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终将消逝的“人口红利”
中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口也是以极快的速度增长，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也酝酿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施，直到70年代才真正开展了计划生育，使中国总和生育率很快从1970年的5.8降到1980年2.24，接近更替水平。然而由于年轻人口比例过大，使人口惯性增长不可避免，为了更快地降低人口增长速度，政府在1980年开始实施了更为激进的独生子女政策。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的2.1以下。各种调查和普查数据表明，中国总和生育率从90年代初开始就低于2.1的更替水平，到1995年以后更是低于1.5，并一直在1.5以下运行，2000年更是到了1.22。
通常，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这个阶段，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
国际经验表明，在1970年-1995年期间，在东亚超出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有利人口因素的贡献比率高达1/3到1/2。而西方经济史表明，新大陆的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的部分，大约90％-100％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
中国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与其说是控制了人口总量，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如说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并进而通过保持高储蓄率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提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少儿抚养比（14岁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大幅度降低。
如果用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即总人口抚养比，来代表这种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人口结构特征，计量分析表明，在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2.3％，同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相当于人口转变对人均GDP增长贡献在26.8％，即1/4强。
根据预测，随着中国总人口在2033年达到14.29亿之前继续增加，抚养比首先将进一步下降，从2000年的42.6％下降到2015年的39.4％，下降3.2个百分点，带来经济增长率上升0.4％。这个阶段大约持续到2015年前后。这是因为，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中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按照老龄化评判标准，中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人口学家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总数将为13.39亿，2040年达到顶峰14.91亿后开始下降。与此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2010年为1.12亿、2040年达到3.12亿后仍将继续上升。随着中国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2015年前后是中国“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注解：蔡昉：“中国‘人口红’只剩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8月19日）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潮流。联合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
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但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换句话说，中国在到2020年之前的这个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将会面临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开始式微，以及社会养老负担日益加重的各种挑战。因此，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这就意味着未来10多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的最后机会，也是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机遇期。如果中国在这个关键的阶段上错失良机，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失去可持续性。
此外，正在扑面而来的中国人口老龄化也将对中国社会保证体系等提出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1）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覆盖面提出了挑战。中国20世纪80年代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本应遵循广覆盖原则，可是，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做到应保尽保，覆盖面非常有限。2004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64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2.57%，2005年为1.74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3.38%。虽然覆盖面有所上升，但是远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20%最低线。事实上，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全排斥了8亿农村人口，基本排斥了1亿农民工群体，广大农民及农民工仍然依靠自我保障。
（2）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现行的养老方式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家庭养老方式。但是，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比上升将使得现行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困难。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普遍产生了“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这样一种家庭结构模式，另一方面，它也导致老年抚养比从1964年的6.3%逐渐上升到2000年的10.1%以及2050年的33%。在人口流动频繁的今天，这两种情况必然导致家庭物质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安慰等方面严重缺乏，依靠现有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实现养老目标。
（3）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战。为了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存在的矛盾与困难，中国实行了“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度。但是，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措施”的养老金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必然产生“空账”问题，2000年中国养老金“空账”还仅仅为360多亿元，到了2005年底，“空账”已经达到8000亿元。
（4）人口老龄化必然对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提出了挑战。老年人是一个容易患病的特殊群体，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他们对医疗保险的需求将会急剧增加。2000年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离退休人员为924万人，2001年为1815万人，2004年增加到3359万人，当年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到862亿元，比2003年上涨31.6%。由于中国目前离退休人员医疗费用实行国家与单位共同负担，因此，在离退休人员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四、资源约束时代
罗马俱乐部出版的著名的《增长的极限》从1972年公开发表以来已过去1/4个世纪了。当年引发这份报告洛阳纸贵的原因，不仅因为它是名满全球的一块丰碑，更是因为报告对全球性问题（如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资源问题、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问题等）提出了迄今为止最为惊世骇俗的警告。今天，当看到中国的GDP不断刷新，而且在未来一二十年还将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两番，笔者由衷高兴之余，不禁想到了“极限”这个词。中国是否存在增长的极限呢？回答是：如果中国政府不及早作出制度性安排，遏制类似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里提出的一揽子问题，中国增长极限问题影响的不仅是当代，还将是千秋万代。
无论是赶超理想还是崛起目标，只要包含有经济发展这一项，就离不开资源消耗。而中国地大，可相对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巨大需要来说却并不物博。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资源大国之一，但是主要农业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大大低于人口比重，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占世界总量比重十分低下，只有水电和煤炭资源比重较高，具有一定的优势。未来，中国人口仍持续增长，人均主要资源占有量进一步下降。中国人均收入从低水平向中等水平迈进，各类人均资源消费量不可遏制地迅速扩张，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将更加尖锐，工业化和城市化将明显加速进行，经历资源密集化、能源密集化过程。而目前资源利用又不够合理，浪费和破坏现象严重，能源利用效率低下，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高，保护的力度不够，直接加剧了资源的供需矛盾。
水问题将成为未来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的资源瓶颈，突出表现为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和洪涝灾害三大问题。中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4。北方地区和城市缺水问题将更加突出，目前全国年总缺水量为36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城市缺水60亿立方米，但是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农业综合用水效率仅为0.3-0.4。水环境恶化，水体污染严重，地下水超采严重并引发地面下沉和海水入侵。水环境的不断破坏严重威胁了人民生命健康，水体水质的恶化也加剧了缺水危机。旱涝灾害严重，经济损失巨大，1998年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07亿元，占当年GDP的3.8%。
耕地面积继续减少，粮食生产压力将加大。2000年，人均耕地降至1.5亩，2005年人均耕地将降为1.45亩，如果不考虑进口，按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计算，则需要生产粮食5400亿公斤，比“九五”期间的最高产量还高出400亿公斤。
煤炭等低质能源生产大量过剩，许多煤矿城市已进入衰退期，但是那时开发成本高，包括外部不经济成本，如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油、气、热力等洁净、高效、优质能源严重不足，且需求量将大幅度增长，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0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指出，中国原油、煤等能源矿产，铁等黑色金属矿产保有的查明资源储量不同程度下降。大庆油田在连续27年年产原油5000万吨以后，首次降至4840万吨。公报说，2003年初，全国有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共158种，其中，能源矿产10种，金属矿产54种，非金属矿产91种，其他水气矿产3种。另据中国矿业联合会的数据，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能保证2010年需求的只有24种，能保证2020年需求的只有6种。（注解：国土资源部：《200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04年4月9日。）
据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称，未来20～30年内外中国现有资源的供应将不可持续。（注解：“中国经济的真相”，《中华网论坛》，2006年10月1日）今后20年，中国实现工业化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累计需求总量则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5倍。据统计，中国现有煤炭的探明储量为818亿吨，石油为25亿吨，天然气为5.4亿吨。以2000年为起始点，到2020年，中国年需煤炭16亿～18亿吨，20年累计需247亿～268亿吨；石油年需5.5亿～6.4亿吨，10年累计需85亿～92亿吨；天然气年需0.6亿～0.7亿吨，10年累计需9.2亿～10亿吨。中国油气资源的现有储量将不足10年消费，最终可采储量勉强可维持30年消费；到2020年，中国石油的进口量将超过5亿吨，天然气将超过100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将分别达70%和50%。未来20年中国石油需求缺口超过60亿吨，天然气超过2万亿立方米。
不仅是能源问题如此。在铁、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上，中国一样面临用什么来持续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研究认为，2012～2014年，中国将迎来年2.4亿～2.6亿吨铁的消费高峰，未来20年缺口将达30亿吨；2019～2023年，将迎来年530万～680万吨铜的消费高峰，未来20年缺口将达5000万～6000万吨；2022～2028年，将迎来年1
300万吨铝的消费峰值，未来20年缺口将达1亿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