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小说中的革命叙事并非一成不变，这就留下了其革命观和政治观发生变化的痕迹。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的社会现实极其黑暗，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全面失败及其奉行的投降主义政策令老舍非常失望。起初，老舍以为中国社会的混乱与政治革命或学生运动直接相关，后来他才意识到，恰恰是因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以及国家的内忧外患，才导致学生运动和政治革命频繁爆发。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于左翼文学及其主张就没有先前那么不屑了。老舍在“文协”主持工作期间与左翼文艺人士有了大量接触，这使得他日渐认同左翼文学中彰显出来的某些精神诉求和阶级立场。纵观老舍的文学创作，笔者认为，《赵子曰》、《猫城记》和《四世同堂》完整地展现了老舍在不同时期对革命的态度，或者说，这三部小说真切地透露了老舍革命观转变的精神轨迹及其文化选择的流变性。
老舍创作《赵子曰》前后，适值革命文学方兴未艾，加之他在英国教书，所以他对革命文学的发展动态以及革命者的热诚和理想并不了解。及至他回国，“文艺论战已放弃了文学的革命，进而为革命的文学。配备着理论，在创造上有普罗文学的兴起”，但他认为“普罗文学”的内容与技巧“都未尽满人意”，加之他不懂革命理论且惧怕国民党“审查老爷们的虎威”，因此，尽管后来《黑白李》的创作受到了革命文学的影响，但总体来说，他对革命文学的评价不高，认为相关作品内容不充实、人物不生动，流于口号化。老舍：《〈老舍选集〉自序》，《老舍选集》，开明书店，1952年，第11—13页。最关键的是，老舍的古典文学修养和对煽动性文艺作品的反感必定会使得他有意疏离“革命文学”、阶级斗争学说乃至共产党。如此，我们再返观《赵子曰》，就能理解老舍对学生运动进行丑化描写的潜在心理了，也会明白赵子曰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浅薄无知和令人生厌了。
创作《猫城记》时，老舍对共产党仍无好感，因为后者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指定的非法政党。老舍对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尚且失望愤慨，对处于纷争之中的其他党派自然也没什么好感。在《猫城记》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老舍对共产党的态度。一方面，老舍对共产党并不认可。1930年代，日本不断加大对中国的侵略力度。中国共产党虽然在1932年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但由于国民党的大肆围剿，共产党不得不同时应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双重打击。更糟糕的是，由于当时共产党尚处于发展期，“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仍占据统治地位，加之在早期斗争中照搬苏联模式，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套用在资本主义尚未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身上，把西方的革命理论照搬到中国，结果可想而知。就思想文艺界来说，是时的民主主义作家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少部分持否定或不屑的态度，老舍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他在《猫城记》中对共产党和左翼文艺运动都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老舍对共产党的反对态度并不激烈，因为他一直坚持社会批判和国民劣根性批判，尤其是他与胡风等“左联”作家关系十分要好，因此其内心极为矛盾：他既想恪守相对中和的政治立场，又认可一些“左翼”朋友传递过来的思想观念，其标志就是借小蝎之口传达了“大家夫斯基”的政治主张——“人人为人人活着的一种政治主义”——“的确不坏”的观念。是故有学者说：“在老舍写作此书的1932年，在纠正错误路线的遵义会议尚未召开以前，便能从肯定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是‘真改革’的同时，提出中国革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不能照抄照搬俄国的经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真知灼见。”张慧珠：《老舍创作论》，第189页。总之，老舍既痛感于社会黑暗和人间不平，尤其对军阀各自为政、争权夺利和卖国求荣的行径感到愤怒，同时又对激进的政治运动或左翼文艺思潮持矛盾态度。所以他在1935年坦承：“《猫城记》，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地揭显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我怎样写小说》，文汇出版社，2009年，第26页。这就从侧面告诉我们，老舍的革命观和政治观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此外，通过查阅老舍在“左联”机关刊物或与之关系密切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情况可以发现，1930年代的老舍与“左联”的接触一直比较多。1931年创刊的《青年界》和1932年创刊的《现代》，都与“左联”关系密切，刊登过不少左翼作家的作品，老舍在前者上发表了《马裤先生》（小说）、《眼镜》（小说）、《观画记》（散文）、《我的暑假》（杂文）、《几句不得人心的话》（散文）和《五天的日记》（日记），在后者上发表了《编辑座谈》（创作谈）、《猫城记》（小说）、《夏之一周间》（散文）、《抓药》（讽刺诗）、《鬼曲》（讽刺诗）、《沈二哥加了薪水》（小说）。1932年上海的《申报》副刊“自由谈”改版，由黎烈文担任编辑，是时老舍频频在该副刊上发表文章，仅在1933年就有：《教授》（讽刺诗）、《长期抵抗》（讽刺诗）、《空城记》（讽刺诗）、《真正的学校日刊》（杂文）、《希望》（新诗）、《辞工》（小说）、《励友人书》（书信）、《写信》（杂文）、《打倒近视》（杂文），等等。1933年7月1日《小说月报》更名为《文学》月刊后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由郑振铎、茅盾任主编，老舍任特约撰稿人，他在该刊上发表了《微神》（小说）、《臧克家的〈烙印〉》（书评）、《铁牛和病鸭》（小说）、《新年试笔》（散文）、《牺牲》（小说）、《生灭》（小说）、《上任》（小说）、《老年的浪漫》（小说）、《阳光》（小说）、《新时代的旧悲剧》（小说）、《新爱弥尔》（小说）、《哀启》（小说）、《AB与C》（创作谈）、《东西》（小说）、《我这一辈子》（小说）。1934年1月1日，郑振铎、章靳以在北平主编《文学季刊》，老舍为特约撰稿人。1934年9月20日《太白》半月刊在上海创刊，该刊主要登载讽刺和揭露黑暗现实的杂文与小品文，老舍也是该刊的“特约撰述人”，其《读书》（杂文）就发表在该刊第1卷第7期上。而老舍的《婆婆话》（杂文）发表在1936年9月5日《中流》月刊创刊号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有了与左翼文艺界诸多交往的前期铺垫，才有了后来《四世同堂》中钱仲石的抗日壮举和祁瑞全作为正面革命者的出场。
综上可知，老舍的空间转移和都市体验成就了其市民文学创作，而他所建构的革命叙事其实是其多元文化选择中都市体验迹化的必然结果。另外，老舍一直沉潜于都市文化和民间记忆之中，但他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在进行革命叙事和文化批判时，借用西方文化观念消解了“市民阶级进入现代性进程之前的文化道德传统”陈思和：《〈骆驼祥子〉民间视角下的启蒙悲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但他并未因此拔高西方文化的地位，而是强调了中西文化的互补性：“西方的精神是斑斓猛虎，有它的猛勇，活跃，及直爽；东方的精神是淡远的秋林，有它的安闲，静恬，及含蓄。这样说来，仿佛各有所长，船多并不碍江。可是细那么一想，则东方的精神实在是西方文化的矫正，特别是在都市文化发达到出了毛病的时候——像今日。”老舍：《代语堂先生拟赴美宣传大纲》，《老舍文集》第14卷，第541页。这在当时无疑是极富启发性的观察、描述和认知维度。就此而言，老舍思想的圆润性、视角的开放性和思维方式的独异性以及他在讽刺、暴露、颂扬和抗争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智慧和骨气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重的精神资源，而他的革命叙事和文化批判也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凸显了新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