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个阶段要经过两个转折，这两个转折可以用一些经济指标加以衡量。第一个历史转折是农村支持城市结束，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个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结束开始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进入第一个转折点的数字标志是：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5%左右，务农劳动力在社会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超过55%，城市化水平不低于35%，人均GDP不少于1000美元之间（1980年美元）。进入第二个转折点的标志是：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5%以下，城市化水平上升到50%以上，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1980年美元），务农劳动力在社会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下降到30%以下。
根据以上指标，可以判定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并且已进入这个阶段近 10年990年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7.1%；从1994年开始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低于55%；199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为29.04%，而直到200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才刚刚超过35%，达到36.22%；中国人均GDP在1995年首次超过1000美元（1980年美元），达到1046美元；除了城市化水平较低外，中国其他指标在1990年代中期均已超过工业化第一、第二阶段转折时的经济指标。综合这些因素，可以认定在1995年中国开始进入城乡关系调整的第二阶段，即工业化中期阶段。我国早就该进行城乡关系调整了。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业化中期的政策非常复杂，处理好城乡关系对于社会良性循环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工业化初期和后期，政府采取的政策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问题多发生在中期阶段，对任何国家的成长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正确，国家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社会就稳定，城乡就呈现互动态势，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顺利实现现代化，否则就进入“矛盾凸显时期”，农村长期停滞和徘徊不前，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不断显露和激化，经济畸形发展，造成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从而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形成“拉美化”。历史规律不可抗拒，谁违背它谁就得吃苦头。当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进展缓慢，主要就是他们没有处理好工业化中期的问题。
在这个阶段，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面临着“后发劣势”，使“三农”问题更加复杂。“三农”问题本身是项系统工程，要解决这个难题，既要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又要面对调整农业结构、推行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强化农民素质、还农民国民待遇、加快改革进程等一系列棘手问题，需要多方努力，统一筹划，才能取得成效。发达国家在解决本国的农业问题时，全球化市场并没有形成，不仅不用担心其他国家抢占国内市场，而且还可以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为自己的农产品开辟新市场。但我国却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国是在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且“三农”问题严峻时加入WTO的，已不可能像发达国家一样，先解决“三农”问题然后再开放市场，或者像西方国家那样借助对外扩张解决农业问题。此时，全球市场已经形成，我国大部分农产品在规模、成本、质量、标准体系等方面没有比较优势，不仅难以开拓国外市场，而且保住国内市场都难006年，中国将全面履行WTO规则，农业问题千头万绪，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极多。加入WTO对于我国城市和市民是机遇多，对于农村和农民则更多的是挑战，且前者利用机遇的能力也大于农村和农民。我国人口众多，一个对其他国家很小的一个问题，对中国来讲都是一个大而复杂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遇到和解决过像中国这样大而复杂的“三农”难题，更没有任何经验可供我们借鉴。面对复杂局势，我们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而要结合本国国情，选取正确的战略。
2.长期性
国际经验显示，城乡关系的解决，晚发型现代化国家要比早发现代化国家所用的时间短，时间呈减少趋势。从城乡关系调整的第二阶段来看，美国所用的时间约80年，日本约40年，台湾约15年。从第三阶段来看，美国大约持续45年，日本约40年，台湾只有5年。与国际经验不同的是，解决我国城乡问题却要经历相当长久的时间。我国城乡问题不是哪一届或者哪几届政府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哪一项或者哪几项政策就能完成的，而是一段需要长期的时间才能解决和完成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可能一蹴而就。现代化实质就是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的过程。我国是人口大国，有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与有限的耕地面积结合到一起。目前全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据专家测算，根据目前生产力状况和价格水平，经营20亩土地可保本，经营30亩土地才有钱可赚。我国现有耕地约19.5亿亩，按保本经营规模需劳动力约0.98亿，则农村劳动力过剩约为2.22亿；若按较低赢利规模（30亩）经营则仅需劳动力0.65亿，农村劳动力过剩高达2.55亿。乡镇企业和农村工商户约能容纳0.5亿劳动力。也就是说我国至少有2.17亿过剩劳动力，这里还不包括每年新增的劳动力600多万人。笔者计算，与国内比，过剩劳动力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总数9000万人的2.4倍；与国际比较，分别相当于0.83个美国、1.46个俄罗斯、1.73个日本、2.67个德国、3.71个英国、12.02个澳大利亚的人口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中期或后期还有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
另外，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处于新经济发展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有限。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在以资本密集型为特征、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新经济壮大过程中发生的。企业为了增强竞争力，不断地大量采用新的生产方式，这又必然具有排斥劳动力的作用。西方国家虽然也存在工业化时期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但这种替代是在剩余劳动力基本吸纳完毕后才开始的，我国则呈现出工业化、信息化以及资本化同时进行的特征。这样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比例出现了持续下滑的趋势，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八五”时期创造120万个就业岗位，“九五”时期下降到80万个，“十五”时期前几年下降到40万个。转移剩余劳动力所需要的时间肯定会比其他国家长得多。目前大约有下岗职工2000万人，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和政府机构、事业单位改革，还将有430万人被分流，五年内还将有2900家大中型企业被调整，有近500万职工失去就业岗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农业生产经营、农村乡级政府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现在还处在传统阶段，从种植和生产结构上看，还是以粮食、棉花为主；从产业结构看，还是以出售原产品以主；从农业的商品化程度看，农民的产品大部分还是用来自给自足；从农业的生产方式看，还是习惯于落后的刀耕火种，不习惯使用现代农业技术和现代机器设备。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向现代生产经营方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改造完成的。解决农村乡级政府机构臃肿问题一直是个老大难，乡级政府从最初“政社分开”时的党委、政府“两套班子”很快扩大为“五套班子”甚至六套班子。按照中办发［1986］28 号文规定，“农村人口密度三百人以上的（每平方公里），编制控制在人口的千分之一左右，最高不得超过千分之一点三；……不足五十人的，编制最高不得超过千分之二点五”。我国农村共有4.2万多个乡级政府；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对全国1020个有代表性乡镇的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达290余人，严重超编。乡镇一级净负债超过2300亿元，且镇政府的财政债务每年以200多亿元的速度递增。随着我国农村从“费改税”发展到取消农业税，财政收入的大幅度降低引起乡级政府运转困难，乡级政府必将进行改革以解决好乡级政府职能过宽、机构臃肿、支出膨胀、人浮于事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格局壁垒不可能一蹴而就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现行户籍制度正式确立。以户籍制度为根基的二元体制在城乡之间人为地筑起一道壁垒，将城乡居民分割为两个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严重不平等的社会部分。这种格局不仅构建了城乡居民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和福利等方面的不同的制度，而且还包括城市优先的投融资体制。尽管近年来城市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格局还有极其漫长的路要走。
农民组织制度的创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虽然拓展了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空间，也使我国农业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国际竞争既是资源、技术的竞争，更是农民组织之间的竞争，农民的生产和进入市场的组织形式直接影响着生产效率和交易成本，成为决定农产品竞争力的基本因素。同跨国公司等国际资本的竞争，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和农村企业如果不能尽快有效地组织起来，其竞争劣势将迅速凸显起来。要将我国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和农村企业，通过行业协会等方式切实有效地组织起来，仍然面临许多难题。由于我国民间社会长时间受到压抑，往往以行政组织替代经济组织、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导致农民自组织极度匮乏，而组织的培育、成长、成熟都非一日之功。
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005年12月31日）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切实加强“三农”工作，农业和农村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粮食连续两年较大幅度增产，农业结构调整向纵深推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重大成果，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好形势，对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始终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切实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十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十一五”时期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当前，要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建设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
（3）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历史任务，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切实让农民得到实惠；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必须坚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依靠农民辛勤劳动、国家扶持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中，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