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时期内，经济中心与边缘是特定的，可是当几个经济区碰撞、汇合并且开始形成更大经济区时，原来经济区的边缘交叉区域便递进转化为新经济区的中心区域，而原有经济区中心地带有可能变成新经济区的边缘区。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中国南方与香港、澳门组成新的华南经济区域时，深圳、珠海、惠州就由原来的地处边缘的小渔镇一跃而为新兴的经济中心。再如中国沿海在大西洋时代曾处于边缘经济区，然而随着更大的环太平洋经济区的形成，中国开始逐渐转化为新兴的环球贸易中心区域。
这是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向的必然结果。新的科学技术进步使国际经济合作或联合的必要性大为提高。科学技术发展至今，使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垄断所有的重要技术。科研的复杂性和费用的不断提高，使许多科研项目需要更多国家和公司参加其间，通力合作分担费用和风险。高科技产品更追求规模经济效益和国际市场的交流，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又极大地阻碍了这种交流与合作。这与世界经济活动日益国际化的要求恰好背道而驰，于是，一些地理相邻、情况大体相同、利益相近的国家通过建立地区性经济一体化组织，谋求在局部范围内满足和实现经济活动国际化对国际经贸合作的崭新要求。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交，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开始运转：
——安第斯集团部长理事会通过了小地3区的共同对外关税；
——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三国集团元首签署了建立自由贸易区条约；
——由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组成的南锥体共同市场决定4国自由贸易区和关税联盟即将启动；
——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协议定出最后期限；
——在欧洲方面，独联体12国决定成立跨国经济委员会，从而向以经济合作为中心的一体化迈出了决定性一步；
——欧盟首脑会议就吸收中东欧6国入盟问题进行了磋商；
——在非洲方面，首届中东北非经济首脑会议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通过的《卡萨布兰卡宣言》确定了建立中东北非经济共同体的目标；
——东南部非洲22国首脑会议批准成立东南非共同市场条约；
——中部非洲关税和经济联盟举行第30届首脑会议，磋商成立本地区经济和货币共同体等计划；
——在西太平洋地区，第26届东南亚联盟部长会议决定将实现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时间由原计划15年缩短为10年。
——紧接着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共同决心宣言》，规定了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原则以及因经济发展水平而异的实施时间表，提出“不迟于20多年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的目标。
在1996年11月甫结束的亚太经合部长会议上，发表了“马尼拉行动计划”，亚太经合部长达成建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的共识。18个成员国和地区的每一个成员自愿承诺削减关税以及促进投资，以便发达成员国在2010年，其余成员国在20多年内实行自由贸易制度。
世界正在形成大分化、大重组，被分化成海洋经济圈、大河共同体、区域经济圈、文化共同体、资源经济圈、宗教共同体、生态经济圈、语言共同体，象黑海经济圈、多瑙河共同体、东亚经济圈、大中华共同体、石油经济圈、伊斯兰共同体、马克经济圈、拉丁共同体等。所有这些都为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和地球经济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中，中国处在了这一世界大格局的优化区位：它位于欧亚中国板块与环太平洋盆地的中心区位，欧亚大陆桥和环太平洋经济圈的中心，位于世界环球贸易和经济区域的中枢。中国是唯一由世界三大经济圈环绕重迭的国家，它们是欧亚大陆桥、呀后太平洋经济圈和环太平洋经济圈。同时，中国东临太平洋，西居亚欧，南连印度洋，与超级经济强国日本一衣带水，与世界经济大国美国隔洋相望，与超级资源大国俄罗斯毗邻相隔。在亚洲太平洋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掀起的当今，一系列举足轻重的经济圈也正在中国周边形成，它们分别是：
——太平洋经济圈。从60年代至80年代，太平洋经济圈已从民间倡议过渡到实质性的政府合作阶段。到21世纪，环太平洋经济将形成全球最大的、开放的共同市场；
——包括东亚、东南亚在内的西太平洋经济圈，占全球生产的2/3总值，中国（华人）集团同日元集团是该经济圈的两大支柱；
——南太平洋经济圈。由中国大西南（云贵川桂琼）、粤港澳、东南亚和大洋洲组成，中国、东盟、澳大利亚是南太平洋经济圈的三大支柱；
——南海经济圈。以南中国海、海南省为核心，由东盟、印度之那4国和中国西南、粤港澳组成。在此，中国（海南）、新加坡和越南将构成3大中心；
——华南经济圈。主要由中国广东、福建海南、港澳和台湾构成，形成了与美国、欧洲、日本并驾齐驱的四大世界经贸中心之一；
——大上海经济圈。以大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江西、安徽、浙江、山东、福建，还有台湾，江淮海大三角与闽海三角，辐射到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和港澳、东南亚，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之一；
——黄海经济圈。以中国山东、韩国、日本构成黄海大三角，辐射到华北、朝鲜、俄罗斯和蒙古，这是中国与亚太潜力最大的经济区域之一；
——环渤海经济圈。以中国辽东、山东、东北、京津唐大三角与朝鲜、韩国与日本构成环渤海大三角，包括俄罗斯和蒙古，在西太平洋是又一潜在经济中心；
——日本海经济圈。以中国东北、山东与日本、韩国为三大中心，形成环日本海大经济圈，包括朝鲜、蒙古、俄罗斯，形成以图门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一体化区域经济；
——环华经济圈。也叫环中国周边经济圈或亚华经济圈，主要包括中国云贵川桂与缅甸、泰国、印支三国组成的西南环华经济圈；中国西藏、青海与印度、尼泊尔、锡金、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国国国、阿富汗组成的南亚环华经济圈；中国新疆、内蒙与俄罗斯、阿富汗、蒙古、中亚国家组成的中亚环华经济圈；中国内蒙、东北与蒙古、俄罗斯组成的北方环华经济圈。
环中国经济圈，反映了世界经济和亚洲太平洋经济中“中国因素”、“中国辐射”影响的日益增强，中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中心区位的日益确立。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并还将是21世纪世界经济和亚洲太平洋经济投资、金融、贸易和消费等的引力场、动力源。中国与周边亚洲太平洋地区各国形成的或将形成的产业链，将成为世界经济历史上最庞大的世界工厂、最庞大的世界农场、最庞大的世界银行和最庞大的世界贸易中枢。
七、规模经济中国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区域性经济集团化正成为世界经济中一种全球性趋势，各经济集团逾越经济水平差异障碍，逐渐扩大经济版图和板块。在新一轮国际经济集团竞争中，中国警觉到自身可能被排除在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外，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不失时机地用战略发展眼光分析国际经贸环境和情势，按照经济联系和对外打通的崭新思路，从国内地域不同特点出发，对包括和周边国家相关地区在内的大区域经济加以再规划，逐渐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的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的开放网络和国民经济有机系统，以整体协调参与国际竞争，迎接世界经济区域化的挑战。其中，华南经济圈的形成，成了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锋。
自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台港澳与中国的经贸交流活动多集中于东南沿海的广东与福建两省，台商在中国投资近80%集中在福建，而广东的70%以上外资来自香港。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使台港澳、广东、福建逐渐发展出一种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经济结合关系。根据1995年统计资料，此一自然结合的经济区域人口超过1.1亿人，总生产额近3000亿美元，发展潜力相当惊人。至2001年的近22年的经贸交流，两岸三地早已产生高度的“依存效应”。到2001年年底，台湾对中国出口依存度高达17%，对香港则高达22%，合计接近4成。就整体贸易而言，台湾进出口贸易对中国市场依存度达10%。在中国吸引的外资中，港台资金合占80%以上。据台湾“陆委汇”委托民间机构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两岸产业分工正朝着中国生产、香港资金调度、台湾接单与研发的模式发展。香港学者金耀基教授在描述“华南经济圈”内在关系时这样阐述到：
“应该指出，香港今天实际已不止是香港。在经济上，香港与中国越来越紧密，香港的资金、人才、信息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重大催化作用，而香港与珠江三角洲更出现了‘前店后厂’的依存关系。没有香港，便没有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没有广东，也没有香港的安定繁荣。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一种‘系统内’（Intra-systemic）的关系，而非‘系统间’（Inter-systemic）的关系。显然，香港、广东已是荣枯与共的经济区域。不止于此，台湾与中国，特别是福建，也逐渐形成互补共长的经济区。于是一个香港、广东、台湾、福建合成的大经济区正在东亚浮现，这可能是比中国的‘经济特区’，甚至比东亚的四小龙更具深远意义的经济发展。”（注解28，“CEPA启动大中华经济圈”，《羊城晚报》，2004年1月4日。）
华南、台湾、香港、澳门毗邻而处，往来方便，这种地缘关系是促成其经济自然结合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诸地同胞血脉相连，语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沟通容易，能够相互认同，经济结合的社会及文化条件充分具备，此其一。广东、福建、东南沿海的“黄金海岸”以辽阔的中国地区为腹地，联结内地庞大资源与劳动力市场。台港澳、东南亚及世界华人对外经贸关系极为活络，联结世界庞大产品市场。两者互为依赖、发挥雄厚的潜力，步向经济的自然结合顺理成章，此其二。中国劳动力充沛且价格低廉，但资金不足，工业技术水准及服务素质低落；台湾、香港、澳门天然资源严重匮乏，劳动力不足，工资高昂，但资金却极为丰沛，工业技术水准及服务素质也佳，彼此正可互通有无，互补不足，此其三。最后，利用台港澳、东南亚及世界强大的华人经济，将那里的资金、信息、管理技术与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较高的科技市场水平和科技人才结合起来，将大大增强开发尖端科学技术和产品的实力，对中国科技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港、澳、穗、深、珠五地正进一步作出协调和整合。在产业布局上，港、澳、穗、深、珠五方中任何一方都不宜企求面面俱到，发展“大而全”的协作系统。香港将进一步发挥综合型自由港口、国际金融中心、资询信息中心、中国与西方科技交流中心的作用，成为中国与亚洲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交流协作的重要桥梁，全球华人、华裔与祖国沟通的重要媒介。
到21世纪初，港、澳、穗、深、珠5大城市群体已大致形成了一个“超级产业链”。在产业政策及结构上，5地也回应作出重构：华南经济开放圈中的香港辐射集聚效益是最大的，在金融、贸易、航运、信息、管理等功能上对澳门、广州、深圳、珠海将构成垂直合作关系。从发展趋势看，广州、深圳、珠海高科技和人才资源优势将在若干年后形成经济优势，造成香港、澳门对其依附性越来越大的局面。因此，可以预见，未来5地的结合将遵循垂直合作为主，但从长远看以水平合作为主的模式，它是一种结构性上的互补。
新世纪以来，华南经济开放圈的基本架构日益明晰：
金融一体化。港、澳、穗、深、珠按照国际惯例建立运行自如的金融机制，在满足港澳资本对投资市场的要求的同时，满足广州、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对资金的要求；
贸易一体化。港、澳、穗、深、珠按照国际惯例建立运行自如的贸易机制，最大限度地占领世界市场、最大限度地出口供货、最大限度地提高竞争地位、最大限度地创汇；
基本设施一体化。港、澳、穗、深、珠建立能够满足扩大了的开放经济规模的基本设施体系，有总体规划，有合理布局、布线、布点，相互沟通衔接，运转自如，方便快捷，消除经济运行中无、缺、坏、阻、慢等现象；
科技一体化。最充分利用港澳市场和信息量，最充分利用广州、深圳、珠海和国内强大科技力量，使两者结合起来，达到最有效地开发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科技产业的目的，克服港澳有市场、资金而科技开发体系能量相对不足、中国或者南方有技术、人才但缺少国外市场和资金的弱点；
工业一体化。保持现在业已存在的“前店后厂”格局，即港澳接订单、定样，广州、深圳、珠海设厂生产。此外，还将强化组件和原材料供应，提高国产化率，减少对国外的依赖；
农业一体化。继续强化“前市后产”的格局，即香港、澳门是农产品市场，广州、深圳、珠海以及珠江三角洲是港澳市场农产品的供应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