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叫他“老泥鳅”。
老职工这样叫， 知识青年们这样叫， 男人女人都这样叫。有时候， 为了省事， 也有人只喊他一声“老泥”。他呢， 往往是嘿嘿一笑， 怎么叫都不生气。
老泥鳅是我们眼中的老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的历史比我们长了整整四年。要知道， 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 对我们这般年龄的人来说， 四年可不是个小数字。
中央红军长征， 满打满算， 用了一年； 抗日战争， 从头到尾也不过八年。老泥鳅在我们的生产队里， 可是干了四年啦！ 你说， 他能不算是“老” 知识青年吗？
老泥鳅个头不高， 在男青年堆里应该算是矮个儿， 也就刚过一米六。他长得很一般， 两只眼睛大小不一， 脸上皮肤也显得挺粗糙。面色嘛， 和大家伙儿差不多， 整日里在田间地头奔忙， 肯定比较黑。
年轻人在一起， 常常会开开玩笑， 动动手脚， 用现在的流行话， 就是喜欢“肢体碰撞”。老泥鳅体质单薄一些， 碰到这种情形， 往往处于下风。每到这时候， 他总会使用自己的看家本领， 一边后退， 一边伸出右手用力推搡对方， 嘴里还不停地嚷着： “你他妈干嘛呀？ 你他妈干嘛呀？” 说着说着， 趁对方不注意， 他会突然出手， 触到人家的痛处， 或是在对方身上用力拧一把， 占个小便宜。随后， 他就嘿嘿笑着， 刺溜一下跑远了。
或许， 这就是“老泥鳅” 三个字的起因， 滑溜溜的， 逮也逮不着， 抓也抓不住， 让人又气又恼， 奈何不得。
老泥鳅还有一个外号： “黑五类”。
据说， 老泥鳅的父亲在旧社会做过警察局局长， 算是不小的官儿， 大概是干过欺压老百姓、迫害革命志士的坏事， 解放后， 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一直蹲在监狱里。但是对这些事儿， 我们谁也不好直接张口问他， 都是听老职工或是老知识青年们随口说的。再者， 在那个年代， 在我们知识青年中间， 家里有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人， 不在少数。大家谁也不愿意深究这些事情， 也算是一切尽在不言中吧。
老知识青年们还说， 老泥鳅本来谈了个女朋友， 是山东支边青年的亲属， 长得比老泥鳅强多了。后来， 就是因为他是“黑五类”， 人家姑娘不干了。
很快地， 我们也认识了这个山东姑娘， 原来， 她和我们在同一个生产队， 也是农工。看上去， 她真是比老泥鳅俊秀多了。在田间干活儿， 人家也是一把好手。老泥鳅丢掉了这门亲事， 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当然， 对这一段经历， 老泥鳅绝对是不愿一提。谁要是在他面前说道此事， 他常常会翻脸， 骂一声“他妈的！” 转身就走， 绝不会停留片刻。
在我们北大荒的农业生产队里， 除了领导， 最为人羡慕的是机务排的哥们儿、姐们儿， 人家是开拖拉机、康拜因的， 穿着公家发的工作服， 工资标准也是最高。虽然脸上、身上经常满是油污， 但在他们的面孔上， 总是洋溢着欢快和骄傲。第二等的是后勤， 养马、养猪、炊事班、小学校的员工， 他们不用下地卖力气， 工作环境相对比较优越。我们农工班应该是最艰苦的工种， 白天一身汗， 雨天一身泥， 和乡里的农民一样， 整天和土坷垃打交道。一样的农场职工， 农工偏偏没有工作服， 工资标准也比人家低， 受的累却是只多不少（起码我们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自然， 我们这些人的牢骚也比其他工种要多一些。
我和老泥鳅在同一个农工班里干活儿。慢慢地， 还知道了老泥鳅一个小小的隐私（不好意思， 在这里用了现在才使用的词句。三十多年前， 可能还没有人讲什么个人隐私）： 他的乳腺有毛病， 还开过刀， 胸口上有条挺长的疤痕！ 一个大男人， 竟然和女人似的长什么乳腺， 真是天大的新闻！ 当然， 这又成了一些爱恶作剧的人的笑料。时常有人不顾场合地取笑老泥鳅， 还有人会猛不丁地伸手摸他的胸脯， 说些很伤人脸面的玩笑话。
遇到这种情况， 老泥鳅也会和人对骂， 或是找机会动手报复一下， 以示抗议。但是， 他一般不会真的生气， 也不会和人大打出手， 顶多笑着骂上几句， 捅咕一下， 也就过去了。另外， 老泥鳅比较喜欢帮助人， 有些小事情， 比如帮忙递个工具什么的， 一般人不大好求， 但招呼一声老泥鳅， 他肯定会跑过来搭上一把手。这样， 老泥鳅就成了我们农工班不可缺少的人物， 干活儿的时候没有老泥鳅添个乐儿， 有时会感到很无聊。
就在春去秋来的忙乎中， 我们的农场变成了“兵团”。从上到下， 不再叫“总场”、“分场”、“生产队”， 而是改成了团、营和连队。团里的主要领导换上了穿军衣的现役军人， 农工们也改变了身份， 算是“兵团战士”。
既然是军队的编制， 也就开始实行解放军的一些管理方法， 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 顺理成章地和我们搭上了关系。
老泥鳅和我被编上了“一对”。
那时候， 我刚刚被连里委任为农工排的副排长， 这是我在农工队伍里工作七年的最高职务。说是什么副排长， 其实就是农村里的“打头的”， 除了带头干活儿， 没有任何可供人羡慕的特权。每年上交粮， 拉粮食的汽车大都在夜里开到连队， 农工排的三个男工班轮流值班， 汽车喇叭一响， 就得爬起来去装车。人家是三天轮一班， 我呢， 天天都得去。更难办的是， 白天干了一天活儿， 夜里谁也不愿意再去扛着二百来斤的麻袋装车。所以， 听到喇叭响，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马上爬起来。有的哥们儿装作睡梦正酣， 任凭你左右摇晃， 他也不动分毫， 如果摇的动作大了些， 弄不好还会惹来对方一阵恶骂。
当这种不大受人待见的副排长， 诱惑力确实不大。同样地， 要我帮助老泥鳅， 一帮一、一对红， 推动力也是微乎其微。
近距离地接触老泥鳅， 常常会感觉到他心底的惆怅和冷漠。他几乎从不吐露心声， 总是嘻嘻哈哈地面对一切。你会以为， 他是个自寻快乐、不知愁苦的单身汉， 然而， 和他接触多了， 从他那时常在闪烁的目光里， 你一定会捕捉到什么，但那是某种谁也无法用语言述说清楚的东西， 也许， 老泥鳅本人也难以述说明白。
以我当时的阅历和经历， 根本无法和老泥鳅一帮一、一对红。我俩住在一起， 吃穿不分， 一起发牢骚， 发泄对连领导的不满， 还一起偷听国外的音乐节目。说穿了， 就是在一起寻乐而已。然而， 不管怎样说， 我也是个副排长， 有一点小小的权力。为了帮助体质较弱的老泥鳅， 我向排长建议， 分配他留在连里给大家烧开水， 不要他再下地干活儿了。
烧开水的工作， 比下地干农活儿轻快多了。更重要的是， 干这活儿有的是空闲时间， 可以敞开地睡觉、休息、看书。如果不是要和老泥鳅一帮一、一对红，我是绝对不会把这个好工作分配给他的。
万万没有想到， 我帮的这个忙， 竟然给老泥鳅带来了走向灾难的机会！
就在分配老泥鳅到新的工作岗位不久， 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家伙竟然利用空闲时间， 干出了伤天害理的勾当： 猥亵幼女！
罪恶很快暴露， 老泥鳅马上被逮捕了！
写到这里， 我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初听到这消息时的震惊、愤怒、不解和悔恨。
老泥鳅锒铛入狱， 对我当然也有一些影响。本来， 团里已经决定调我到文化站工作， 调令也发下来了。然而， 当我扛着行李， 在营部准备登上开往团部的长途汽车时， 营教导员赶过来拦住我， 要我回连里待命。不用说， 调令被撤销了！
原来， 在审讯老泥鳅时， 有位对老泥鳅和我都十分了解的老同志， 特意追问老泥鳅： “有没有背后攻击连领导？” “有没有偷听敌台？” “干这些坏事的还有谁？”
于是， 我只得扛着行李回到连队， 仍旧干我的农活儿。
老泥鳅被捕， 当然是罪有应得。但在我的心中， 却始终存有一丝淡淡的悔恨： 当初， 如果不让他留下来烧水， 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一切了！ 所以， 在听说开批斗会时， 老泥鳅被打坏了一只眼睛， 那一夜， 从来不失眠的我， 几乎一夜未眠！
成年之后， 时间流逝的速度， 常令人瞠目结舌。不知不觉的，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知识青年们， 早已经今非昔比， 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在这期间， 也曾影影绰绰地听到过老泥鳅的踪迹： 刑满之后， 他回到了自幼生活的城市， 好像还成了家， 有了稳定的工作。
就在这时候， 我听到了一生中最为震惊的消息： 老泥鳅的父亲并不是历史反革命， 老人家是老资格的地下党、老革命！
解放初， 在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时， 老人家也曾四处申冤， 陈明事实。然而， 当初一起参与革命活动的同志， 包括有些已经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 似乎在同一时间患上了失忆症， 谁也不肯为旧日的革命同志证明身份。由此酿成了一起天大的灾难！ 直到“文化大革命” 发生， 同样的灾难以同样的方式也落到那些老同志的身上， 他们才幡然悔悟， 在历尽劫难之后， 为老泥鳅的父亲写下了郑重的证明材料！
老泥鳅的父亲在即将走到生命尽头之时被平反了！
朋友， 你相信吗？ 听到这消息时， 我的头几乎要晕了。当初， 老泥鳅被捕时， 我曾感到十分震惊、愤怒、不解和悔恨。而今， 我又有了同样的感受， 只是这种感受的强度要比当初不知要猛上多少倍！
此后， 我再没有打听老泥鳅的行踪， 更没有产生过和他联系的愿望。
过去的一切， 就让他过去吧！ 多说也是无益。我真的不想再打扰老泥鳅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