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常说“同行是冤家”，同行间一方面需要对立竞争，另一方面却必须妥善合作，以谋取整体的健全发展。晋商就是在“有分有合，互通有无”中兴盛发展起来的。山西商人能快速地发展壮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结队成帮的团体精神，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个人发家致富。
山西票号在全国金融界可以说是处于垄断统治地位的，这些票号之间在业务上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在这种竞争或合作的背后，不论是哪家票号，都不会欺行霸市，排斥“异己”的，他们往往是一边竞争一边合作协调，最终目的是让自己的商号更好地立足发展，并同时促进晋商在商界的信誉，以便同舟共济，利益均沾。特别是对一些规模小、资本少的钱庄、钱铺、典当、账局等，他们不仅从资金上给予帮助，业务合作上也会有一个巧妙的分工。虽然没有明订契约，但确实是术业有专攻。
官府的大量官私款项，因存取无定，风险又相对较大，便统一由票号收揽，而商家和个人存款，会通过利率调节由钱庄、钱铺等统一收存，此外，埠际之间的汇兑、官款和大额商款汇兑则要由票号承汇，期短的、小额的则由钱庄、账局等出借。这样，山西票号靠集体分工协作牢牢掌控了对全国各地金融市场的领导和控制权。
光绪年间，山西祁县富商乔渠两家开办的票号，因为疏忽使发行的银票过多，造成人们纷纷挤兑的现象，在这种危难情况下，乔渠两家为确保他们票号的信誉，纷纷向太谷县富商曹氏求援，曹氏本可以袖手旁观，趁机除掉两个商业的竞争对手，但出于“义”的考虑，还是慷慨解囊，让当地的锦生润票号代兑现银，从而平息了挤兑风波。后来，乔渠两家也以德报恩，竭尽所能帮助曹氏。正是这种以信义为本的精神，共同利益的支撑，使山西商人之间既有平等竞争，又有相互合作，促进了晋商整体的发展。
不仅如此，山西票号还在金融监管的加强上发挥了同业相助的精神，体现了互相依存、荣辱与共的理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金融机构蜂拥而现，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十年内，仅蔚丰厚、日升昌、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北京、天津、成都、济南、张家口、南京、扬州、苏州、汉口等二十多个城市设立的分支机构就有近四十处。而其他省份商人的生意也在与其同步发展。其间多多少少会出现同行业间的恶性竞争，以及欺诈、排挤等行为。
而在此时，清政府币制市场十分混乱，由于市场上流通的银两、铜钱、银票等并行，而银钱的成色分量又没有形成体系，因此，给一些喜欢投机倒把的商人带来了可趁之机，他们用假币冒充法定制钱流通，一时假冒伪劣货币泛滥，严重地扰乱了稳定的金融秩序。
面对这一情况，山西商人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他们或自发地组织一些同业行会，或建立以地域、乡谊为情感纽带的会馆，如包头城的“裕丰社”，归化城的山西货币商组织的银钱行会“宝丰社”等。这些会馆，凭借在当地的影响和实力，制定出了行之有效的市场规程，同时还协调各商号，组织钱市交易等。这样，比较有力地扭转了金融市场无序的混乱局面，促进了金融业的正常营运。
基于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理念。晋商完美地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市场危机，这是山西票号事业一度兴盛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