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话剧《茶馆》为中心
方维保
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论文要：话剧《茶馆》采用“人物群像展现”的叙述方式，构建了一个“茶馆社会”；通过人物的符号化及其广泛的覆盖性，将“茶馆社会”构塑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寓言。《茶馆》通过现象现实主义的三个历史“断面”的扫描，完成了对于近现代中国民族历史的空间叙述；同时，通过三个“断面”的符合自然时间顺序的排列，完成了历史时间的逻辑推演，在历史的维度上完成了对于民族未来的“末日预言”。而对于《茶馆》意义的阐释却极其吊诡：在文本之内，它毫无疑义的指向黑暗的时间，而聪明的阐释者却能够利用其本身的时间指向的空隙，将其时间意义阻断在旧时代，并将文本内时间和文本外时间进行跨语境嫁接，从而把它阐释为新时代的诞生预言。
关键词：民族寓言；末日危机；历史逻辑；时间
作者：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现代作家大多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也就是要用文学创作书写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意识。这种历史意识促使他们在文学想象中总是关注历史时间的流动及其规律，总是将文学的象征域处理为历史的寓言，又因为这些文学想象所表现的大多是近现代中国本土的历史经验，因此，其文学想象其实就是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寓言。老舍的话剧《茶馆》就是这样一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民族寓言。
一、民族寓言——“老中国”的形象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最为盛行的叙述方式当属性格叙述。这种叙述方式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某个人物作为叙述的中心，在叙述的过程中展现他的性格和命运。在这样的叙述中，有个性的个体往往是叙述的焦点，其所指也大多指向其个体个性的本身。虽然，这样的形象也有着某种时代的意义，甚至集体的意义，但也大多只指向某一阶层或某种势力，它并不指向民族的群体。20世纪30年代中期，夏衍创作了话剧《上海屋檐下》。他采用了一种集体表现的方式，将底层社会中的各色人等放到一个大杂院中，来整体表现底层社会的生活状态和生命状态。大杂院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于是就成为底层社会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夏衍的创作也是寓言式的，但大杂院的所指并不是整个民族而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也就是底层社会。这种叙述方式与个体个性为中心的叙述方式显然有着很大的差异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舍的话剧《茶馆》继承了《上海屋檐下》的集体象征方式，但老舍与夏衍的选择性指向不同，它所展现的是“群体的形象”，而这个群体的形象，并不指向某个特定群体，而是指向社会中的每一个阶层。假如说《上海屋檐下》所指向的是底层受压迫阶级的话，老舍指向的则是整个民族。《骆驼祥子》时代的老舍注重写人物的性格，而《茶馆》则注重写民族的命运，“在《茶馆》中他写的是一群，他把舞台的注意力放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上”马云：《老舍话剧创作与舞台视野》，《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可以说他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从写人物性格到写民族的命运”的嬗变。
任何民族都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整体都是由众多不同职业和社会层级的个体所构成。在对于民族的表现中，单个个体是无法代表整个民族的，只有将那个民族的社会各个层级的人都展现出来，才能显示那个民族的整体风貌。
《茶馆》首先采用了群体展现的方式，作者将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三个历史阶段里可能出现的人物，都安排到舞台上，来了个“集体亮相”。《茶馆》中的人物虽然大多都具有独特的个性，但是从其中的人物身份来看，作家还是试图让其中的每个人物，或者说绝大多数人物都能够成为他/她那个阶层的代表，甚至成为他/那个阶层的符号。如秦仲义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符号，王利发是小工商业者的符号，而常四爷则是有良知的旗人的符号，两代二德子等是特务的符号，黄胖子是不显山露水的流氓的符号，大小唐铁嘴则是保媒拉纤的符号，再如太监以及国民党的官员等等都有特定社会阶层或势力的符号的特性。这些人物具有职业和社会阶层的高度概括性，从高等级的人物如太监到低层次的人物如被贩卖的妇女，从职业高贵的民族资本家到职业被鄙视的“媒人”，还有处于社会中间层级的人物，如特务打手、小流氓、茶馆老板、大学生、士兵等等。一个民族在那个时代里所应该有的职业和阶层，《茶馆》都将其聚拢了起来，给他一个舞台——让他去表演。《茶馆》里，虽然出场人物很多，但从不重复，职业和身份都不相同；虽然有的职业可以父子“相承”，但是老二德子和小二德子却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职业还是性格都是如此。老舍对于人物的如此安排，既有时代的因素在人物安排中起作用，但更多的却是他对于人物代表性的考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共同性格，但是民族的共同性格却是由各个个体的性格“抽象”出来的。在《茶馆》中，老舍不仅给每一个人物都设计了一个那个时代所应该有的身份和职业，也给每一个人物都设计了一个与他的身份和职业相应的道德品性和性格特征。如王利发，与他的小有产者的身份和茶馆老板的职业相应的是他患得患失的性格和圆滑的处事方式；如秦仲义，与他的民族资产阶级身份相应的是他实业救国的壮志雄心和失败后的脆弱个性；再如常四爷，与他的落魄旗人身份一致的是他的愤世嫉俗；再如二德子，他的身份就是一个特务，他的性格最突出的就是小特务的横行霸道和狗性；再如乱兵、国民党党棍等等，都有着与他们的身份和职业相一致的性格。老舍几乎是“先入为主”地根据人物的身份、职业给所有的人物设计了各自的性格和道德品性，对于整个剧作来说，每个人物的性格和品行都是单一而鲜明的。每一个人物不但他的职业同时他的性格和品行也都成为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代某一方面性格和道德品性的符号。老舍不是通过一个个体来表现民族性格的丰富性，而是通过众多人物以及他们各个个体鲜明的性格的汇集，来展现民族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不过，尽管《茶馆》的人物形象“三教九流”，尽管这些人物的性格品性丰富多样，但都“集合”于“茶馆”之中。“茶馆”显然是一个具有北京特色的象征物。它与其说是这部作品中人物的汇集之所，不如说是老北京人的生存之地，更是中国民族民族性得以显现的表象。什么是民族性？按别林斯基的看法，“那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历史生活的标志”；它是“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风俗、习惯和特色”[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07、190页。。而裕泰茶馆及出入其间的茶客所体现出来的风俗、习惯、言谈举止，恰恰“标志”中国民族的精神和历史生活。在“茶馆”这个中国民族生存之地，它具有强烈的符号性。它其实正是老中国的符号，它所体现出的中国民族风俗特色以及所体现出的性格秉性，与寄身其中的老中国人，具有身份和品性的契合。那些职业身份各异，社会地位层级不同，性格秉性千差万别的茶客们，当他们汇聚到这里的时候，便被提炼出了一个共同的文化性格和道德品性，这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形象——老中国的形象，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民族性格——老中国的性格。
老舍利用茶馆这一舞台，将中国民族中的各色形象，收集起来，并将它展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茶馆”是老舍用来展现中华民族的道具，民族才是他所要真正要表现的，其中的人物的个体也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他用来表现中国民族某种性格和命运的代表性符号。正如有的学者所看到的，“《茶馆》不是要讲述某个具体故事”关纪新：《〈茶馆〉的文化符号》，傅光明主编：《老舍的文学地图》，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当然也不是要讲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要讲一个民族的故事。所以说，《茶馆》是一部民族寓言。
二、历史逻辑——“老中国”的命运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正如民族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样。《茶馆》作为一部民族的寓言，它是一幅有关中国民族近现代生活的风俗画和一篇生命存在状态的寓言，它更是一部近现代中国民族的命运变迁史。《茶馆》是在历史的维度上来表现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变迁的，并展现了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历史中其命运变迁的历史逻辑。
（一）历史的空间——三个“断面”
文学是细节的艺术，现实主义文学更是历史生活细节的艺术。在《茶馆》中，老舍几乎就是采用了一种“现象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生活的三个“断面”： 第一个“断面”：在满清王朝即将灭亡的年代，北京的裕泰茶馆却依然一派“繁荣”景象：提笼架鸟、算命卜卦、买古玩玉器、玩蝈蝈蟋蟀者无所不有。年轻精明的掌柜王利发，各方照顾，左右逢源。然而，在这个“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整个社会令人窒息的衰亡：洋货充斥市场，农村破旧，父母贩卖子女，太监买老婆，爱国者遭逮捕。第二个“断面”：民国初年，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使百姓深受苦难，北京城里的大茶馆都关了门，唯有王掌柜改良经营，把茶馆后院辟成租给大学生的公寓，正厅里摆上了留声机。尽管如此，社会上的动乱仍波及茶馆：逃难的老百姓堵在门口，大兵抢夺掌柜的钱，侦缉队不时前来敲诈。动荡不安、是非不分的大环境让小老百姓更无所适从。第三个“断面”：又过了三十年，已是风烛残年的王掌柜，再度改良，甚至引进女招待以支撑茶馆，日本投降了，但国民党又使人民陷入了内战的灾难。吉普车横冲直撞，爱国人士惨遭镇压，流氓特务要霸占王掌柜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茶馆……
三个断面，分别构成了三个独立的空间。三个断面分别采用特殊的符号手段，标示特殊的历史背景。如运用“太监”这一符号性人物来标示封建王朝，运用“乱兵”这一符号性人物来标示动乱的民国初年，而运用“接收大员”来标示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统治末期。由于这些符号性人物和符号性风俗，都明确地指向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某一阶段，从而使得剧作具有了历史叙述的特性。但是，剧作的虚构性和符号性，如太监不过是“庞太监”，乱兵更是“甲乙”之类，使得剧作的历史叙述又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历史剧对于“历史”的再现。更为重要的是，在三个断面中，老舍关注的焦点是历史的生活状态，并用重大历史事件作为空间的背景和语境。因此，三个断面所展现的是历史的风俗层面，也就是特定历史中的风俗政治。这是一种关于历史的生活化的写实。
生活化的写实，是一种典型的空间叙述。完全的空间叙述，往往造成时间的停滞和事象的堆积。在《茶馆》的特定断面中，所展现的事象往往因为丰富而有“堆积”的感觉，但纵观整部剧作，或者是将其中两个断面放在一起来观赏或阅读，这种堆积的感觉就会消失，这得益于这部剧作特殊的时间观念和表现方式。
（二）历史的时间——三个“节点”
空间叙述可以导致对于历史的细节佐证，但是最为主要的还在于它的时间性。时间是线性的，它是由众多的同一水平面上的点构成。同一水平面上的两点可以构成一条直线，三点相连的效果当然也是一样。历史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时间性叙述。它也是由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依次连缀而成的线性过程。现实主义文学的时间观念，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对于现实的“模仿”，也就是说它尊重自然的时间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