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华盛顿期间，与卡特总共进行了三次会议，彼此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邓小平却在卡特心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以至卡特在日记中称“接待邓小平来访是其总统任期内最愉快的事情之一”。
卡特这样描写在第一次会议时他对邓小平的印象：
邓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在出神地听我讲话，他接二连三地吸着烟卷，一对明亮的眼眸常常东转西看。翻译员把我的话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对其他中国人频频点头。
其实这次会议刚开始时，邓小平与卡特曾有几句幽默的寒喧：
卡特：“1949年4月，我作为一名军官曾在青岛待过。”
邓小平：“我们的部队当时已经包围了那座城市。”
卡特：“那我们早就见过面喽。”
邓小平：“应该说是这样。”
1月29日晚上，卡特和夫人在华盛顿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邓小平和夫人。
宴会上摆放了中国竹筷，菜单和座位板也是由精通中国书法的美籍华人用中英文书写的。这些细致的安排，显示了主人的独具匠心。更引人注目的是，宴会上有刚从卡特的故乡——佐治亚州运来的1500株红色和粉红色的山茶花，这种别致的装饰使宴会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被邀请参加宴会的还有美国众议院院长托马斯·奥尼尔、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女演员雪莉·麦克莱恩、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被邀请参加宴会。宴会上，邓小平始终谈笑风生。他对雪莉·麦克菜恩谈起自己的政治生涯时说，如果对东山再起的政治家设奥林匹克奖的话，他很有资格获得奖牌。
他与费正清的谈话也极幽默：
邓小平：“贵庚？”
费正清：“72岁。”
邓小平：“我都74岁了。”
费正清：“但你还满头乌发，而我早已秃头了。”
邓小平：“这证明你脑筋用得太多。”
费正清长期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积极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他对应邀出席宴会并有机会与邓小平谈话感慨万端，他说，这一宴会终于结束了他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50余年来的奔走呼号。
这次宴会，卡特记述说：“在宴会上，这个很受欢迎的伙伴谈话始终轻松自如，自始至终都滔滔不绝地介绍他在国内的生活情况，并谈论他认为国内情况如何好转。我们很风趣地谈到了我孩提时代就很感兴趣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计划，他不无勉强地承认也有一些好的传教士到过中国，但他又坚持说许多传教士到中国只是要改变东方的生活方式，使之西方化。我对他提起了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新式医院和学校，他说许多医院和学校现在还在。他极力反对恢复外国传教士的传教计划，并说中国的基督徒也同意他的看法。但我当时提出他应该允许《圣经》自由传播以及让人民有信仰自由时，他是很专心地倾听的。”
邓小平与卡特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极其轻松缓和的气氛下进行的。但这次会议却谈论了许多实质性的问题。即便是这些问题，邓小平仍旧表现得极为从容、灵活。
谈到最惠国待遇问题，卡特说：“如果最惠国待遇只给中国而不给苏联，将造成不平衡。”
邓小平这样反驳：“中国不能同苏联相提并论，我们两国的事情不宜牵涉第三国。”
提到交换留学生问题，卡特不赞成邓小平关于美国学生完全由他们自己在一起生活，而不同中国学生或中国家庭生活在一起的决定。邓小平解释说，中国人的居住条件太差，达不到美国人的起码生活条件。卡特认为邓的解释不够充分。卡特提出另一问题：“只要你同意派多少学生到中国，至于谁能够去，我们不要你们审查。”邓小平笑道：“对付几个学生，我们还是有办法的。”
邓小平豁达的外交风度，开朗坦率的性格，卡特十分喜欢。在一次闲谈中，邓小平笑问卡特：“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禁止抽烟的法律？”
“没有。”卡特回答说：“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那个州种植大量的烟草。”
邓小平听后十分开心，随即掏出一支“熊猫”牌香烟抽了起来。
卡特这样赞扬邓小平：“想什么就说什么，而且说了就算数，不用担心彼此间产生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