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佛教学会副会长周绍良如果写一部咸宁“五七”干校史，人民文学出版社无疑是需要重点着墨的单位之一。那里名人荟萃、文采风流。这不，当我走进陈早春先生的办公室，请他提供一份离退休干部名单时，这位已担任10年社长和总编辑的文化人十分热心，认真地在下放向阳湖的“大家”名下标上了一大串记号。其中，自然少不了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界耆宿周绍良先生。
满头银发的周绍良我趁热打铁，立即找到位于海淀区塔院晴冬园的周老家。他的客厅又兼书房，四壁顶天立地的书柜上，堆满了线装古籍和经书。八十老翁病后初愈，身体欠佳，但毕竟是20多年后重谈咸宁，他还是打起精神，讲述了自己十分独特的干校经历。
周老初到十四连，被安排担任看水员，负责在向阳湖为农田放水，一干就是3年，没有换过工种。因为住在湖里少见人烟，无人愿意去，而他身为“佛教徒”，耐得住清苦和寂寞，越是安静，越是欢喜，所以很乐意与湖为伴。他是搞古典文学研究的，多年只热心收集资料写书，比较单纯，生活规律性较强。如此分工，他好似无拘无束的闲云野鹤，正好抓紧时间补充自己，继续充实过去的研究。那时，干看水员一般比较闲，不需要放水时不另外派工，这样，甚至有连续几个月的时间可以静心读书。他下工夫最多的是《资治通鉴》和《全唐诗》，都是从北京带来的，学习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料，日后都派上了用场。在干校时经常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小他七八岁、名叫王荣宪的画家，爱画点速写。有时两人置身于波光粼粼、一望无际的向阳湖，顿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周老风趣地说：“我在干校，可说是‘大天地，小自由’，很少参加集体活动，开大规模的批判会才找我去走走过场。因此，虽然下放是带惩罚性的，但我和一般人体会不一样，几乎是过了一段‘世外桃源’的生活，不仅没觉得怎么苦恼，反倒饱享了读书之乐！”
作者和周绍良我听了这番超凡脱俗的话，再看今日周老身上耀眼的“光环”——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和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便不足为奇了。同时，我又很自然地想起萧乾先生两年前为咸宁的题词：“向阳湖是‘文革’时期我们的避难所”，便插话道，在大动乱的年代，每个文化人的经历大同小异，体会却不一定完全相同。6000余名下放咸宁的“五七”战士中间，固然多是劳动改造的对象，亦不乏因祸得福的“塞翁”。有的人与其在北京挨斗，难以安生，还不如暂把向阳湖当作“避风港”哩！但从总体上看，干校仍是应该否定的，因为它毕竟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周老听罢点点头：“是这样，否则就会遭人非议，说开发干校文化有为‘文革’唱赞歌之嫌。”
周绍良题字诚然，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个别自称“看不懂向阳湖”的人总是有的，我们又何必去过多计较呢？接着，我问周老：“您在向阳湖除了读书，写过什么没有？许多文化人在干校或回京后都写过有关作品，如下放河南息县的杨绛先生就出版了《干校六记》，可惜咸宁干校似乎还没有产生代表作。”周老解释道：“当作家和做学问不一样，他们有激情，我们讲实际，事情过去也就算了，当时也没作深入的观察，很难说酝酿过写什么作品。”
说着，他忽然想起了什么，缓步走进里屋，找出一册精致的大32开笔记本，上面多是文人雅士们所赠诗词。周老解释道：“王世襄在向阳湖写了不少诗，我们回京后，他抄录了几首送我。如我住在王六嘴，那里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树，香气袭人，有时坐在车上路过，便可以闻到香味。王世襄赋诗写道：‘丹桂谁栽大合围，夹衢双阙势巍巍，轻车驰过争回首，金色凝眸香满衣。’诗写得十分干净、清楚，很少有人能写出那种味道。”
周老兴之所至，又挑选出其他同仁的干校诗，并热情为晚辈“导读”，使我获得一种莫大的满足。为表心意，他还以《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和自己译注的《百喻经今译》相赠，并题字留念：“不胜依依恋旧情，咸宁风景忆分明。”临别时，老人再三诚恳地说：“我很怀念向阳湖，离开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很多人都想回去看一看。希望地方政府出面，邀请我们到向阳湖忆旧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