就是说，对于那曾一时震撼我的愚钝的两道闪电，两次不寻常的发抖，我不善于谈论。假如我能更早地谈论，在必要的地方谈论，以便尊重编年的顺序，那么那个秋夜在乐卡街，我的整个身心与看不见的现实接触所产生的骚动，也许能够更好地得到解释。
头一道闪电把我带回到遥远的过去。我想确切地说哪一年，但我仅仅说得出的是当时家父还在世。我们围坐在餐桌边，安娜和我们一块吃中饭。父母神情悲哀，因为上午他们获悉了一个4岁小男孩夭折的消息，那小男孩是我们一位表亲维德梅的儿子。这消息我还不知道，但听到母亲对娜娜说的几句话，我就明白了。小艾弥尔·维德梅我只见过两三次，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可是我迟迟不知道他死了，这时悲伤骤然像海潮般涌向我的心头。母亲抱起我坐在她的膝头上，千方百计让我平静下来，不要哭，说我们每个人终归都要死的，小艾弥尔已升入天国，再也不会有眼泪和痛苦。总之，母爱所能想象的一切安慰人的话母亲都说了。但无济于事，因为确切地讲，令我掉泪的，并不是这位小表兄的夭折，而是一种难以言状、无法向母亲讲清楚的恐慌。这不奇怪，就是现在我也无法讲得更清楚。在某些人看来，这也许非常可笑吧。但我要说，后来读到叔本华叔本华（Schopenhauer，1788—1800），被称为悲观主义哲学家，是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反对者，新的“生命”哲学的先驱者。的某些篇章，我似乎突然辨别出了这种恐慌。的确是这样，要想理解……我放弃了引用语，它太冗长。——作者注。在这里我不由自主、情不自禁提及的，是在我的记忆里我听到这个死讯后，平生头一次发抖的情形。
第二次发抖更加离奇。那是几年后，家父过世不久，即我大概11岁的时候。事情还是发生在餐桌旁，是一次吃午饭的时候。但这次只有母亲和我两个人在场。这天上午我上了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什么也没发生……那么，为什么我突然全身瘫软，扑倒在母亲怀里，呜咽，抽搐？我是否再次感受到那种难以言状的恐慌，刚刚听到小表兄的死讯时那种恐慌？仿佛一个寻常而又神秘的内心之海的特殊闸门，突然打开了，滚滚波浪涌进我的心里。我恐慌胜于悲伤。可是，这怎么向母亲解释呢？母亲透过我的呜咽，仅仅隐约分辨出我绝望地不断重复的这句含糊不清的话：
“我与其他人不一样！我与其他人不一样！”
还有两件与土尔隆街那套房子有关的事，要在搬家之前赶紧谈一谈。作为新年礼物，我索要特罗斯特那本厚厚的化学书。吕茜尔舅妈送给了我。起初我向克莱尔姑妈要过，但她觉得送我一本课本作为新年礼物未免可笑。可是，我嚷嚷得厉害，其他任何书都不如这本书让我喜欢，吕茜尔舅妈只好应承下来。舅妈吕茜尔为人随和，她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兴趣，而是我的兴趣，只要我高兴就行。同样多亏了她，几年后我获得了圣勃夫的《星期一》文集，后来又得到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不过，我还是回过头来谈谈化学吧。
当时我不到13岁，但我敢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学生，像我这样积极钻研特罗斯特这本书。诚然不消说，我阅读这本书的兴趣，部分地应是来自我打算做的试验。母亲同意把配膳室给我做试验用。这个房间位于我们土尔隆街那套房子的尽头，与我的卧室紧邻。我在里面养了几只柏柏里猪，把小酒精炉、长颈瓶和仪器都安放在里面。母亲又一次令我赞赏不已：她放手让我做试验，这或许因为她不知道墙壁、地板和我本人所冒的危险，或许因为她认为冒点险值得，如果想让我学到东西的话。她每周给我一笔数额相当可观的钱，我拿到钱立刻去索邦广场或老剧院街买试管、曲颈瓶、烧瓶、盐、非金属、金属，还有各种酸，其中有些酸人家居然也同意卖给我，现在想来都感到惊讶。不过，卖给我东西的店伙计，也许把我当成了一般送货上门的人。一天上午，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我制造氢气的容器在我鼻子底下爆炸了。记得那是用一个玻璃灯罩做“化学口琴”试验……氢气的制造非常成功，我把释放氢气的细长管子固定住，准备点燃氢气，一只手抓着火柴，一只手拿着玻璃灯罩，试图让火焰在玻璃灯罩里面歌唱。可是，我还没有将火柴靠近，窜进仪器里的火焰就把灯罩、管子连同塞子都崩掉了。听到爆炸声，几只柏柏里猪都罕见地蹦跳起来，撞掉我手里的玻璃灯罩。我胆战心惊地想到，如果容器口塞得更紧，它肯定会贴近我的面部爆炸。所以自此之后，我与气体打交道总是小心翼翼。从这天起，对化学我另眼相看了，用蓝铅笔标明性能稳定的物质，即打起交道来能获得乐趣的物质，而把性能可疑或可怕的物质，用红铅笔标出来。
前不久偶然翻开甥女们的一本化学课本，里面找不到任何我熟悉的东西，一切全变了，包括公式、定理和物质分类，以及物质的名称，它们在书里的位置甚至它们的特性……我原来以为它们会永远不变呢！甥女们看到我不知所措的样子，挺开心，而我在不平静的心境中，隐隐感到忧伤，恰如遇到几位老朋友，原本你以为他们会永远是小伙子，现在却都成了父亲。
另一件往事是阿尔贝·德马勒斯特的一次谈话。我们住在巴黎时，他和他母亲每周来我们家吃一次晚饭。晚餐后，姑妈克莱尔与母亲一块打牌或玩掷骰子跳棋什么的。阿尔贝和我一般是坐下来弹钢琴。但这天晚上，聊天压倒了音乐。不记得我在餐桌上说过什么话，阿尔贝居然觉得非给我提个醒不可。但当着其他人的面，他什么也没表示，等到大家用完餐离了席，他才把我拉到一旁……
当时我对阿尔贝抱有一种崇敬之情。我说过我平常怀着怎样的心情，如饥似渴地听他说话，尤其当他所说的话悖逆我天生的爱好时。这是因为，他所说的话悖逆我天生爱好的情况很罕见，我觉得他平时总是很认真地理解我的言行，而这些言行恰恰是母亲和家里其他人最不能理解的。阿尔贝个子高大，体格强壮，性情温和。他的任何一句话都难以形容地令我开心，因为他说的都是我根本不敢说，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话。只要听见他的声音我就很高兴。我知道，所有体育运动他都是优胜者，例如游泳，尤其是划船。除了迷恋新鲜空气，追求体格的健美发展，现在他又全身心地迷上了绘画、音乐和诗歌。不过这天晚上，我们所聊的与这一切都无关。这天晚上，阿尔贝向我解释什么是祖国。
诚然，关于这个问题，还有许多东西我需要了解，因为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虽然都是忠诚的法国人，但都没有就我们的国土和思想的疆界，向我灌输非常明确的感情。他们自己是否有非常明确的感情，我也不能肯定。由于天生的气质，我像父亲一样，倾向于重视观念胜于重视现实。在这方面，我从13岁起，就像一个观念学者，又像一个孩子、一个傻瓜一样进行思考。晚餐席上我大概说过：“在70年代我如果是法兰西，肯定不会自卫。”或者类似的蠢话；再说，凡是与军事有关的一切，都使我胆战心惊。正是这一点，阿尔贝觉得有必要提醒我。
他提醒我这一点，既没有责备，也没有豪言壮语，只是向我讲述了法国遭到入侵以及他当兵的种种回忆。他对我说，他像我一样憎恶挑衅的势力，但正因为如此，他热爱捍卫（祖国）的力量；战士的出色之处，不是他们保卫自己，而是他们保护他们认为受到威胁的弱者。阿尔贝说着说着，声音变得严肃而颤抖起来：
“那么，你认为人们可以无动于衷地任凭别人侮辱自己的父母，强奸自己的姐妹，劫掠自己的财产吗？”他眼前肯定浮现了战争的景象，因为我看见他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尽管他的脸处在黑暗之中。他坐在一把扶手椅里，就在我父亲那张大书桌的旁边。我呢，高高地坐在书桌上，两条腿晃动着，听了他的话，因为自己坐得比他高，而更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房间的另一头，姑妈与母亲在争论什么或玩纸牌，安娜这天晚上也过来吃饭，与她们呆在一起。阿尔贝说话时声音很低，那两位太太听不见。他说完了，我一言不发，双手握住他的大手。他讲的道理令我信服，他崇高的心灵更令我激动。他这些话，至少后来，当我受到更良好的教育，能够理解时，肯定重温过的。
想到要搬家，我就兴奋不已，能参加布置家具，肯定挺开心。可是，搬家却没让我参加。从戛纳回来后，妈妈让我住到一位新老师家去学习，希望这样对我更有好处，她也落得清静些。
我被托付给里夏尔先生。他情调高雅，住在奥托邦。或者正因为他住在奥托邦，妈妈才把我托付给他？他家住在莱努阿街，大概12号，是一栋三层的老房子，旁边有一个花园，不是很大，但形成一块台地，站在上面可以俯瞰半个巴黎。那房子和花园至今仍在，也许存在不了多少年了，因为一位家境清贫的教师出于节俭的考虑，而选择住在莱努阿街，这种时代早已过去了。里夏尔先生只给几个寄宿生，即我和两个英国小姐授课。那两位英国小姐之所以掏钱来这里寄宿，我想主要是为了这里的新鲜空气和优美风景。里夏尔先生是异教地区的教员，仅仅在后来获得教师资格学衔之后，才获准在一所中学教德语课。当初他是打算当牧师的，所以我想他学业相当好，人既不懒又不笨。后来是怀疑和顾虑（更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使他在牧师之职的门坎前驻了足。这头一个志向，令他的目光保留了一种难以描述的热忱，他的声音自然具有牧师的特长，就是说能够打动人心。他脸上那种半忧伤半开心、在我看来几乎不经意的微笑，使他说出的最严厉的话也会变得缓和，而由此大家明白，他并不自视甚高。他有种种优点，甚至美德，但是看上去他人不是很健康，身体不是很结实，而且没有长性，无所事事，拿严肃的事情当儿戏，拿无聊的事情当真。对于诸如此类的缺点，我虽然年纪尚小，但还是挺敏感的，当时所持的看法可能比现在还严厉。我想他的嫂子，即贝特朗将军的遗孀，与我们一块住在莱努阿街的，对他并不怎么尊重。而这一点倒使她赢得了我的极大尊重。她是一个深明事理、又经历过美好时光的女人，我觉得也是家里唯一理智的人。此外她还挺重感情，但只在最相宜的时机表现出来。里夏尔太太大概也像她一样重感情，甚至可以说比她更重感情，因为她根本不明事理，而一味地感情用事。里夏尔太太身体不大好，人瘦刮刮，脸色苍白，无精打采。她性情倒是挺温顺，在丈夫和嫂子面前总是退避三舍；肯定因为这个原因，她在我记忆里只留下模糊的印象。相反，贝特朗太太身体硬朗，自信果断，她的每一个特点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之中。她有一个比我小几岁的女儿，小心翼翼地不让她与我们接触，这种过分的专横令女儿有点痛苦。她女儿伊冯娜·贝特朗体质娇弱，几乎弱不禁风，仿佛被规矩压垮了，露出笑容的时候也是一副哭相。除了出来吃饭，她很少露面。
里夏尔夫妇有两个孩子，一个小闺女，才十八个月，有一天我在花园里看见她吃泥土，从此以后经常目瞪口呆地端详她；她的小哥哥布莱兹见她吃泥土却挺开心，他是负责看管妹妹的，尽管他自己也只有5岁。
我有时独自一人，有时与里夏尔先生一块，在一个小小的橘园里干活儿。那橘园——如果能冒昧地把一间玻璃小屋叫做橘园的话——紧贴着旁边一座大房子没有窗户的墙壁，位于花园尽头。
我做功课的课桌旁边有块小木板，上面有一丛菖蒲，那是我眼见着生长的：我在圣絮彼斯市场上买了个球茎，亲手把它种在花盆里，很快就从泥土里钻出一柄绿剑似的植物，一天天长高，令我惊讶不已。为了测定它的生长速度，我在花盆里插了一根白色小木棍，每天记下它增长的高度。经过计算，知道那叶片每个钟头长高五分之三毫米。这种生长速度，只要仔细点观察，肉眼都可以看得出来。然而，我琢磨不透它究竟是怎样长高的，始终认为它是夜间一下子窜高的，因为白天我目不转睛地盯住它，也看不出任何变化……观察老鼠要有成效得多。每次我看书或观察菖蒲不到五分钟，它们就会跑出来分散我的注意力。我每天带饼干之类给它们吃，久而久之它们胆子大起来，竟跑到我学习的课桌上来吃碎屑。一共只有两只老鼠，但我相信其中一只怀孕了，因此每天怀着一颗怦然跳动的心，企望出现一窝小老鼠。墙里有个洞，每当里夏尔先生过来时，两只老鼠就钻进那洞里。那是它们的窝，我估计一窝小老鼠会从那里钻出来。每次里夏尔先生让我背诵课文时，我总是用眼角窥伺着那个洞口。课文我自然背诵得很糟糕，里夏尔先生终于问我为什么总显得如此心不在焉。到此时为止，我对那两位伙伴的存在一直守口如瓶，这天才把一切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