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前若爱争长短，人后必然说是非，这是人性。有句老人言说：人前若爱争长短，人后必然说是非。
人生在世，争名夺利。本来长就是长，短就是短，没必要争，“争”就有些拧巴的色彩。那么这个转化到人后就是说是非。“争长短”和“说是非”没有什么区别，“说是非”就是为了“争长短”，“争长短”就会导致“说是非”，只不过一个在人前，一个在人后。人前争长短和人后说是非其实也是一回事，人前争长短就是人前说是非，人后说是非就是人后争长短。一个人若爱人前争长短，脸红脖子粗，气冲牛斗，拍桌顿脚，那么人后他必然拉个人说个没完没了，对方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其实都是心中的那份欲望在作怪。只是争来争去，长短不会变，是来非去，是非最后转头空。而我们活着，只落得了一个字：累！
生活指导：用淡然心思考自己的过错，宽容别人的过错
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一个人喜欢论斤称两，争长论短，在人面前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不惜大动干戈，和人吵得脸红脖子粗，气喘如柱，而事情经过之后他又会拉个人说个没完没了，说对方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而自己……这是我们生活中常有的一幕。而且我们可以预见，他拉着人说话的时候肯定数落对方的不好，说自己的好，恨不得从对方N多年前的事情说起，一一例举，事无巨细，没有两个小时是说不完的。他在积蓄力量，在为下一次的争长论短做准备，也在缓解心情，为刚刚进行完的争论抒发郁闷。总之他进入了这种循环之中，不断地争论，不断地说是非，不断地爱争论，不断地需要说是非，这两者都是一种必然现象，是相辅相成、互为互动的，但不是相得益彰、良性循环的。
“争”本来就是一种非常状态，战争中会死人，论争中会斗气，争长论短其实争得也不是长短，是利，不是你少我多，就是我少你多，实际上长短不变，我们也只能拿我们该得的那一份。争就会带来是非，世界上本没有对错，只是由于争而产生了相对的对错，都是一家之言，说是论非都是为了自己利好，再过三五十年看谁也记不清谁是谁了。爱争长短就是爱获利，就是爱沾便宜，这就要为自己寻求一种理论上的支撑，或者我们人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本来就有些心虚，要不断为自己打气，这样就需要拉个人来当“垫背精神墙”，对着他说个没完没了，以让我们的心理能量释放，或者说吸收。人前争长短因为是一种非常状态，一般时间不会太长，而人后说是非因为能量消耗小，一般时间会很长。絮絮叨叨，一般要口起白沫。
人前若爱争长短，人后必然说是非，这是一种人性。
北宋仁宗时，阎文应是朝中皇上宠信的一名宦官，他心机深沉，只懂得邀功得宠，专权弄术。当时，仁宗新纳了一名天姿国色的妃子，他沉浸于那位妃子的美貌之中，渐渐疏远了国事，对臣下的谏言只采纳却不照办。
因为那位妃子整天缠在仁宗身边，使得他接触皇上的机会大大缩短。他生怕失去皇上的宠信，于是想一争高低，密谋赶走这位妃子。
他暗中去拜访宰相吕夷简，吕夷简也正为皇上沉迷女色而不满，于是二人谈得很投机，阎文应历数了那位妃子的种种不是，吕夷简听后也点头表示赞同，于是他们商定寻找机会除掉那名宠妃。
不久，仁宗生病，天天寻医问药，阎文应趁机把一些养生之道讲给皇上听。有一天，仁宗觉得身子好多了，就让阎文应陪他去花园中游玩。
游了一圈，仁宗又回到花园中下棋，阎文应趁机劝仁宗远女色，养身体。仁宗当时的心思都放在棋盘上，根本没注意到阎文应在讲什么。阎文应在一旁说应废了这位妃子。仁宗也没听见，只是随口“嗯嗯”地答应了两声。
阎文应见状，立刻暗中命令手下太监，带几个粗壮大汉去逮捕宠妃，将她赶到尼姑庵中剃度。这些事情，仁宗都被蒙在鼓里。过了几天，仁宗想去寻找那宠妃，阎文应按想好的对策对仁宗说：“那妃子已经赶到尼姑庵中出家了。”
仁宗大吃一惊，立即询问这是谁做的。
阎文应说：“是那天下棋时您答应了，我才让手下人办的。”
仁宗恍惚记起，那天下棋时好像是答应了阎文应什么，想不到是这件事，因此在那里生闷气。
阎文应吓得跪倒在地上，连忙使眼色让小太监去找宰相吕夷简。吕夷简来后，就对仁宗说：“这是圣君之举，远小人，疏女色，皇上做得很对啊。”
仁宗一听，也不好再说什么，于是赦了阎文应的罪过。就这样，阎文应除掉了眼中钉，重新成为仁宗眼前的红人。
阎文应也不是什么君子，所作所为也只不过是为了争宠夺势，所有人前若爱争长短的人，人后必然说长道短、评是道非，阎文应在背后评价宠妃的是是非非，乃也是为了争宠，并不是为了江山社稷。阎文应也正是要和一介女子争个宠信，才会在背后去议论是非。在人前争长短是为了争名夺利，在人后说是非是为了拉帮结派。人后为人前做准备，人前之争导致人后去窃窃私语。这两种行为都是争名夺利的一种表现，只不过方式不同。
三国时期，许攸和田丰同为袁绍的谋士。两人素来不和，争宠夺势，明争暗斗。官渡大战前，田丰密告说许攸的儿子运送粮草时私扣军粮，而许攸家也大兴土木，建高大房屋。袁绍很生气，但大战在即，暂时没有发作，说等战事结束后严查厉办。后来两人在出兵还是不出兵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田丰建议时机不成熟，不宜出兵，许攸在袁绍面前就说了田丰的坏话，说田丰违背天意，妄自乱言，妖惑军心。于是田丰被关进大牢。而出兵之后，战事果然不利，袁绍70万人马接二连三地输，江河日下，日薄西山，许攸于是投敌，后因骄傲被曹操大将许褚所杀。而田丰也自杀狱中。两人结局都很悲惨。
许攸和田丰也是属于人前争宠邀功，人后勾心斗角。所有人前爱争长短、人后说是道非的人都是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团体或他人利益之上的人，或多或少有小人的色彩，对这样的人我们要加以提防。田丰和许攸就是这样的人，两个人的争斗不顾及到军事战争，结果袁绍兵败。袁绍的官渡大败与许攸和田丰的私人化争斗有一定关系。
“老人家”教导我们：
“人前若爱争长短，人后必然说是非”，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人人后若爱搬弄是非，人前也爱争风吃醋；人前若爱哗众取宠，人后也必然爱对别人评头论足。这就像一棵树，上面若枝繁叶茂，下面也盘根错节；上面若残枝败柳，下面也根系不发达。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根据人前表现推测一个人人后的情况，也根据人后的表现得知他人前的为人。或许“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才是我们听“人前若爱争长短，人后必然说是非”这句老人言之后的最大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