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报纸上登出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快去看，北京西郊动物园正在展出‘四不像’！”动物说明牌上也写着同样的名字。
动物园万头攒动。人流中，有位面庞白净、戴着眼镜的中年人挤到栅栏前。“哎呀，假的！假的！这哪里是真正的‘四不像’，分明是驯鹿！”他不禁惊叫起来。他就是曾在东北大学担任过副教授的动物学家谭邦杰。
谭邦杰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青年时代的谭邦杰一心“科学救国”，他想，人生一世，总应该为国家做点贡献，我这辈子就钻一钻动物学吧！他最爱看的书籍除了国外出版的动物学书籍外，还有《大卫日记》，每每读到“‘四不像’———麇鹿———大卫鹿”的那些段落，心里总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
麇鹿是哺乳动物，毛淡褐色，雄的有角，角像鹿，尾像驴，蹄像牛，颈像骆驼，但从整个来看哪一种动物都不像。这种动物民间也叫“四不像”，原产我国，商末周初最为丰富，到秦汉时代已变得极为稀少了。有人认为，麋鹿可能在汉朝时就已经灭绝了。但也有人认为，直到明代，甚至清初，在长江以北的苏北地区，还有残余的麋鹿生存，只是已极为稀少。
谭邦杰想起，在清代，北京有位传教的法国神甫阿尔曼·大卫。他既是一位身披黑袍，手捧圣经的神甫，又是一位热衷收集珍稀动植物的学者。1865年的一天，大卫神甫走出西什库教堂，来到了曾作为元、明、清三朝的皇家猎苑南海子。只见这里围墙高筑，九门紧闭。他早就听说里面放养着各种珍禽异兽，每年冬春之际，皇帝都要来此纵鹰犬，捕禽兽。这里有条禁令：“私进者斩。”他只好沿墙转悠，偶然发现墙外不远有个土岗，连忙登高而望，终于瞥见了外国人闻所未闻的“新”的物种，它们三五成群，或觅食，或漫步、或逐奔、或喧闹……”
这天深夜，他按照约定的时辰，摸到了南海子的高墙下，月色朦胧。大卫战战兢兢地从墙外递进10两银子，墙内的守卒接过来，放在手里辨认了好半天，于是递出了一张麋鹿皮和一个麋鹿头骨。大卫借着月光一看，心中暗喜：“哈哈，正是它，正是它！”他又递进去10两银子。守卒又递出了一张麋鹿皮和一个麋鹿头骨。
大卫喜出望外，有这两个头骨，两张鹿皮，他已心满意足了。这些珍宝很快运回法国，被珍藏在巴黎博物馆内。专家们确认这是动物学中从未收录的“新”物种，按照动物学惯例，它被定名为“大卫鹿”。这消息很快传遍欧美，整个动物学界为之轰动。这以后，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先后从中国弄去了30多头活麋鹿。
1894年，北京郊区一场大水冲垮了皇家猎苑的围墙，“四不像”汇入夺路奔逃的人流。逃难饥民眼前一亮，这到嘴的食物岂可放手？谁还在这个时候考虑到它在动物学上的重要价值呢！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饥民口中余生的几十只“四不像”也全部丧生于战乱。从此，曾世代繁衍于中国大地的“四不像”从它们无比依恋的故土上消失了。
值得庆幸的是，独具慧眼的英国贝福特公爵十一世，保护了“四不像”这一珍稀物种。
1894年至1901年，酷爱动物的贝福特公爵十一世看到豢养在法、德、荷、比四国动物园的几十头“四不像”数量日减，十分担忧，于是不惜重金，买下了世界上仅有的18头“四不像”，放养在草木繁盛的乌邦寺别墅的宽阔的庭院里。但是，18头中竟有绝大部分因年老而丧失了生育能力。他像保护风中残烛那样，精心护养着濒临灭绝的“四不像”。
1896年5月，两头年轻的麋鹿顺利地繁殖下第一胎。老贝福看到了希望，他更加倾心于“四不像”的饲养和管理。10年过去了，“四不像”繁殖了72头，已经小有规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饲料不足，人们也没有心情精心饲养、管理它们，约有半数的“四不像”死于疾病和饥饿。
1940年以后，贝福特十二世继承了爵位和包括255头“四不像”在内的全部家产。第二次大战期间，空袭频繁，乌帮寺随时有被轰炸的可能，于是贝福特设法将世界上惟一的一群“四不像”分散到世界各地。从1944年起，他把自己养的一部分分散到国内外各大动物园，供人观赏，并在世界各地繁殖。
谭邦杰被北京动物园内的这群假“四不像”搅得心绪烦乱。他想，这个著名的“万牲园”，如今只有一群猴子，几只老鹦鹉和一些常见的毫无价值的小鸟……眼前的景象和我们地大物博的祖国，多么不相称啊！
1951年，谭邦杰被调到北京西郊动物园，当上了动物园主任。他走马上任，组织人力，四处考察，搜集各种珍稀动物。那年，他们从广西运回了整整一车皮珍禽异兽，其中还有极为稀少的新种白头叶猴。他曾数次率队出国，交换动物，互通有无。他受外贸部委托，在黑龙江、山东勘测规划了我国第一批毛皮兽饲养场的场址，并为他们培训了专业人才，他又亲自编写、翻译了《野兽生活史》、《哺乳类动物图鉴》、《动物园工作手册》、《太平洋区的哺乳动物》、《我们的长鼻子朋友》等书，报刊上也经常刊登他撰写的有关动物科普的文章。他对保护、繁殖、发现我国的动物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普及动物的知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动物园的起死回生，有他日日夜夜凝聚的心血！
然而他常常感到遗憾，动物园里缺少真正的“四不像”———国宝麋鹿。
1952年春，他收到一封电报，说是在内蒙阿尔山捕到了一只“四不像”。谭邦杰心想，可能又是假的吧，不管如何，他还是派人火速将它运回，一看，果然又是假的。这是一只驼鹿。
误会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名称。在我国，有四种动物都被老百姓称作“四不像”，除麋鹿外，还有大兴安岭鄂温克人蓄养的驯鹿，大兴安岭南部的驼鹿，安徽黄山一带产的苏门羚。老百姓总是习惯于把形状怪异的动物叫做“四不像”。
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拥有真正的“四不像”呢？谭邦杰望眼欲穿！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56年，伦敦动物学会送给中国动物学会4头麇鹿，交接仪式在北京动物园举行。许多中国人，第一次看见了祖国的国宝———比大熊猫更为稀少难得的麋鹿。谭邦杰也目睹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海外游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坎坷曲折，终于回来了。谭邦杰的眼圈红了，他哭了！
伦敦动物学会送给我国的4头麋鹿，本想让它们重建种群，然而到了17年后的1973年，只剩下了一只丧失生育能力的老母鹿和一只1958年生的公鹿，而且是一瘸一瞎。重建种群的希望成为泡影。于是伦敦学会在1973年又派人送来两对。在这以后的几年间，生了7胎，竟有两胎难产。
谭邦杰的命运并不比“四不像”的命运好多少。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把整个心扑在事业上的人，他热情、真挚、直率，也无妨人之心。有一次，他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话：“苏联的动物园不如西方的，甚至连东欧那些小国的动物园也比不上。”谁也不能理解，也无法理解，就这么一句话，他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被戴上帽子。从1958年到1978年，他接受了20年劳改！而当他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时，还正雄心勃勃，想为保护祖国的珍稀动物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呢！
他被押送到了西山当羊倌。谭邦杰吃的是砖头一般硬的窝窝头，住的是山上多年失修的小庙。夏天，日晒雨淋；冬天，飞沙走石。在那与世几乎隔绝的地方，他想念在家中艰难度日的妻子和4个孩子，他更常常想见英国的乌邦寺和北京的动物园，想念着在北京动物园的“归侨”———“四不像”。
“难道我就这样了此一生吗？”他常常想。
“难道我再不能去亲手喂养好那些‘四不像’了吗？”有时，他一边赶着羊，一边沉浸在幻想中，要是“四不像”也有这么一大群该多好啊！
他时时在担忧，现在的动物园环境，饲养方法，逐偶方法，都不足以保证旧事不再重演。
他觉得，作为一名动物学家，有责任向社会大声疾呼。可是，他没有想到，他作为一个“右派”，是没有这种呼吁的权利的。1957年，他仅仅因为说了一句真话，就被打成右派，而在文革中，连半句真话也是不准说的。可悲的年代！可悲的境遇！正直的人总是十分天真的。
1978年，谭邦杰终于被调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动物园。谭邦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在晚年促成三件事；寻找多年不见的新疆野马；呼吁保护仅剩几十只濒临灭绝的华南虎；让“四不像”回归，重建种群。
1989年，他在《光明日报》，《大自然》杂志，连续发表文章，呼吁社会各界都来关心和支持“四不像”回归的倡议。他说：“麇鹿对中国来说，作为一个‘天然纪念物’，它有着特殊的、非其他任何动物所可比拟的价值。为了满足老一辈人对往事的缅怀之情，对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配合旅游事业，让外宾、华侨、港澳同胞在‘四不像’的故乡见到它们，重建麋鹿群确实是件有意义的工作。真的，像麋鹿这样富有传奇色彩和动人身世的动物，世界上能有几种呢？”
谭邦杰，这个著名动物学家的呼吁，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特意将“四不像”问题列入议程中。当今的乌邦寺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立即回了信：“对我和我们家族来说，能与中国合作，让麋鹿重返故园，的确是件极为令人振奋的事，也正如您所说，是件到处引起广泛兴趣的事。”“麋鹿还乡一事，对我们家族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你一定知道，是我的曾祖父挽救了麋鹿的灭亡命运。”
原来，塔维斯托克侯爵是贝福特公爵十一世的曾孙。他的父亲，贝福特公爵十三世，因年事已高，几年前，将包括600余头麋鹿在内的全部家业传给了长子塔维斯托克侯爵。由于祖孙四代的不懈努力，才使当年危在旦夕的“四不像”繁衍至今。现在全世界共有1100多头麋鹿，外国有些著作在评论物种保护问题时，曾一再以贝福特祖孙保护麇鹿作为突出的典范。
谭邦杰在给侯爵的信中强调：“120年前，大卫神甫为科学界发现麋鹿而被载入史册，同样的，历史也将不会忘记那些人（包括阁下和我们），在经过120年的漫长岁月，又致力于把这些著名动物送到它的南海子老家……”
1984年3月，博伊德夫人受侯爵的委派来到了北京。她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博士。她的毕业论文就是以麇鹿为题的。为了研究“四不像”，她几乎跑遍了世界上所有饲养这种动物的地方。先是在乌邦寺，她就整整呆了3年。她被公认为当今世界上研究麋鹿生态最著名的权威。她一到中国，就拟议中的种群的场址进行考察。
中国专家也在忙碌着。而最不知疲倦的，要算谭邦杰了。他又是古稀之人了，可是，他每日骑着自行车满城飞，20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舒畅。经过中外专家的全面研究比较，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南海子是最为理想的场点。1984年8月底，中外专家和博伊德夫人共同拟定了一个《麇鹿重新引入中国的可行性报告》。第一批归国的麋鹿一共有20头。
1984年10月11日，在京郊的南苑农场，昔日的皇家猎苑南海子，召开了一个有几十位中外专家参加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学术会议。
“诸位，我说两句。”发言的是位华发稀疏、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就是麋鹿回归的主要倡导者、如今北京动物园的技术顾问、著名动物学家谭邦杰。他激动得手有些抖，眼圈也红了。“整整120年了！我们不会忘记，麋鹿失散的年代是在火烧圆明园之后，那时，祖国正处在最衰落最黑暗的时期；而今，它们即将回归，举国上下正蓬蓬勃勃地建设四化。120年来，这种动物的命运竟如此紧密地和我们祖国的盛衰变化联系在一起，怎不令人感慨万分！”
饱经沧桑的南海子绽开了妩媚的笑脸。一湖明澈、深邃的秋水，草滩成片，芦苇茂密，远处，柳林掩肤，万树婆娑，衬托着悠远的蓝天、白云，一群“四不像”在湖边悠然漫步……
点评
1986年8月从英国乌邦寺迎归了20头年轻的麋鹿，放养在清代曾豢养廉鹿的南海子，并建立了一个麋鹿生态研究中心及麋鹿苑；1987年8月，英国伦敦动物园又无偿提供了39头麋鹿，经技术人员的精心护养和科学管理，已在碧峰峡安家。至今，这两处的麋鹿都生长良好，并且繁殖了后代。为此，我国重新把麋鹿列为一级保护动物。
国宝的回归要感谢国际友人的无私保护和慷慨赠送，但故事中主人公的作用也不可磨灭！一生都在为寻找“四不像”麋鹿而努力，起伏的命运并没有消磨他的决心和意志，可敬可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