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教的过程实现育的目标。因而，人的教育是一个需持续多年的系统工程。任何系统工程均应该采用自顶向下的工程方法，进行高屋建瓴的系统设计，其质量保障的核心是全局性的过程管理和控制。教育工程也不例外，作为综合性、全局性、架构性和过程性的复杂系统工程，其核心问题应是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教”与“学”活动的导向、可控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其他所有问题，则是教育活动之外的问题。
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混乱中探索，似乎还未全局性地从工程的过程思考、解决教育问题。首先，还未找准问题之根本；其次，即使已发现问题，也不能简单且功利地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方式解决问题，而应该采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和思路，谋定全局而后动。可这却是我们最为欠缺的能力和思维；第三，最复杂且最困难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我们需要从知识、成绩、分数、排名等结果导向的微观思维，调整到注重教育过程可控管理的宏观思维。
在本书第五章，笔者试图提出一种现代教育工程框架体系，但笔者实在担忧我们的实施能力。下面的论述也许能说明作者的担忧所在。
一在美国学习的华人小孩成绩很优秀，申请哈佛大学，哈佛却没录取他。哈佛校长在给小孩的回信中，肯定了他的成绩，并指出他参与社区公益性活动等方面的不足。笔者还了解到：国外很多著名大学录取新生时，很多教授要花很长时间审查学生档案资料、面试学生。再看看我们国内，针对北大的中学校长实名制推荐，很多中学校长的推荐信却很套路化甚至官僚化。
国外的做法搬过来却成了“东施效颦”而行不通，其原因何在？首先，推荐制做法的公平性就值得怀疑，被推荐学生与校长是否沾亲带故？其次，推荐材料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有时，学校希望他具有什么特长，他就可以“被具备”这种特长；再次，推荐人是否真正了解被推荐学生，并亲自公平公正地写推荐信？最后，大学教授们能否公正、细致地审查材料？
各位读者还可联想到更深层次、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可这些问题莫不是因为教育存在缺失所致。时至今日，社会浮躁和世俗功利化已经渗透到学校。有网友说：中国今天所有的大学都不能算是大学，因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大学理念，中国今天的大学不仅与权力纠结在一起，还深深地被社会无限膨胀的物欲所侵扰，“民族的灵魂”甚至比其他的社会组织还要功利和世俗。实际上，何止是大学如此，中小学又何尝不是如此？
五、如何培养大师
很多人感慨：这是一个大师匮乏的时代，我们培养了很多人，但却培养不出大师。可是，仅仅依靠学校的教育和培养，学生就可以成为大师吗？实际上，我们对人才、大师的期望是一种对结果的期望。也许学校能培养很多优秀人才，可产生大师却需要经过多年的积累、沉淀和思考。
在多元化的今天，非常发达的通信、网络、媒体可以催熟结果。君不见，很多人通过“星光大道”、“春晚”、选秀节目或其他途径迅速走红，成为流行符号。也正因如此，很多人从学校毕业走向社会以后，追逐流行，甚至为迅速“走红”而不择手段。然而，这种催熟的流行符号不仅经不起考验，更不可能成为民族的脊梁。受到如此的社会氛围影响和思维方式引导，没有了“与孤独为伍，与寂寞为伴”的经历积淀，一个人又如何能被培养成大师呢？
假如某人在中小学时成绩优异，他可能进入一流大学深造，学习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技能。即便他深入研究、能解决专业领域的具体问题，二十多岁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甚至具有博士后的研究经历，取得了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也只表明他具有优异的潜质、对某个专业方向具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不代表他已成为该专业的大专家，更不能称之为大师。如果他能继续开展深入研究，不断积累沉淀，也许他能成为大专家或大师，甚至成为领军人物，带领一批人开展研究。然而，人们普遍“只看结果而不关注过程”，看到身边的人著作等身、迅速“走红”，他迟早会变得浮躁：一方面，他需要高效率地出尽可能多的成果，以便尽快出名；另一方面，成果积淀需要很长时间的潜心研究和思考，甚至可能在研究过程中出现失败。那么，潜质优异的他还会潜心研究吗？
任何理论、技术等知识都是结果，发现科学规律、发明科学技术的过程是大师成为大师的过程，最体现大师的智慧。整个社会对各种头衔结果的追逐，与“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只关注知识”是何其相似，并因此形成单一且普遍的价值导向体系。君不见，从国家到各省，整个社会都在开展结果导向性活动：评比××省十大科技成果、××人才、××城市。某人一旦被评为国家级人才，则“仙及鸡犬”，很多资源就会向他倾斜。致使所有大学、所有城市都在积极地想办法争取这样的头衔。王选院士曾非常讽刺地说，他所创造的主要成果是在他成为院士之前做的。作者就在琢磨：如果比尔·盖茨在中国创业，微软公司起步以后，他被冠以各种头衔，到处做报告，还会有今天的微软吗？在我国，“学而优则仕”以后，类似于“伤仲永”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
事实上，大多数人皆是可造之材，具备成为大师的潜质和可能，不论其天赋聪颖与否。但是，大师的思想感悟和形成，恰恰需要不断地研究、思考和沉淀，甚至需要生活阅历作为积淀，方能成就大师。社会是个大染缸，知识和学问只是追求名利的一种工具。时至今日，稍微有点成就之人，他们的私欲在无限膨胀，依托于某些头衔，追逐功名和权力，还有几人在思考？
六、大师的引进
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带来了国力的强大。受此影响，我们表象地看到结果，并被引导形成追逐结果的表象思维：科技发展可以拯救国家和民族；大师或学术带头人的引进可以提升大学的学术水平。这些观点并无大碍，在某种程度上且很有效。但如果我们对大师寄予厚望，希望大师常来“顾问”、指点一下，传理论之经、送技术之宝，借此学到最新知识，大大提升水平，则未必能奏效。大师与别人的不同之处，不在于他研究掌握了什么最新的理论技术，在于他成为大师的过程，尤其是该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态度、习惯、思维和方法等。
有一则寓言故事讲道：两个小和尚碰到一仙人，仙人点石成金，将两块石头变成的金子分别给他们。其中一个小和尚拿起金子高高兴兴地走了，另一个小和尚则不要。仙人问其故，小和尚说他不要金子，但要仙人教其“点石成金”的方法。同样的逻辑道理，也许普通教师能教你知识，大师则更能教你思考。针对某门课程的知识传授，采用相同教材，大师与普通教授、副教授甚至讲师所讲授的知识能有多大差别？真正的差别在于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思考的态度、习惯、能力和方法等方面。这也是关注结果和过程，关注“鱼”和“渔”之间的差别。
大师常被请去做报告。一般来说，通过两个小时的报告，大师可以从理论、技术、方法上进行指导，但通常只能泛泛地介绍一些经验和教训，难以全方位地影响学生。然而，培养学生的态度、习惯、能力、思想和方法，则需要一个言传身教、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因此，请大师做报告、做顾问，“光顾一下、过问一下”，也许能从思想、方法上给我们很多启迪，有时对某些人甚至很有效，但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的问题。希望以这种方式解决教育问题无异于“水中捞月”。试想一下：每天都和大师在一起工作的人，又有几个人沾上了大师的“仙气”而成了大师呢？
有人可能会想，我国经济发展了，可以高薪聘请国际一流大师、教授来讲学、上课，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所以，杨振宁到了清华大学，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到了清华大学，著名画家陈丹青也到了清华大学。但是，我们还是难以在短期内大幅度提升清华大学的水平，培养出一流人才，尤其是杰出的创造性人才，这又是为何？这是因为，大学的发展建设归根结底是大学的文化建设，缺乏一流的大学文化，何以培养一流人才？更何况进大学之前，如果学生毫无积淀，大师的几场报告、几堂课对他们态度和习惯等方面的影响实在是太小了，因而，又能改变学生们多少呢？况且大师们常常只做报告，很少上课。如果大师难以从教学过程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习惯和思维，那么，他们和清华大学的缘分也就仅此而已。
七、引进原版教材能解决问题吗
我们追逐结果的思维还体现在教材选用方面。在教学评估时，专家们常常根据评估指标而关注被评价学校采用了多少原版教材、国家级教材、双语课程。一些被冠名为“国家九五”、“国家十五”等头衔的教材并无多少新意，“换汤不换药”、“新瓶子装旧酒”，编著者对教材内容缺乏自己的思考和整理，有的教材甚至是拼凑出来的，真正具有参考价值的很少。现在出书也容易了，有的人为了评职称或其他目的，在很短时间内即可编写一本书。因此，有人曾形容：剪刀加糨糊即可写书。那么，类似的参考书又有几本渗透着编著者对知识的理解、思考和自己的思想呢？
这种寄希望于采用原版教材、国家级教材以提升人才质量的思维和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其实，针对具体知识的教育，采用什么教材、什么语言讲授并非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今天，在书店可以买到各种统编教材、国际一流的原版教材。国内二三流的大学，采用国产教材可与北大、清华等国内著名高校看齐；采用原版教材甚至可与国外一流大学看齐。使用相同的教材，讲授同样的知识，为什么产品质量的差距却那么大呢？说到产品质量，我们都知道，采用相同原材料生产同类型产品，不同的态度、习惯可能导致产品质量的巨大差距。同样地，我们引进国外一流大学的课程体系、教材和内容等结果，但却没有引进、也难以引进别人教学的过程以及过程中所表现的态度、习惯、理念、思维和方法。而正是这种过程中的细节差异决定了产品的质量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