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于学将陈育崧和韩槐准放在一起，是因为这两位南洋学会的中坚皆为学者从商，又具备学人的品格和素养。我在上文讲述许云樵时，已经引征了郑子瑜《翦春斋诗记》之十六，其中提到郁达夫早年曾有“卖药芦中始识韩，转从市隐忆长安”诗赠韩氏。韩氏没有什么令人企慕的学历，十七岁辍学便与人合资经营染坊，1915年赴新加坡谋生，在艰难困苦中硬是闯出一条生路，投入德国设在新加坡的神农药房股份。做起药房的工作，所以郁诗称“卖药庐中始识韩”。韩氏作为一个南洋的考古学家，完全凭他的毅力和兴趣自学成材的。他采用化学分析来研究古代瓷器，鉴别瓷器，成为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由于他对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多次被推举为南洋学会副会长。1949年以后，他又将收集到的古物装箱寄送北京，捐赠给故宫博物院。1962年又忍痛出让“愚趣园”，回国定居，受聘为故宫博物院顾问。
郑子瑜先生早年对古物亦有兴趣，1947年曾在《人物杂志》上揭载《大收藏家符志光》一文，文末说： “据符君语余：‘辄有欧美人士，闻讯来星求购，出价固高，吾每拒之’。询其志，谓拟俟收集毕备之时，贡献于我国家。”符志光认为，“我国人只知唯利是鹜，举国人士，几全为鄙俗之利欲所熏陶，无复崇高雅洁之思想矣。无怪事事落后，受教于人。然亡羊补牢，欲据实物而为系统之学术研究，未为晚也”。作为茶店老板的符志光竟有陈寅恪在《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表述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之科学的学术目光，确令人钦服。而韩槐准不但拿古物来从事研究，造福于学术，晚年又将一生辛苦收集之古物捐献国家，如此举措，引来了郑子瑜的佩服。郑子瑜在1978年曾有三篇文章详述芝加哥、华盛顿、纽约等博物馆所见中国古陶瓷。看得出，他对古代陶瓷有很深刻的了解，大概这与当年与韩槐准共同品赏古瓷而颇有收获大有关系吧，请看这幅南洋文人啖丹畅谈图： 在“愚趣园中，浓荫底下，畅啖‘红毛五月丹’，甘美清冽——主人更出所藏之唐宋元明清陶瓷器皿，珍品碎片，会然前陈，大谈其南洋陶瓷史，而华侨史，而大伯公考，高谈阔论，旁若无人，这是南洋学会同人的风趣。十几年来，白云苍狗，风风雨雨，都打不断我们这股傻气”。
陈育崧也是学者从商之一人。从郑子瑜在1983年为他所著《椰阴馆文存》所撰序言看来，郑氏对陈氏是十分了解的。郑说他是“最早入会，而且以后一直是学会的一个中坚分子。自从张礼千、姚楠、韩槐准诸先生相继回国之后，留在新加坡的早期南洋学会会友，对南洋研究确实有斤两的，就只剩下陈育崧和许云樵两氏而已”。
陈育崧是个商人，而其成就“未必在一般专事钻研的学人之下”，陈氏的南洋史研究，已获得国际诸多学人的青睐。在郑子瑜的目光中，陈氏为人豪爽，不拘小节，但治学却勤谨不苟，他注重资料的收集与归类，对散失的史料之搜求尤费心血，体现了南洋学会学人治学的风格。
半个多世纪以来，南洋学会中走出一大批中华民族极其优秀的学者，为海外华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仅仅记录了几位长期活跃于南洋学术界，曾在不同历史时期担任过学会重要职务的学者的风貌。当然，郑子瑜在学会漫长的年代中，还与其他学会成员有过学术交往，尤其是复旦大学为纪念郑氏受聘为顾问教授而出版的《名家论学》一书，许多学会成员或曾经在南洋生活过的著名学人纷纷提供论文以示庆贺。而《郑子瑜墨缘录》一书也揭载了许多南洋学会学人与郑氏的信札。如果要顺着《郑子瑜视野中的南洋学会会员》这一题目写下，至少尚可以写连士林、姚楠、林惠祥、柳存仁、郑德坤、王赓武、罗香林等硕学之士。(笔者曾欲写“连士升”一节，可将数年前郑子瑜先生惠寄的一篇复印件遗失了，因史料缺乏，只得割爱了)
如果这篇文章有些史料方面的价值，能够促使读者对南洋学会有所了解，有所认识的话，笔者的目的便基本上达到了。须知，今天在商业大潮裹挟下的读者——包括许多青年及中年的学者，对南洋学会已经缺乏起码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