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忠生
沈葆桢热爱台湾，他在处理日本侵台事件中，深感到台湾要自强，要走向近代化。他认为落后要被欺负，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敢派兵侵犯台湾，其主要原因就是台湾无自强之实。日台事件结束后，沈葆桢为了防止外来的侵略和威胁，提出中国台湾自强方略，就是要通过“变革”，使台湾摆脱落后，走向近代化，他说：唯有“善变”者才能“持久”，这是“自强之方”。为此，他采用如下做法：
一、进一步巩固台防，使台湾军事近代化
沈葆桢为了巩固台防，除采取调整行政区划、筑城设官、巡抚驻台等方法外，还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奏请购买铁甲船，他认为“百号之艇船，不敌一号之大兵轮船”。沈葆桢积极催促朝廷购买铁甲船，着力加强台湾海防部署。第二，继续造舰船。沈葆桢在处理日本侵台事件中，就看到福建船政和江南制造局已有的轮船“实觉不敷周转”，沈葆桢认为“海防多得一船，即多一船之效”。他恳求清廷“准将闽厂轮船，续行兴造以利海防”。清廷迫于局势的压力，“即照所请，准其续行兴造得力兵船，以资利用”，沈葆桢认为“铁甲船必不可少，即使议购有成，将来仍应鸠工自造”，要求“惟当切实筹办，力图自强”。为此，沈葆桢提出第三点计划，即派遣学生出国学习，把培养本国的技术人才放在重要地位，增添新式设备、制造新式轮船。由此，推动了福建船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制造出一艘又一艘不断进步的舰船，有力加强了台湾的防卫力量。第四，参与建立近代中国第一支海军和修建台湾炮台等。光绪元年四月（1875年5月），总理衙门决定：因“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并决定成立福建海军。这就是近代中国第一支海军。光绪元年六月初十日（1875年7月12日），总理衙门和户部奏请由海关税和厘金项下拨解南北洋海防经费白银400余万两，全部分解南北洋海防大臣李鸿章、沈葆桢兑收应用。沈葆桢为了筹措经费，还奏请朝廷批准免除从国外购进机器物料海关税等并提出在制造军舰的同时，建造商船供商人雇买，以筹措资金。近代海军的建立，特别是福建海军的建立，大大加强了台湾沿海的安全。沈葆桢还加强台湾防务建设，如在安平、台南、旗后港口等地建炮台，修建台南府城和台北府城等。并组织驻台官兵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提高军队的质量和战斗力。第五，架设电报线。沈葆桢在指挥台湾防务中，发现轮船传送消息太慢，于是，他于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九日（1874年8月1日），即奏请清廷架设闽台电报线，计划架设电报线从福州到马尾到厦门，然后渡海到台湾，皇帝批准后，沈葆桢为此做了努力，他想利用电报的优点来为台湾的海防近代化等建设服务。此工程由丹麦大北公司承包，因为外国人偷工减料、抬高物价未建成。但沈葆桢的开创精神十分可贵。到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刘铭传发扬沈葆桢开发台湾的精神，继续发展台湾的近代通信业，他主持铺设了自台湾淡水沪尾至福州川石的海底电线，为榕台两地政务商情等信息传递提供极大方便。这条电线，被人们称为台湾和大陆的文化脐带，使台湾人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被誉为电信丝路。
二、继续做好开山抚番工作
在日军侵台期间，沈葆桢为了“绝彼族觊觎之心，以消目前肘腋之患”，即着手抚番通路。日军侵台事件结束后，沈葆桢在所上的“会筹全局”疏中指出：“为会筹全台大局，抚番开路，势难中止”，进而他说：“人第知今日开山之为抚番，固不知今日抚番之实以防海也。”他认为此举不仅关系台湾安全和开发建设，也关系到南北洋全局。从上看，沈葆桢把开山抚番作为长久任务来抓，他继续开山修路，为番民和开发台湾服务；继续抓教育发展，主张广设番学，让更多的番民子弟到学校学习，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他重视增强汉民与番民之间的友情，为开发建设台湾培养人才。他离台时，还写信给当时在台主持此项工作的夏献纶。信说：“番学不可惜费，宜由我公随时加意提撕，将来收全功必在此也。”启示后继人要做好这项工作。他继续向番民宣传民族英雄郑成功保卫台湾开发经营台湾的爱国精神，提高番民的国家观念和参与开发台湾的热情。他坚信，继续搞好开山抚番，将来一定会有更好的收效。
三、兴办台湾近代煤矿
台湾北端基隆一带的八堵、土地、公坑、竹篙厝、偏坑、田寮港、后山、石梗、暖暖、四脚亭、大水堀等处，有大量民间小煤窑，均用土法开采，生产效率不高。沈葆桢到台湾后，为了发展台湾经济和满足福建船政局造船和养船的迫切需要，他便考虑在台湾兴办近代煤矿。同治十三年（1874）冬，沈葆桢和李鸿章利用议筹海防的机会，相继向清政府提出，引进先进生产技术，用机器开采煤铁以济军需。次年，清政府批准：“先在磁州、台湾试办”。关于基隆煤矿的组织形式，沈葆桢等人进行了反复推敲。当时，李鸿章在直隶磁州煤矿采用官督商办组织形式，拟招商股10万两，垫借官款20万两，作为开办费用。福建巡抚王凯泰告诉沈葆桢：“开煤必须机器，官办仍多周折，不如用外国法，设立公司，有洋行愿办。”沈葆桢答称：“窃思公司如系洋人主持，颇虑喧宾夺主，或致流弊。倘有殷实可靠之华人出头承当，准其暗搭洋股，似可公私两受益。”这表明，沈葆桢并不笼统反对民办，只是担心大权为外国人所操纵；对于中外合股，他也不笼统反对，只是不准公开标出洋股而已。但在当时情形下，后一种情况，要实现难得多。因此，沈葆桢认为，设立公司的组织形式不可取，为了权操于我，只有采取官办，反映了他初期的洋务思想。他决定，引进机器设备，延聘洋矿师，经费由我支付，利害由我承担，便于操纵。对此，沈葆桢派台澎兵备道夏献纶去具体筹办。夏献纶找闽海关税务司商量，要求后者代为延聘矿师。该税务司认为，自己没有把握，最好托海关总税务司聘人。为此，沈葆桢又致函总理衙门，商筹办法。最后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出面雇来一位名为翟萨的英国工程师。沈葆桢是位考虑问题周到，办事谨慎小心、兢兢业业、不说大话、不瞎指挥的人。他有多年办洋务军工的阅历和经验，主持近代企业很在行。为了办好基隆煤矿，他先让翟萨一行人在台湾北部进行了全面勘察，于光绪元年（1875）秋写了调查报告。此报告认为，基隆一带各山均有较为丰富的煤炭资源，其中最佳地点为老寮坑，不但煤层便于开采，而且山径低平，容易修建车路，又离水口较近，运费低廉。沈葆桢根据翟萨勘察的资料，又经当面考究，制定有关章程后，才最后决定动手兴办，派翟萨到英国购买机器与招聘洋匠等。基隆煤矿在经济上是独立核算，常年经费由台湾兵备道拨给，每年约五六万两。沈葆桢要求煤矿所产的煤不仅要供福建船政局的需要，还打算叫基隆煤斤（煤的总称）挤入上海、香港等市场与洋商争利。当时，沈葆桢也看到，土货税厘较重，影响与洋货的竞争能力。如，同样一吨煤，华商由基隆运至上海，须纳税一两八厘，而洋商从外国运至上海，仅须缴税款五分，两者之间相差过于悬殊。这种税收政策必然使国产货在市场上处于下风。因此，沈葆桢上疏《台煤减税片》，请求清政府对台煤减税。他在奏折中说：“垦田之利微，不若开媒之利钜；垦田之利缓，不若开煤之利速，全台之利以煤矿为始基，而煤矿之利，又以畅销为出路”，而要畅销，又必须减税。清政府批准后，台煤的基隆离岸税每吨一两八厘减一钱，仍高于洋煤五分之税，但已相差不大，有利于投入市场与洋商竞争。
沈葆桢赴任两江总督之前，对于开采基隆煤矿的有关工作已准备就绪。光绪二年（1876），台湾矿务局成立，福建船政局监工叶文澜为矿务督办。六月七日（7月27日），开始第一口井的钻探，十月七日（11月22日）出煤，十一月（12月）开始开凿直井。开办经费另由闽浙总督筹拨。由于深入地下寻找煤层，使用先进机器开采，产出的煤质量甚佳，可与从外国进口的洋煤媲美。当时外国报纸报道：“使用机器开采以后，基隆即将迅速成为重要煤产地，并且各通商口岸将得到良好的中国煤。”基隆煤矿发展较快，光绪四年（1878）产煤16000余吨，光绪五年（1879）30000余吨，光绪六年（1880）41000余吨，光绪七年（1881）达到54000余吨。每吨成本1元3角，交至船上亦不过2元，运至上海3元，远至香港不足3元。当时，上海煤价每吨六七元，香港煤价每吨五六元，从理论上来讲，基隆矿务局每吨煤可获利三四元。沈葆桢等人兴办基隆近代煤矿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同时，沈葆桢请求废除台湾铸铁的禁令，使台湾省铸户放手铸铁。
四、发展台湾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沈葆桢为了开发和发展台湾，他很重视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以便提高人民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安居乐业。为此，他继续主张开禁政策，支持大陆移民和生产技术进台湾。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他上奏《台地后山请开旧禁》折，指出：“盖台湾地广人稀，山前一带虽然蕃息百有余年，户口尚未充韧，内地人民向来不准偷渡……今欲开山不先招垦，则路虽通而仍塞；欲招垦不先开禁，则民裹足而不前。”因此，他提出废除“三禁”意见：1.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的旧例；2.废除严禁台地汉民私入“番界”（土著民族住地区）的旧例；3.废除严格限制“铸户”、严禁私开私贩铁斤及严禁竹竿出口的旧例。沈葆桢的意见很快得到清廷的批准。从此，台湾全面向内地民众开放，大陆人民得以向台岛自由迁徙，打破台岛西部滨海平原所谓“山前”（占全岛面积三分之一）与东部山区所谓“山后”（占全岛面积三分之二）间的人为壁垒，使汉族居民与“番民”（高山族人）间可以自由地往来交流。大陆（包括福州）的各种物资、生产技术等可以自由地向台湾各地流转，有力促进台湾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沈葆桢为发展农业生产，在各地开设招垦局，分南、中、北三路。招募大陆农民和台湾当地的“番民”一起垦荒，如光绪元年（1875），即有汕头、厦门、香港农民2000余户应募渡台到台湾东部定居，随后招来的农民更多，他们为台湾增添了垦荒生力军。沈葆桢对垦荒者采取优惠政策，分给他们土地、农具、耕牛、种子和生活必需品等。沈葆桢还鼓励兵勇认垦，允许屯垦者与“番民”通婚，广泛调动垦荒者的积极性。垦荒者利用大陆传入的先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努力垦荒和耕作，使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在此后十来年的时间里，东部的花莲港溪流域长百余里的沃野以及中部、西坡深入山地的埔里社盆地，均被开垦成郁郁葱葱的大片农田。获得好收成后，“番民”生活有很大提高，不少“番民”从狩猎转向农耕生活；台湾宝岛人丁也更加兴旺，全台人口突破300万人，到1887年仅汉人就发展到320万人。
沈葆桢在抓农业发展的同时，也注意发展手工业。他奏准解除禁令后，从大陆（包括福州）移去了许多巧工能匠，沈葆桢鼓励他们铸铁锅器皿及各种农具等，满足台湾人民生活和农耕的需要。
禁令废除后，大陆（包括福州）移民和商贾带了许多货物到台湾、到“番民”居住区做生意，开店铺。台湾的货物，如大竹等也不断出口，进行贸易活动，从而达到互通有无。沈葆桢对商人正当的商业活动采取鼓励政策，如，当时有的地方军粮供应较困难，沈葆桢便派罗大春出面规定，远近商贾肯贩米入新城粜供军粮者，每石给银2元4角，以示优待。由于开明政策的感召，商人的积极性得到调动，宜兰绅士便提出了在歧莱开辟米仓港和招垦的要求，以解决粮食等供应。因此，台湾商业得到显著发展。花莲港平源北端，罗大春建立城垣（当地人称之为“新城”）后，商贾纷集，设市热闹，呈现繁荣热闹景象。公路开辟后，还出现了其他许多新兴的市镇和街道，如集集街、他里雾街、刺桐巷街等，布店、理发店、客店相继开张，日见繁华。公路沿途出现了为客商、过往行人挑物件的脚力。“番民”（高山族人）猎取的鹿茸、鹿筋、鹿皮、熊胆、熊皮和大竹等山货通过公路运出，汉人生产的耕作工具、火药、铅子、刀枪等也通过公路运入番民的聚居地。
五、为台湾建一省做准备
沈葆桢会同帮办潘霨于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1874年12月23日）上《全台善后事宜并请旨移驻巡抚》折中说：“前后山可建郡者三，可建县者有十数，固非府所能辖。欲另建一省，又苦器局之未成。”这奏折说明，沈葆桢是考虑到台湾建省的，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清政府对台湾的领导和管理，同时也为了台湾的进一步开发和近代化建设。但沈葆桢又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台湾另建一省条件还不成熟，其理由，正如他讲的“器局未成”，特别是闽省向需台米接济，台饷向由省城转输，彼此相依，不能离而为二。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台饷向由省城转输，台湾财政上还无法独立。因此，沈葆桢为台湾建一省努力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为后继人开发和建设台湾打下基础，也为1885年台湾建省创造了条件。台湾建省后，成为当时中国的第20个行省。福建巡抚刘铭传的衙门由福州迁到台北，改为台湾巡抚，仍归闽浙总督管辖。刘铭传推行沈葆桢的方略，在台湾积极推行自强新政，清理田赋，增加财政收入，架设电报线，设立邮电总局，建造铁路；购买轮船和军舰，增设炮台，设立机器局自造武器，成立煤务局，安装新式采煤机器；设立兴市公司，抚番修路，建街；创立新式学堂、电报学堂，培养建设人才等，使台湾很快成为当时中国的先进省份之一。这些成绩的取得，就有沈葆桢的开创之功。因此，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请求清政府为沈葆桢设立专祠，纪念沈葆桢的功绩。
综上所述，沈葆桢发展台湾的方略和实施所取得的成就，在台湾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评价：“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沈葆桢不愧为台湾从传统经济到近代经济发展承先启后的洋务派，不愧为台湾走向近代化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
参考书目
［1］史华兹：《寻求富强》，第42～47页。
［2］沈葆桢：《复议海洋水师片》，《台湾文献丛刊》第29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行，第17页。
［3］［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7，第8868～8870页。
［5］［7］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上），海洋出版社，1982，第12～13页。
［6］林庆元：《沈葆桢：理学德治，洋务自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第118页。
［8］《致王补翁》，《沈文肃公牍》，台湾文献委员编印，第204页。
［9］林庆元、罗肇前：《沈葆桢》，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第145页。
［10］《华北捷报》，1875年5月1日。
［11］《沈文肃公政书》卷5
［12］《台湾文献丛书》第29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行，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