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洁
孙洁，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师。
北平/北京和老舍创作的血肉关联已不必再证。暂不论老舍写的那些北京城的三教九流、男女老少、风物流转、市井沧桑，他一生写作的成败也往往与能否终于“求救于北平/北京”老舍“这回还得求救于北平”，参见《我怎样写〈离婚〉》，《老牛破车》，《老舍全集》第16卷，第189页。相关联。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北京以“符号”、“人物”或“文化”的方式在老舍新中国时期创作中出场的情形，探讨“北京”在老舍新中国时期文学作品中的隐现，厘清老舍第三次在文学上“回归”北京的始末因由。
一
老舍一生的文学创作经历过三次回归北京说明：为了行文方便，除了注引，本文一律把“北平”和“北京”统称为“北京”。，分别是1933年写《离婚》，1942年动笔写《四世同堂》和1956年写《茶馆》。
返归北京，是因为离开在先。每一次离开，都是因为要写有政治意义的作品；每一次回归，都是因为一写指向政治的作品，老舍就找不到自己了——作家本人更多地表述为“生活”。
和几乎所有小说家一样，老舍的创作生涯也是从写故乡背景和少年经历开始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老舍：《我怎样写〈离婚〉》，《老牛破车》，《老舍全集》第16卷，第189页。从《老张的哲学》到《二马》，老舍旅居英国期间写的三部小说都是写北京人的日常起居和心理状态的，唯一的不同是第三部《二马》，故事展开的背景改为伦敦，老舍把老马和小马两个北京人抛掷在伦敦人的白眼和偏见之中，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企图从中完成中英两国国民性比较的伟大事业老舍：“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语出《我怎样写〈二马〉》，《老牛破车》，《老舍全集》第16卷，第173页。。但是，老舍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从背景到人物完全地离开了北京，写的是南洋小朋友的生活和梦境。老舍说，到新加坡之前，他在写一个爱情小说《大概如此》，但是，一到新加坡，他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不能再写爱情小说了！”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牛破车》，《老舍全集》第16卷，第181页。
“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显示了对政治的关切，从此老舍不再是那个用写作填补寂寞的老舍，这也为他归国后写作的两部长篇小说《大明湖》和《猫城记》埋下了伏笔。《小坡的生日》、《大明湖》、《猫城记》这三部长篇都有很强的政治隐喻或政治指向，并且都不是以北京为背景的，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小说中有北京人的形象目前唯一有关《大明湖》的介绍文字就是老舍的《我怎样写〈大明湖〉》了，但是从这篇文章介绍的故事梗概看不出《大明湖》的人物设计里有确切的北京人的形象，而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济南。从《我怎样写〈离婚〉》所表白的“求救于北平”，也猜想出《大明湖》没有写有关北平的人和事。。关于《大明湖》和《猫城记》因“故意的禁止幽默”导致的作品枯燥无趣——其实就是失去了作者本人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叙述特长，老舍调侃道，可以让人明白“一条狗很难变成一只猫”《我怎样写〈猫城记〉》，《老牛破车》，《老舍全集》第16卷，第187页。。我认为这两部作品和此前的《小坡的生日》因为北京和北京人的不在场导致的作品本身的空洞也可以如是理解。因此，随后《离婚》的“求救于北平”不应仅理解为一次写作策略的变化，而应理解为老舍终身的写作密钥。
从《离婚》开始，老舍一直走在“求救于北平”的轨道上，这造就了老舍创作的无可替代、时不再来的高峰，直到抗战爆发。
抗战伊始老舍的亢奋完全是和文学史的亢奋同步的。大致上从1938年到1941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大众文艺作品，并且努力地探讨写大众文艺的技巧和方法，这四年几乎颠覆了老舍前十年写作的全部努力，也包括“求救于北平”的自省。也是在这四年内，新文学从五四发源汇成的壮丽河流几乎被阻断，一时间，除了大众文艺不可替代的当家花旦的地位，由报告文学取代了五四的小说传统，由街头剧取代了五四的话剧传统，由朗诵诗取代了五四的新诗传统，而此前已蔚为大观的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自由主义文学传统只在“孤岛”残存了些许余绪。现在回过头去再检视抗战前四年的文学史，说满目荒凉有点过了，但属于文学本身的起色却也未见端倪。1902年，梁启超曾写《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开启了五四新文学的道统的一面。这个侧面在“启蒙派”、“救亡派”、“自由派”各有胜擅的二三十年代没有更多的腾挪空间，但到了全民御敌的抗战年代却大放异彩、独步文学领域了。
从文学史综合分析，发生于1941年的“中心源泉”问题的大讨论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之所以1940年代的文学史又能显露出承继五四文学传统的侧面，和这次讨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老舍的第二次文学回归即发生于这个时间点。1941年1月1日，老舍在《抗战文艺》发表长文《三年写作自述》，反思此前三年因为抗战宣传放弃自我的经历，他反思道：“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济南和青岛也都与我有三四年的友谊，可是我始终不敢替它们说话，因为怕对不起它们。流亡了，我到武昌、汉口、宜昌、重庆、成都，各处‘打游击’。我敢动手描写汉口码头上的挑夫，或重庆山城的抬轿的吗？决不敢！小孩子乍到了生地方还知道暂缓淘气，何况我这四十多岁的老孩子呢！”老舍：《三年写作自述》，《老舍全集》第16卷，第694页。这一席话明确表示了老舍企图再次“求救于北平”的努力，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缓冲和调整，老舍在1942年动笔写全北京背景、全北京人出场的超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四世同堂》之后，他又写了重庆背景、反映一个北京家庭离合悲欢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
此后便是令老舍充满“狂喜”的新中国时期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老舍创作了立意非常接近的《方珍珠》和《龙须沟》，但《龙须沟》之后老舍再次离开了北京题材。1966年1月，老舍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的时候自称这是因为他对新北京不熟悉，写不好：“我很想来写新北京的人民的生活，但是，自己的生活不是那样子的丰富了。因为，像刚才我们说的，它现在是新起来的一班人了，这种生活，我了解得不够全面。加上自己的身体不太好，就没有发展，特别是跟青年人能够多接近，比如到工厂去长期地住下来。”老舍：《与日本友人的一次谈话》，《老舍全集》第15卷，第207页。对比文学史，我觉得真实原因老舍没有说出来，也不可能说出来。其实不是老舍不熟悉北京了，而是老舍不熟悉新的文学规范和文学要求了。在“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要求之下，在“三红一创”类型的小说走红的大背景下，老舍努力地追赶新时代，回应新要求，他写《无名高地有了名》歌颂志愿军，写《青年突击队》歌颂建筑工人，写《春华秋实》配合“三反五反”，写《西望长安》揭露军内巨骗，却一次次无功而返。终于，他第三次求救于北京，开始写作《茶馆》。
《茶馆》得到隆重的礼遇是老舍沉潭十多年后的事情了，虽然在发表之初没有得到应有的文学褒奖，但是，第一，它受到了当时北京人艺空前的重视；第二，它唤醒了老舍的写作自信，特别是关于北京这个老舍的写作之根和制胜法宝。从此，老舍对北京题材便不离不弃，直到《正红旗下》被迫中止。
综上，本文谈到的老舍的“北京”界定为“求救于北平”意义上的北京，它是老舍创作折返的一大表征。求救于北京，每每标志着老舍创作生命又一活跃期的到来。
二
紧扣本文论题，我们重点来看发生于老舍新中国时期的第三次回归北京。
当“北京”体现于老舍的文学创作中的时候，它呈现出三种形态：以符号样式存在的北京、以人物形式存在的北京、以文化形态存在的北京。为论述方便，本文分别简称为符号的北京、人物的北京、文化的北京。
第一，符号的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