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身角度讲，中国的崛起只是历史的正常回归，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中国海陆兼备、位居中心的地理位置、占全球1/5的庞大人口、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没有理由不成为一个大国。100多年前，在美欧列强凭借船坚炮利将这头东方巨龙降服之前，中国一直是名副其实的“大国”。然而，从世界角度上来讲，中国在远东腹地的腾飞却非同小可。由她改变的不仅是该地区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更是全球权势格局的再分配。历史上，东亚、南亚、中东、南欧及非洲等地发展出来的都是区域性文明，文明之间互动并不频繁。新崛起的大国或是德、美等西方国家，或是向西方学习的日本，权力始终掌控在跨大西洋的西方国家手中。这种状况直到冷战结束后的十年间还一直如此。
但世易时移，从21世纪开始情景则完全不同了。中国崛起代表了一种多样化文明图景的浮现。近30多年来，第一个非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以其独特发展模式成功挤入超级大国俱乐部，这使那些将西方文明及其政治、经济制度视为普适性的西方人士以及孜孜以求向西方寻求成功经验的人士都感到错愕和尴尬，也让更多新兴国家越发自信向本民族传统回归，去发掘自身的特色优势，对所谓普世的西方文明的深信不疑也开始松动了。
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崛起大国--中国在不断扩张过程中必然会和原有体系霸主并正在不断衰落中的美国迎头相撞，中美间的权力转移已无法趋避。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个以完全可能按照崭新原则建构世界新秩序的“异类”，因此中国的崛起，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都是美国不能容忍的。
我们在第二章已经涉及中美经济总量在未来一二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变动情况，并预测到2024年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本章（第三章）将在第二章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美国衰落，研究并指出这个过程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它又将对美国心理产生什么深远影响。
孤独地行走在权利顶峰
代表着工业文明的西方主导占据地位充其量只是近三个世纪的事，最开始在欧洲，随后重心便转移到了美国。到1945年，美国经济总量已几乎占到全世界的一半。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华盛顿支持非殖民化和欧洲重建，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对美国怀有很大的好感和善意。和其经济相匹配的是它的军事。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其工业基础无可匹敌。美国是最先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二战的胜利使美国世界头号大国的定位更加固若金汤，这种卓越地位抑制了大国间的竞争，也赋予了美国塑造全球均势的绝对能力。1947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参事室宣布：“拥有支配权力应该是美国政策的目标。”最重要的是，美国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优势。在美国所属的西半球已不存在其他大国，美国也不必担心外国入侵。
二战后美国最强劲的对手苏联经济规模则要小得多，而且效率极为低下，其军事实力主要是地面部队，根本不可能达到像美国那样的兵力全球投送能力。总之，早在苏联垮台之前，美国整体已确立了现代历史上任何大国所具备的全部优势，利用这些突出优势，美国在二战后几十年里在几乎世界各个地区都创立并领导了一种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除了受苏联及其庇护的共产党国家直接控制地域外。美国不仅为世界建立了一些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而且几十年来美国在这些机构里一直都具有决定性影响。
其实，美国并没有完全控制它建立的各个地区秩序中所发生的一切。例如，它未能阻止1959年的古巴革命和1979年的伊朗革命，美国也未能阻止法国1966年脱离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未能阻止以色列、印度、朝鲜和巴基斯坦获得核武器。但是，美国在所有这些地区仍然保有巨大影响力，尤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此外，美国的地位有时也受到挑战，例如在越南战事的败北可能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是美国整体地位自二战后就从来没有受到过严重威胁过，也没有人可以怀疑。在印度支那，美国遭遇失败，但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体系一直牢不可破。一个人口只占世界5%的国家，却在世界几乎每个角落都能够组织政治、经济与安全秩序，并维持这种秩序长达六七十年之久，不用说，这一点本身就是极其不寻常的。独占鳌头或许有些寂寞，但美国人却感到风光无限。
1989年苏联政权寿终正寝，更成就了美国成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美国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站在权力顶峰。
但顶峰之后就是拐点。苏联1991年成立之后，欧盟即于1993年成立，1998年欧元正式诞生。欧盟的成立、欧元的诞生，美国不仅失去了曾经坚定的盟友，更可怕的是出现了同美国竞争的世界最大经济体，空中客车的产生也许就是最好的例子。世界上，没有人敢对微软说no，但是欧盟就敢对微软进行垄断处罚。当美国人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进行施压的时候，欧盟则对美国企业垄断行为进行反垄断调查。伊拉克战争，欧盟坚定地站在美国人的对立面，这为欧盟在全世界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冷战结束后，北约名存实亡，欧盟很多政策与美国的对外政策背道而驰，美国因此走上了一条单边主义路线。那些参与阿富汗反恐战争的北约国家，显然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如果说，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有所收获的话，那么唯一的一点成就也就是用久拖不决的战争延缓了北约的生命，虽然这种生命像萤火一样微弱。
嗣后的欧盟东扩，这并没有引发欧盟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因为俄罗斯心知肚明，引起俄罗斯与欧洲紧张关系的恰恰是美国主导的欧洲反导系统。美国人此举并非是为了保障欧洲安全，相反却是要主导欧洲安全，妄图将欧洲再次拖入冷战陷阱。遗憾的是，美国自认为聪明地利用波兰、捷克等三流国家部署欧洲反导系统就能玩弄欧盟的举措，恰恰引起的是起主导作用的老欧洲的反感和警惕。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与盟友欧洲已不再是同舟共济，而是同舟共挤。美国所掌控的国际评级机构动不动就对欧洲国家下狠招，使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加深。经过此轮金融危机后，欧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独立性，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与美国可以说已经渐行渐远，欧美之间进入了貌合神离的新世纪。
除了欧盟，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世界出现了另外几个新区域权力中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和印度，尤其是前者。中国爆炸性的经济增长无疑是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地缘政治进展。大约从1900年开始，美国就一直是世界头号经济体，然而中国却有可能最早在2019年前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新兴大国的崛起正在结束美国在冷战后短命的“单极时刻”，其结果是，一个包括几个不平等大国的多极体系，在这个体系里，美国可能依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它的整体领导地位已被严重削弱，而且这种削弱还在进一步过程之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差不多10年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同时进行的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加速美国统治地位削弱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它也凸显了当今美国实力大不如前的局限性。毫无疑问，美国能够推翻在美国人眼里不受欢迎的政权，例如它在巴拿马、阿富汗、伊拉克以及最近一次的利比亚所做的那样。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却表明，这两国“惹人讨厌”的领导人被推翻容易，无以匹敌的兵力投放能力在建设有效的政治秩序方面却没有多大用处。在地区特征强烈、外国干涉一直都不受欢迎的一些地方（例如阿富汗），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要想取得理想的政治成果是困难重重的。美国行动的苍白无力在大中东地区显得最为明显。
自苏联解体后，中东地区一直是美国关注的主要战略焦点。近年来“阿拉伯之春”的后续发展不但令华盛顿颇感意外，而且美国的反应也进一步显示出美国使局势正在朝着有利于自己方向发展的能力已越来越力不从心，越来越减弱。美国在伊拉克打了整整10年仗，却始终没能控制住伊拉克局势。美国原以为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后伊拉克就会朝着美国臆想的美式民主方向发展。但迹象表明，伊拉克正在和伊朗越走越近。美国帮助推翻了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可换来的是一个与美国关系不稳定的倾向于伊斯兰原教旨的新埃及。美国对坚决立志要成为核强国的伊朗最感头痛，却又苦于无锦囊妙计。经济制裁从来达不到目的。伊朗是中东人口大国，拥有7000多万人。美国花了整整10年时间侵占3000万人口的伊拉克，如今“血”的教训让它在是否要颠覆比伊拉克更大的伊朗上畏葸不前。而面对伊朗的强势反弹，美国又怎能吞下这口恶气。
2011年发生在埃及的民主革命，迅速向中东蔓延。穆巴拉克的倒台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以色列迅速与埃及、约旦、土耳其传统友好国家交恶。作为中东最重要的美国两大盟国，以色列与土耳其交恶，使得美国中东的外交手段失去效力。与此同时，“阿拉伯春天”也在不断向美国传统盟友沙特、卡塔尔、巴林等专制王国蔓延，美国几十年构筑的政治版块在这次民主革命中可谓是岌岌可危。
其实，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正是自身出了问题，它遭受了自192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债台高筑、基础设施破损和经济不景气的三重打击。面对全球化，美国经济出现了引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欧盟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欧元区面临分崩离析的现实危机，使美国本来已深重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与经济不佳形势相伴随，美国人严重关注到，2008年和2011年两次在欧美发端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的永恒真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金融稳定、收入增长，正在逐渐消亡。
当一个国家孤独地站在权力之巅，除了下坠别无它路可走。因此，美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对可能的衰落感到担忧，即便现在就说这种前景似乎还为时尚早。自从保罗·肯尼迪的那本著名畅销书《大国的兴衰》出版发行后，关于美国衰弱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从那时起，一系列书籍及文章一直都在喋喋不低争论着美国统治地位会维持多久的问题。尽管在讨论美国的卓越地位能维持多久方面花费了大量笔墨，但笔者以为，参与讨论的人几乎都偏离了讨论问题的实质。实质是从来不是到底美国会否步英国后尘从大国队列消失，抑或会否遭受其它形式的灾难性衰落，而是“美国时代”是否将走到尽头的问题。我的意思是，美国依然会保持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地位，但却已无力施加自冷战结束后曾拥有的影响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华盛顿就必须承认这种新的现实，以此新现实为前提来促进美国未来的国家利益。
美国再无法回到它冷战后鼎盛时期权倾一时的世界影响，一方面是由美国正在走下坡路的自身经济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在太平洋的那边厢，中国及其代表的“中国模式”正展示出熠熠光环，代表了新兴经济的后发之势。美国相对于中国的强劲崛起之势式微了。IMF统计显示，按购买力平价算，2010年发展中国家GDP已占世界51.9%，2011年衰退阴影中仍有较高的增幅（6％）。2012年度的《世界经济展望》认为，2012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是5.4%，发达经济体为2%。2011年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经济高增长的带动，使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几乎超过一半。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积累了资本、技术、人才，中国产业也正积极升级。如果说中国物美价廉的低端产品曾经或现在对欧美西方国家制造工业造成了致命冲击，那么，在未来一二十年里，西方各国面临的最大冲击恐怕不但是物美价廉的中国低端产品，而更是中国物美价廉的创新型高端产品。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出的学生就是学习消化别人的知识，虽然缺少创新，但他们消化吸收的能力却是无人所能企及。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能在过去短短的30多年里快速追赶西方技术的原因。今后，恐怕很少有哪个国家技术能对中国保持5年优势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极力封锁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的重要原因。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提出了一个“不规则发展法则”理论：“在发达程度较高，新的文明处于领先地位的任何国家，当它达到一个临界点时，要超越这一界线再向前是极其困难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类发展的下一步不得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迈出”。金德尔伯格正确暗示了世界格局变迁的未来画卷。我们在本书的第一和第二章，以及在下一节的分析似乎都在印证，未来人类发展趋势将在中国而不再在美国迈出，不管你承认与否，也不管你喜欢与否，预示世界经济历史性变迁的方向和趋势已是无可争辩的了。
奥巴马心中“中国第一”的纠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