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见本书的书名，也许有人会觉得用《张爱玲学》有点夸大，但当我读完这本立旨明确、议论精严、视野广阔的力作，我不禁要说，称张学，此其时矣。事实上，张爱玲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它作为一门学问的条件早已完备，问题还不仅是如何将它理论化、体系化，而是积极地对张著作更深的开掘、更多的发现，进而有所承继、拓展与创造。高全之的这本书，无疑为我们勾绘了一张初步的蓝图。当然这并非意味以后的人都得按照他的思路来建构张学，别的人也可以理出不同的研究脉络与秩序，来丰富它的内容。中外文学史称得上学问的如曹雪芹的红学、莎士比亚的莎学，都是积众人之力，一代一代地经营筑造起来的。
高著《张爱玲学》中的每篇文章，都写得平易质实，温敦典重。他论说的方式，通常是每篇先确定一个显豁的主旨，然后以此为中心展开阐述论证，将纷繁的材料有条不紊地统摄在提出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结构中，进而做更广的生发，更深的开拓。通篇没有自以为是的骄气，也没有放言高论的威势，只是立论一层深一层，引证一段接一段地从容辨析，使对所要论述的问题褒贬自见。但如果碰到“论是非、定从违”的关键，他绝对不做乡愿而人云亦云，一定挺身而出，直言纠正。特别对一些误解、曲解张爱玲的评论，他必定细密考察，小心求证，务使史料的真伪、史事的是非得到公正的判定。而行文措词，虽不是字字风霜不可犯，但也自然予人不容置疑的说服力。这种本着文学良心、敢于表明立场的胆识，是属于知识分子的特色。
文学作品是一个作家主体生命体验，与外在环境融会升华的产物。文学现场的追踪、考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者在怎样的时空条件和生活氛围下进行写作，以及可能遇到的压力与限制。张爱玲主要的写作现场在上海，但一般论者对上海“孤岛”与“上海孤岛”两个定义不同的时段总是弄不清楚，以致无法把上海的张爱玲（现实生活）与张爱玲的上海（文学意象）做对比思考，找不到缘事而发的因由，也就无法得到正确的价值判断。高全之在本书中专章讨论这个问题，把两种不同认定下的“孤岛”加以区隔，使我们了解到，张爱玲所面对的，是上海与大后方完全切断、不能公开抗日的处境。在异族的占领下，一个像张爱玲那样的知识分子心情的郁闷是可以想见的。她没有像周作人那样参加由日本支持的文艺活动，也没有写过任何亲日、媚日的文章，而竟然有人忍心把她与胡兰成的那段恋爱拿来做文章，说她有汉奸之嫌，这对她实在不公平。而柯灵说上海沦陷提供了张爱玲大显身手的舞台，这样的说法，也暗藏了贬抑的成分。
文学的对抗，是一种长期的韧性的斗争，它往往是沉潜的、静默的，绝对不是受到刺激立即反应那么简单的方式。文学是永恒的艺术，一个作品可以是但不必一定得是战斗的檄文，张爱玲没有去做上街头散发抗日传单的地下工作者（如果她真的那么做，恐怕发挥的力量也不会太大），而隐忍着痛苦，在暗夜的孤灯下继续写作等待天亮，对一个作家来说，此乃最睿智也最勇敢的选择。
高全之的解读如拨云见日，透过他的深入论难，误解澄清了，迷思扫除了，一个“上海孤岛”时期出的张爱玲，一个在强敌环伺下“怒向刀丛觅小诗”（鲁迅句）的张爱玲，清晰地呈现了出来。有了这一层的理解，我们就可以为早期张爱玲文学生活的研究，找到一个起点。
五○年代初红旗漫卷沪上，张爱玲在大环境改变的困顿下，曾经以《小艾》等小说，做过所谓无产阶级文学实验，这个转折，后来也造成争议。有些人认为此项写作实验是为了表态。事实上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不深入到作家的内心世界去了解，仍然只是一个粗暴的认定，而有失公允。
高全之在本书中以三个专章来讨论《小艾》的问题。他对文本赏读之细、思考之深、对比论证之严谨，恐怕很多学院的批评家也会感觉自叹不如。《文心雕龙·附会》所说的“依源整派，循干理枝”，他全都遵循做到了。高全之发现，张爱玲是以平常心面对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以开阔的胸襟将之吸纳包容。“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写什么》）、“文艺没什么不应该写哪一个阶级”（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张爱玲的文学观，在接纳与坚持之间，她自有掌握。
高全之的识见称得上目光如炬。他解决了两岸文坛长久以来对张爱玲《小艾》等一类的作品过于褊狭的“各自表述”，摘掉政治标签，还诸文学。这些所谓无产阶级文学实验，绝对不是张爱玲文学生命以外的艺术或变体，它有充分的条件，作为她整个创作世界的一个侧面。至于《小艾》的版本，经过高全之版本学家一般周密的勘误与校正，原始的文本已经呈现。《小艾》等作多年来受到涂改、删节、割裂等不公平待遇之冤，也得到恢复。
在本书《张爱玲的政治观》这一章的文前，高全之引了胡适“狮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几句话，我在笔谈中问高全之可不可以以此来说明张爱玲的离群索居。他说：“如果我是张，受人无端攻击人品、政治立场，遭人在公寓偷窥，我也会离群索居。其实早年在上海不会如此。这不是个性使然……晚年她不写了，嫌别人烦。连善意的朋友也不理了。”张爱玲当然有她的政治观，她的作品师承五四，不过这里所说的五四，乃是一个广义的五四，高全之用思想家荣（Jung）“民族回忆”的说法来解释这种广义性，认为文评家不可用单一的政治立场来褒贬张爱玲个别的作品，忽视小说艺术的整体考虑，而造成误读现象。说《小艾》是亲共之作，《秧歌》有反共倾向，《十八春》还涉及汉奸问题。高全之认为这些论者大多对史料史实的陈述考证不够精严，有些还无中生有，道听途说。为避免以讹传讹，必须加以匡正。
“张爱玲是好作家，但并非伟大作家”，我问高全之，对这样常听到的评语有何看法？他说：“欲论张‘伟大’，先得定义‘伟大’。这是个没有结论的议题。夏公（痖弦按，指夏志清）最早肯定张，也最早说张不够伟大。不过后来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里再说，以西方文学来衡量张，或是不公平的，张应该在中国文学传统里去定位。……拙著《张爱玲学》避免这个议题，不过我曾引用夏公那个自我翻供，其他人提出的‘不够伟大论’，我觉得不值得回应。……我在张爱玲的作品里，看见她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苦难与奋斗，看见中华文化如何帮助支持她的文思，看见移民美国的困顿。她的作品距今已五十年，有多少评论家的高见能禁得起半个世纪的考验？我非常尊重夏公，但是已经有人开始谈他的张论限制了。其他‘伟大论者’的论述有多少年的寿命？”
高全之这段话说得峻伟雄辩，掷地有声。一个评论家，就应该具有这种就事论事，直言不讳的态度。同时代作家与作家间彼此的称赞总是比较悭吝，前几年柯灵来台北开会，会后几位文友同他一起吃饭聊天，谈到张爱玲，柯老对张的评语是：“写得嘛也是好，捧得嘛也是凶。”如果我没有会错意，他的意思似乎是说，张爱玲有今天的地位与名声，除了“写得好”，与大家“捧得凶”也不无关系。可见高全之的想法是对的，伟不伟大的问题，还是不谈的好。特别在“伟大”这个字眼被人滥用的今天，尤其不必谈，免得“显学”变“俗学”。我看张爱玲是否“已经到达伟大”或“距离伟大还有多远”的丈量工作，还是留给五十年、一百年以后的人去做吧。落实于张著文本的研究，把她当做一门学问来建构，毋宁是更重要的。读者不妨细读本书中写得最好的一章，《张爱玲小说的时间印象》，就知道高全之，这位谦称自己是文学界、学术界圈外人的文评家，是怎样深入张爱玲文学的核心，通过意象追求明晰、冷静的人生及人性观察。那不只是考证、评点与诠释，而且是一种创造。一开始可能是科学的、逻辑的、社会学的，最后转化为哲学的、神话的甚至是诗的了。这种生发、深化的工作，比华而不实的在张爱玲头顶上加上一个“伟大”的光环，有意义多了。
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几十年来学院内（或可称体制内）文学批评界的情形。远在一九三二年，鲁迅便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鲁迅的话是有针对性的，是有感于当时批评界的误导现象而发的。他曾经表示他最厌恶的，就是所谓的“符咒”气味。鲁迅叹道：“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
鲁迅的一声长叹，六七十年的岁月过去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文坛出现过各色各样的批评，各自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路数，但我们最感欠缺的，仍旧是鲁迅所强调的“坚实的，明白的”文学批评家。
在台湾，光复以前文学批评的情形我不清楚，光复以后，鲁迅说的符咒气味始终没有散去。抛开五六十年代中西文化论战、新诗论战不说，即使近二十年，尽管沈谦所说的“期待一个批评时代的来临”的批评时代已经来临，但那个迷信符咒的老毛病，似乎一直没有痊愈。君不见一些所谓批评家，平常很少虚心研究社会学或与文学相关的学术，也从不细心阅读文本，写起文章来不是卖弄西方批评术语，生搬硬套舶来的新兴文学理论，就是流于毫无实质意义的逻辑游戏。
高全之《张爱玲学》的出现之所以令人惊喜，就是这部书完全符合鲁迅提出的坚实、明白的要求，也充分体现出“文以辨洁为能”、“事以明核为美”（《文心雕龙·议对》）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精神。而更值得玩味的是，张爱玲学的第一本著作，不是出自学院内而是出自学院外，不是出自“学者”而是出自“读者”，不是出自在朝而是出自在野。虽属小试、初探，读者不难从中体会其所代表的不寻常意义，以及想象未来学术高墙外无限的可能与整体的辉煌。此所以为荒江野老培养之功也。
对于这部书，高全之在与我的笔谈中有一段自我期许的话，这段话说得极好，极有趣。
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觉得自己重要。大学图书馆里站着靠着躺着千千万万本书，积灰埋名等着读者。二十年三十年，偶尔一个大学生，研究生，教授为了写论文来翻阅一下，成为其他灰头土脸的书籍同伙钦慕的对象。一阵欢喜之后，又是二十年的寂静，凝视窗外天色变化。这还是幸运的一堆书，还没有被战火或其他天灾人祸消灭。
我的书，如果侥幸，也会跻身进入图书馆，在那里苦候。不自傲，无所谓自卑，心平气和地等。与左邻右舍私语作者尸骨的灰飞散尽。庆幸偷生（小人得志得可以），回忆承读（一遍一遍地重复回味），梦想再度受阅（好香好甜的梦），那群书们都在偷笑。……我写故我在，我不写就不存在了。
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在《幼狮文艺》见高全之，他给我的感觉是梁任公写徐志摩“临流可奈清癯……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那几句话，因而误猜他是我的同道——写诗的。读者分享了他在这部书中创造的审美经验，又看了这一段诗意的自白，一定会觉得当年我没有猜错。
如今全之的新书既成，我的劣序也勉强完篇。胸中无事，日月静好。如果老友在此，我一定邀他出游，休管是不是海棠花季，我们吹笛子去！
痖弦，名诗人，现任《创世纪》诗刊发行人，旅居加拿大温哥华。著有诗集《痖弦诗抄》、《盐》、《深渊》，评论集《中国新诗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