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旭（1875—1898），字暾谷，号晚翠，侯官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解元。授四品卿衔，任军机处章京，在维新变法中，为光绪帝草拟诸多上谕。八月，被捕杀害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中最年轻者。著有《晚翠轩诗集》。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闽县莲宅（今属福州市晋安区）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他爱国忧时，工诗善画。创作《闽中新乐府》，抨击时弊，力倡救亡图存。23年后，与王寿昌等人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等西方小说，计180多部。康有为赞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曾受聘任京师大学堂教席，后更创作古文小说，被称为“古文殿军”。
严复（1854—1921），曾名传初、宗光，字又陵、几道，晚号瘉壄老人，侯官阳岐（今属仓山区）人。福建船政后学堂首届毕业，派往英国留学。归国后，任福建船政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留学期间，在学习专业技术知识之外，留心考察西方社会制度。甲午战后，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辟韩》等政论文章，后致力于翻译西方八大名著。译述赫胥黎《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激发国人救亡图存，奠定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是中国近代卓越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
侯官人张亨嘉曾任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以科学精神，认真研究中西文化，制定学堂章程，惨淡经营。其后，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学校“一切规模，颇有更张”，提出文科改革计划，宗旨是“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二人开始在旧式高等学堂中的艰难改革。1896年的“公车上书”，有许多福州举子参与。福州人曾宗彦上书主张改革军事，学习西法，训练新军，被喻为近代“陆军之父”。1898年的“戊戌变法”，林旭积极参与，终遭杀害。
在文化教育改革方面，闽县和侯官人也发挥“开先”作用。严复与林纾分别开启了翻译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西方小说的先河，使国人认识近代先进的思想文化与异域的民俗风情。陈季同长期出任驻外国使节，把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文化翻译介绍到法国，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林白水大力倡导白话文，创办《白话报》，创办“蒙学堂”，其妹林宗素是力主并争取女权的倡导者。高梦旦首创四角号码检字法，并与洪业等人发起“索引运动”，为中国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便捷的方法。闽侯在兴办近代教育方面同样领标风气之先，从城市到乡村，大量兴办起许多新式学校，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教育家，其影响波及全国。
晚清马尾船政学堂的创办，是文化教育转型的标志。为了富国强兵，“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在中国兴起。清同治五年（1866）六月，左宗棠奏请在福州马尾创办船政获准。九月，左调任陕甘总督，清廷接受他的推荐，任命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以为，教育为船政根本，在船政创建之时，即创办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先在福州于山白塔寺等处上课，马尾校舍落成后迁回。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学法语，习造船；后学堂学英语，习驾驶。一年后，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和招生人数。各学堂均聘有外国教师，采用外国教材，以便直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知识，为中国所用；重视实习，制造专业进厂学习，驾驶专业上船练习，培养出一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制造和驾驶的专门人才。
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派福建船政前学堂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三人，后学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二人，随同总监督日意格前往英、法等国参观学习，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三年，清政府正式派遣第一批赴欧留学生。随后，沈葆桢还派遣第二批、第三批留学生。他们回国后，多数被分配在福建船政担任技术领导工作，或到船政学堂、各地水师学堂担任教习，或到南北洋水师担任军职。福建船政成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和海军的摇篮。
福建船政初创时，国内既缺乏技术设备，又缺乏专业人才。沈葆桢主张对外开放，聘请外国教师和技术人员，并向外国购买先进设备。他坚持“权操自我”、“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的方针，在聘用外国技术人员和购买外国技术设备时，都签订合同，坚持按合同办事。他严格要求福建船政员工抓住机会，努力向洋人学习先进技术；合同期满后，就把外国人遣送回去，由自己培养的人才接替工作。从同治八年至十三年（1869—1874）沈葆桢在任期间，共造出15艘船舰，即“万年清”、“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靖海”、“扬武”、“飞云”、“靖远”、“振威”、“永保”、“海镜”、“济安”、“琛航”、“大雁”等。其中10艘为兵船，5艘为商船；尤其“济安”、“琛航”、“大雁”三船是完全凭借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本领独立制造的，质量受到国内外好评。这些轮船和后来制造的轮船，多数用于装备中国第一代海军舰队，在保卫海防和交通运输等方面都发挥了作用。
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日本政府借口琉球船民被害，即所谓“牡丹社事件”，悍然派兵侵犯台湾，占领琅峤（今恒春）、牡丹社及附近岛屿，擅自建立都督府。沈葆桢奉命为办理台湾事务的钦差大臣，入台组织民众修城筑垒，积极练兵；同时布防闽台海面，调集“扬武”、“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六艘兵舰常驻澎湖，“福星”驻台北，“万年清”驻厦门，“济安”驻福州，以固门户；并将“永保”、“琛航”、“大雁”3艘商船派运淮军，装运炮械军火，往来南北运输；“靖海”一船驻天津，“湄云”一船驻牛庄；余船派赴天津、上海一带传递文报。因措施得力，守御有方，海防布设牢固，日军无懈可击，被迫于当年十月退出台湾。
沈葆桢提出全面经略台湾的方略，严复等船政学堂毕业生乘“扬武”号军舰，在台湾东岸各地进行地理与水文的勘测，积累了重要的资料。闽县人梁鸣谦随行巡台，对守卫及开发台湾多所建议。
七、福州宗教和民间信仰
明初，朝廷为巩固统治施行了招集流民、劝农兴学、减轻税赋、废除匠户并免除徭役，放奴婢为良民，迁徙富豪等政策，缓和了阶级矛盾，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明清时期福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繁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