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设道阶，置道官，给俸禄，宫观皆赐田。他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企图以道代释，改佛寺为宫观。又诏道士与郡县官以客礼相见。徽宗把道教的地位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也加剧了释道矛盾。因此，钦宗一继位就下令一依祖宗旧制，道士官阶并予追毁，特权也渐被取消。南宋诸帝仍保护道教，但再未出现真、徽二帝时期那种畸形兴盛。就主流说，宋代儒释道并崇是有利于宋代文化的繁荣的，是宋代理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背景之一。宋代士子好自称居士，僧、道文人化，文人僧、道化，都是宋代诸帝儒释道并崇的产物。真宗谓“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实际得到了三教多数人的拥护。僧人契嵩既通佛典，又悉儒经，其《镡津文集》多论佛道与王道合。天圣中，东京上清宫道士常崇道在《天庆观石幢记》中说：“非道教无以升君子，非释教无以化下愚，非儒教无以理国家。”由此可见，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宋代是何等深入人心。
教育的普及是宋代文化发达的另一原因。北宋从庆历年间开始就多次大规模兴学，学校之设遍天下。中央设有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地方有郡学、府学、县学，民间有书院、乡校、家塾，培养了不少人才，形成了不同的学派。由于教育的普及，宋人的文化素质远远高于前代，出现了很多神童、才女和儒将。宋代科举设有童子科，《宋史·选举志》云：“本朝童子以文称者，杨亿、宋绶、晏殊、李淑，后皆为贤宰相、名侍从。”所举皆为嘉佑二年贡举以前的人物。宋代才女也很多，多能诗，王安石家最众。安石之妻吴氏，适张奎的妹妹，适吴安持的女儿，适刘天保的侄女，皆能文工诗。宋代的很多名臣都与他们母亲的教育分不开。如参知政事贾黄中、苏易简、宋绶、苏轼兄弟之母。由于宋太祖提倡武臣读书，故即使行伍出身的武将也往往知书；狄青“博览书史，通究古今”；郭逵青年时代常“日怀二饼，读《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冯守信“手不去经，率其所学，以抚戎兵”。
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这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开拓是分不开的。太宗组织文臣校订经史群书，如《五经疏义》、《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并编纂新书，北宋所编四部大书，这就是《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收稗官野史、小说笔记多达四百七十五种，很多书早已失传、残缺，赖此书得以保存，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小说史的重要资料。《文苑英华》上续《文选》，广收南朝梁末至唐代的诗文，张说、李商隐等人的很多诗文均赖此书保存，是清人编《全唐诗》、《全唐文》的重要资料来源。《太平御览》引书更多至一千六百九十种，保存了大量古籍佚文。
今天我们读到的宋以前的总集、别集多含有宋人的收集整理、校勘笺注之功。如六经、《楚辞》、《文选》，陶潜、李白、杜甫、韩愈之集。宋初乐史所裒集的《李翰林集》，凡七百七十六篇。
宋敏求后又多次辑佚，所得“无虑千篇。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以别集附于后，凡赋、表、书、序、碑、颂、记、铭、赞文六十五篇，合为二十卷”，奠定了后世所传李白集的基础。曾巩在京师编校史馆书籍时，曾校正考次李白诗先后，作《李白诗集后序》，称“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可见宋人对李宋敏求《李太白文集后序》，《李太白集注》卷三一，四库全书本。
白诗的辑佚、编年都下了很大功夫。伟大诗人杜甫之诗不甚被唐人重视。真正普遍重视杜诗是在北宋中叶以后，苏舜钦、王洙、王琪都收集整理过杜集，今天我们还能读到一千四百多首杜诗，与他们的辛劳是分不开的。正如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卷七三）所说，在他之前很难找到韩集，“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其他如柳宗元、李商隐、李贺之诗文也经过宋人收集整理。
以上是嘉佑二年贡举文星璀璨，北宋中叶文化、文学的繁荣的总体原因。与欧阳修同时或早于欧阳修的不少人已在从事诗文革新，为什么只有欧阳修才使北宋诗文革新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成为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呢？除北宋文化经近百年积累，诗文革新经多年酝酿，多人努力，到欧阳修时已日趋成熟等共同的时代原因外，就欧阳修个人讲，有以下三个重要原因。
第一，欧阳修为北宋诗文革新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在写作目的上，他反对为文而文，其《答吴充秀才书》（卷四七）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强调诗文要“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要发扬《诗经》的美刺传统：“善者美之，恶者刺之。”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其《答吴充秀才书》（卷四七）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祖择之书》（卷六八）云：“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同时，他也不忽视“文”的作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卷六七）谓“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他还提出了对文的具体要求，要“简而有法”；要平易自然，反对险怪奇涩之作；反对模拟，强调创新；强调诗文风格的多样性，他托曾巩告诫王安石“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苏、梅诗风迥异，他对两人都十分推崇，他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卷二）中说：“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他反对昆体四六，但其《论尹师鲁墓志》（卷七三）认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并称道杨、刘“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不可”。他提倡诗文革新，但他对诗文革新内部的不良倾向，“号称古文”而求深务奇的狂词怪论也毫不手软。正因为他既反对西昆体，又反对诗文革新内部的不良倾向，才保证了诗文革新的健康发展。
第二，欧阳修以大量堪称典范的作品，扭转了当时文坛的风气。欧阳修曾对苏洵说：“予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洙），石守道（介），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欧阳修以前的古文家，其作品还不能令人满意，这是他们不能完全战胜和取代西昆体的重要原因。欧阳修及其门人之所以能使北宋诗文革新取得完全胜利，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就在于他们创作了大量完美的足以传世的作品。
第三，欧阳修培养了大批新秀，壮大了北宋诗文革新的实力。宋代文化特别是宋代文学发达的原因很多，奖掖后进成风，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欧阳修之成为欧阳修，与他受人奖掖分不开，更与他喜欢奖掖后进，造就出曾巩、王安石、三苏父子等一代文豪分不开。天圣六年（１０２８），二十二岁的欧阳修在再试不中之后，携文谒翰林学士胥偃于汉阳，偃大奇之，他对修说：“子必有名于世。”他不但把欧阳修留置门下，携修泛江入京再试，而且以女妻之。三十年后即嘉佑二年，自己做了翰林学士的欧阳修，读到初出茅庐、亦仅二十二岁的苏轼的文章，连声称赞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朱弁《曲洧旧闻》卷八载，欧阳修一日与其子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古往今来，那些眼光如豆、心胸狭窄的人，一看到胜过或可能胜过自己的人，就想把别人踏下去。比起“尚欲放子出一头”的欧阳修来，真该愧煞。
第二节 嘉佑二年群星的影响
嘉佑二年贡举标志着北宋古文革新的胜利，它对整个宋代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宋代文学各体无不受其影响。宋赋虽然诸体皆备，但最有特色的是形成了不尚用典、骈散结合、押韵不严、具有散文化倾向的文赋，出现了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这样的千古名篇。
北宋古文革新对骈文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古文家，而且专精四六的骈俪名家，其四六文风格，亦为之一变，形成新式四六文。
北宋古文革新对宋诗、宋词的影响也很深远。宋人以文为诗，袁桷《书括苍周衡之诗编》（卷四九）云：“以文为诗者，韩吏部始。然而舂容激昂，于其近体，犹规规然守绳墨，诗之法犹在也。
宋世诸儒一切直致，谓理即诗也，取乎平近者为贵，禅人偈语似之矣。”林俊《正德胡刊本严沧浪诗集序》云：“迨宋以文为诗，气格愈异，而唐响几绝。”明人许学夷云：“唐人以诗为诗，主达情性，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立议论，于《三百篇》为远。”清人叶燮反驳说：“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而独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叶燮之说虽是，但前人以议论为诗远没有宋人突出，以议论为诗确为宋诗特点，也是宋诗不如唐诗耐读的原因。《筱园诗话》卷一：
“自宋人好以议论为诗，发泄无余，神味索然，遂招后人史论之讥，谓其以文为诗，乃有韵之文，非诗体也。此论诚然。然竟以议论为戒，欲尽捐之，则因噎废食，胶固不通矣。”
苏轼之词“如诗如文”，辛弃疾更进一步以文为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卷六）：“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魏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用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尽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辛词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在后来形成了以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为代表的豪放词派。直至清代的陈其年、郑燮、蒋士铨、况周颐等人，都深受其影响。周济《介存斋论词杂着》云：
“自东坡以浩瀚之气行之，遂开豪迈一派。南宋辛稼轩，运深沉之思于雄杰之中，遂以苏辛并称。他如龙洲、放翁、后村诸公，皆嗣响稼轩，卓卓可传者也。嗣兹以降，词家显分两派，学苏辛者所在皆是。至清初陈迦陵，纳雄奇万变于令慢之中，而才力雄富，气概卓荦。苏辛派至此可谓竭尽才人能事。后之人无可措手，不容作，亦不必作也。”
嘉佑二年贡举的考官和进士，其诗、词、文很多，都成了南宋、元、明、清学习的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文平易流畅的风格奠定了元、明、清各代散文发展的基础。元好问《闲闲（赵秉文）公墓铭》（卷一七）论宋文对元影响云：“国初因辽、宋之旧，以词赋经义取士，预此选者，选曹以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盖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若党承旨世杰，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杨礼部之美，王延州从之，李右司之纯，雷御史希颜，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若夫不溺于时俗，不汩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者，惟我闲闲公一人。”刘基《苏平仲文集序》云：“元承宋统，子孙相传，仅过百年，而刘、许、姚、阎、吴、虞、范、揭、欧、黄之俦，诗文皆可垂后，则由其土宇之最广也。”王文禄《文脉》卷一亦云：
“胡元易世，宋学犹存。”
明前后七子认为宋无文，主张文必秦汉，诗必汉唐。明人学宋代诗文者并不少，唐宋古文八大家的提法，虽然宋已萌芽，元已大体成型，但流行是从明代开始的。元人吴澄《临川王文公集序》云：“唐之文能变八代之弊、追先汉之踪者，昌黎韩氏而已，河东柳氏亚之。宋文人视唐为盛，唯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氏、南丰曾氏、临川王氏五家与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汉东都以逮于今，浸浸八百余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称者仅七人焉，则文之一事，诚难矣哉！”其《题何太虚文集后》（卷五八）：“唐宋盛时，号为追踪先汉，而仅韩、柳、欧阳、曾、王、二苏七人焉。”其《别赵子昂序》（卷二二）：“西汉之文最近古，历八代浸敝，得唐韩、柳氏而古；至五代复敝，得宋欧阳氏而古。嗣欧而兴，惟王、曾、二苏，为卓卓之七子。”在吴澄所列七子的基础上，明清人加上苏洵，则成唐宋八大家。明初朱右已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三苏父子之文为《八先生文集》（已佚），唐顺之《文编》选唐宋文也仅取此八家，茅坤因不满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观点，提倡学习唐宋古文，故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影响更大。清人张伯行编有《唐宋八大家文钞》，储欣编有《十大家全集录》。
为学习前人文章，元、明、清还编了不少其他总集，或诗文皆选，如明人吴讷编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编的《文体明辨》，贺复征编的《文章辨体汇选》等。文章总集中还有一些专选赋与骈文的总集，赋总集有元祝尧编《古赋辨体》，清代编的《御定历代赋汇》；骈文总集有明人王志坚的《四六法海》，清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彭元瑞的《宋四六文选》，曾燠的《骈体正宗》等。
兼选宋诗或专选宋诗的诗歌总集也很多，宋人宋绶《岁时杂咏》所集迄于唐，宋人蒲积中在此基础上编成《古今岁时杂咏》，增宋人之诗，如欧阳、王、苏、黄、梅圣俞、张文潜、陈无己之诗皆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