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深先生台鉴：
提笔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的确踌躇了一段时间，来考虑一个先决问题：究应用哪种文体来写？白话呢？还是咬文嚼字，来上一大堆的之、乎、者、也、矣、耶、欤、焉、哉、夫……呢？先是以为，既然您生在有宋一代，少说也七八百年了，为了对您表示礼敬起见，该用您所熟悉的，当时通行的书信体。然则，终觉我自己距离那个时代，已是极其遥远的了。生而为现代人，仍以我们现在通用的文体来写才好，才对。这样，您也可以勉为其难，跟上时代，总不能让自己永远停留在一个三从四德的时代吧！因此，对于我信中所用的词汇、语法和观念，您如有疑难之处，请移玉下山，乘华航飞机来台湾台北市南港区胡适纪念馆跟胡适先生请教(下榻圆山大饭店，顺便畅游宝岛，了解一下民生乐利的情形)。适之先生是我们景仰的白话运动主将，一代导师。相信他那样具有新思想，开风气之先的儒雅学者，一定会乐意为您解惑的。当然，您或许也知道，在台湾，有的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中，十年前(现在是否如此我不确知)竟也仍有规定研究生于撰写论文时，非用之乎者也不可，开倒车的糟老夫子们，这岂非问道于盲？但是，您得明白，我们现在在台湾，大学入学考试阅卷，已经进步到用电子计算机了，夫子们只能掩面垂泪，仰天太息，自知岁月无情，不能“文起八代之衰”了。
其实，哪个国家，哪个朝代，哪个社会，没有颟顸的卫道之士？就连有宋一代，那具有现代头脑，却生不逢时的王拗相公安石先生，一力要“砸破冰块”，搞出新点子，很有乘了破冰船向北极探险的豪勇，不是也栽在一大批如冰山般的老顽固手里了吗？
话说远了。智深先生，我对您真由衷地心仪已久了。自从小学时期，一知半解第一次手捧着未经标点的古本《水浒》起，到现在不惑之年，可以读英文翻译本的《水浒传》，您的那种爽朗厚实，心直口快的个性，实话实说，毫无保留的作风，一向让我倾慕而复感慨万千。我们的社会，太缺少像您这样有正义感，单刀直入的“粗”人了，而太多想做、学做“及时雨”宋公明那样的“细”人了。唯因大家都明哲保身，靠后站，您反而成为“不晓事”的了。大家都打太极拳，谁也不愿像您那样莾撞，先骂一声“直娘贼”，然后抡起那六十二斤重的家伙，让别人“先吃我三百禅杖”的。不谈别的，偷着啖肉吃酒的出家人，现在仍多的是(十余年前，我在台湾一个寺庙参观，就曾亲耳听见方丈内传出收音机广播流行歌曲“妹妹我爱你”的音乐，而居然还有和尚跟着哼唧的)，这都不合“三皈五戒”的，但是，谁又像您那般明目张胆，在山下大嚼蒜泥香肉，豪饮数坛之后，“吃不了兜着走”，怀中犹揣了一只狗腿，重返佛门五台山，发挥大乘佛法精神，去普度众“僧”呢？出家人不打诳语吗？话说得好，您饿得头晕眼花，可是“瓦官寺”的三个住持老和尚，就昧着佛心，瞒着一大锅粟米粥，不把予你吃哩！
金圣叹先生认为您是一百单八个梁山好汉中，“心地厚实”，“论粗鲁处有些粗鲁，论精细处他也甚是精细”的“上上人物”，确是持平之论。说起来，您比起贵友，“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个入得他眼”(金批)，总是浊气上升，手持两把大斧，总是“杀得兴起”，不问青红皂白，死心塌地效忠大哥宋江的李逵，委实高出太多了(圣叹先生竟也把李逵归为上上人物，并且说“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未免太抬爱——这也是我们现社会一大毛病了，太对您不公了。未免使真的大丈夫气短，无地自容了)。老实说，我们的社会需要的，不是是非不辨、有勇无谋、四肢发达而头脑简单、一片天真烂漫如黑旋风那样的人，而是需要像您，粗中有细、敢作敢为、有胆有识、机智又兼具幽默感的人。智深先生，我不懂奉承，也不善阿谀，我是实话实说，这也就是我说对您“心仪已久”的缘故。
智深先生，对于您的为人，我向素很敬佩。您路见不平，挺身而出，争在一个“义”字，固是大丈夫英雄本色，然则，在行“义”的作为(处理)与程度上，似仍有其分际原则。关于这一点，我以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后进知识分子的身份，愿冒大不韪，诚恳地提出来，希望可以跟您心平气和地研究研究。倘若在观点上及措辞上有渎冒之处，还望海涵则个。同时，我愿敬备上好洋酒，好大肥狗，请您开开洋荤，以为谢罪。
“义”，是我们中华文化历来重视的传统。改朝换代，忠臣孝子，不但旨在将其发扬光大，且善恶、忠奸、是非据以辨，社稷借以立，人心得以系，道德凭以张，风气据以振。然则，至少有两方面，我认为在励行倡导上，有其值得注意之处。第一，行“义”的对象，大者如国家、民族，细者如个人，倘若“义”的观念根本不存在于某一民族文化中，具体些说，倘若为一社会中人生活行为所排斥或阙如，我们是否仍有讲“义”的必要？比方说，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我已经生活了十多年的社会，功利、现实，人们的日常词汇中并没有“义”这个字。美国人讲“是非”，但“是非”仅据有无现实利益而定。我们认为“义”与“不义”，对他们来说，是迂阔可笑，不可思议，毫无价值与意义的。就拿参加越战来说吧，成千上万山姆大叔子弟，大批的现代武器和经济援助投入了越南战场，难道是因为仗“义”而为之的么？不是的！那只是惧于共产主义的蔓延，怕迟早烧到家门，破坏了美国人世界上最优裕生活而被动使然的。参战数年，死伤无计，经济上发生了危机，国内反战浪潮日日高涨，投机的政治家终于抓住民心，弃友撤军而去，这才造成了目前史无前例的每天成百成千上万的舟民大逃亡！请问，义在何处？俗语说，对牛弹琴，牛是不能欣赏的，美国人现实肤浅的文化，对于我们陈义过高的“义”的观念，就像只能接受酸甜肉、炸春卷一类中国菜，而无法领略虾子海参，油爆双脆那样的美味一样，是不能吸收的。对于这样的对象行“义”，是一种莫大的浪费和不智之举。您以为然否？
第二，关于“义”的伸张程度问题。基本上，“义”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是我们先讲情，其次讲理，再其次讲法的人治社会的产物。就拿跟您有直接关系的一些小事件来打比方吧，那地痞恶户，自称“镇关西”的郑屠，欺压善良，把那姓金的老儿和姑娘父女弄得忍气吞声，暗中啼哭，是不该、是混账、是该揍，甚至该杀、该剐、该下油锅、该枪毙、该坐电椅、该受绞、该……但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论如何，您不能就替天行道，擅自主张，提起“醋砵儿大小拳头”一拳打得人家“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二拳“打得眼棱裂缝，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红的、黑的、紫的都绽将出来”；而“又一拳打在太阳上，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三拳头就把活人打成呜呼哀哉了。人心是大快了，您是行了义了，可是，出了人命了。既出了人命，你又“溜之乎也”了，这就不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作为，很是“不义”了。您果真要行义，该做该为的是，充分发挥您“提辖”的职权，把嫌疑犯郑屠，受害人金氏父女，连同人证，一发带到公堂，由府尹升堂发落才是。我给您举个例子，台北西门町电影院黄牛猖獗，但是，不能因此每个要买票的观众就擅自行义，揪扭黄牛乱打呀！黄牛该由警伯处理，但是警伯端的不能就地行义，拳打脚踢，否则，这就是“人身侵犯”、“动用私刑”了！智深先生，您官拜提辖，应该以身作则，不能以身试法。虽说您动机并无不当，却不可自行处理的。再用您回到五台山，强迫打坐的小和尚开荤吃狗肉的事来说，您自己不忌荤腥，这也罢，大不了破了清规；小和尚是否“口是心非”，真装蒜而对香喷喷的狗肉掩鼻捂口，这也罢；但您却不该硬把狗腿往他们嘴里塞的！
我们要的是法治，以法为准，情与理其次。社会既已发展到了民主、法治，就不能单靠人人行义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了。人人行义，是人治，不是法治；是“乱”而非“治”。也许您会辩说，有宋一代，没有什么民主及法治一套名词概念，何况您动机并无不善。但是，您该知道，开封府尹，龙图阁大学士青天大人包拯，可并没有一己专断噢！
我才疏学浅，因感而发，您是直人，希望不会把我的话当做人身攻击，大骂“直娘贼”才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义”不可废，但行“义”务必依法。在一个开放、健全、民主的社会里，是不能不讲“法”的。
即颂
近安
后学庄因敬上
一九七九年八月
又及：酒宜少饮，酩酊大醉滋事尤应忌。失态不说，伤身损气，是百害而无一益的。再者，狗肉也别再吃了。世界上好东西何止千百，您为什么不一一尝试呢？美国人对狗，有时候比对自己亲老亲娘亲子还好。您这嗜好如不戒掉，切勿贸然坐飞机来美。他们持枪乱杀，您那六十二斤重的家伙是敌不过不到二两重的一粒小小子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