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文人日常交往研究兄弟在京交往圈子读《鲁迅日记》及民国初年其他在京文人如郑孝胥、李慈铭等的日记，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夜饮于广和居。”据《郑孝胥日记》，仅1911年3月，他应邀赴广和居就达九次之多，而所接触之人也都是严复、林纾等福建同乡或政坛要人。而根据鲁迅的日记，他1912年5月5日到北京，5月7日即“夜饮于广和居”。之后他自己或者和朋友去广和居吃饭喝酒的频率大概是每月三到四次，其中和他同行最多者当为许季上和许寿裳。
原来，清末民初时北京有两处文人聚会的地方，一是法源寺，一是广和居。如果是比较大型的聚会一般在法源寺，日常三五好友聚会就去广和居。这广和居根据《鲁迅全集》的注释是“与绍兴县馆相近的一家饭馆”，似乎仅仅是一家普通饭馆，其实却大有来历。据崇彝所著之《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广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东，历史最悠久，盖自道光中即有此馆，专为宣（武门）南士大夫设也。”当时在北京做京官的南方人居多。广和居以菜肴清淡精致取胜，所以才会吸引郑孝胥、李慈铭及鲁迅这样来自南方文人的频繁光顾。夏枝巢所写之《旧京琐记》则谓：“士大夫好集于北半截胡同之广和居，张文襄（之洞）在京提倡最力，菜之著名者为蒸山鱼。曰潘鱼者，出自潘炳年；曰曾鱼者，创自曾侯（曾国藩）；曰吴鱼片，始自吴闺生。”鲁迅日记中就有在广和居吃鱼的记载，可惜不知道他吃的是“潘鱼”还是“曾鱼”。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二十九日则云：“定子招同尗子、卣芗饮广和居，室隘，日昃热燥不可堪，晡归。”旧历三月北京还是初春，而李慈铭在广和居已经是“热燥不可堪”，据此可以想见那时广和居的热闹。此外，翁同龢每次逛琉璃厂，也要到广和居就餐。戊戌变法之际，一些变法人士如谭嗣同、刘葆真等，也常到广和居聚会。一家饭馆吸引如此之多的名人，有如此丰富的历史，饭菜口味符合南人习惯，距离绍兴会馆又近，无怪乎鲁迅会如此频繁地去光顾了。
而且，当年广和居还提供送餐服务，可以派伙计把菜肴送到主顾住处。据周作人的《补树书屋旧事》：“客来的时候到外边去叫了来，在胡同口外有一家有名的饭馆，还是李越缦等人请教过的。有些拿手好菜，如潘鱼、沙锅豆腐等，我们当然不叫，要的大抵是炸丸子、酸辣汤，拿进来时如不说明便不知道是广和居所送来的，因为那盘碗实在坏得可以，价钱也便宜，只是几吊钱吧。”所以，如果把到店堂吃和叫餐的次数加在一起，那鲁迅每月吃广和居的次数应该比日记上写的更多。
据此可以认为，这广和居绝非一般吃饭场所，它其实也是清末民初文人的一个公共空间，承担了文人之间交流信息、联络情感的功能。民国初年刚到北京的鲁迅，自然也要在这个空间找自己的同道，或者借这个空间与同乡同门一起互通有无，宣泄排解游子的思乡之情，平复内心苦闷或者干脆借酒浇愁。
从民国元年鲁迅到教育部工作到1918年鲁迅写《狂人日记》，这几年可以看作鲁迅的“蛰伏”期，也就是鲁迅称之为闷在“铁屋子”内的时期。研究这一时期鲁迅的日常交往活动特别是他如何形成自己的交往圈子，无疑对探讨他后来何以能够如火山喷发一般，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并迅速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代表人物，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据鲁迅这一时期的日记和书信，可以把他的交往圈子分为三层：核心层以许寿裳、许季上和齐寿山为代表，算是至交好友；其次是鲁迅的同门即章门弟子；再次是陈师曾等谈得来的教育部同事。后面我们重点评述前两层。
在鲁迅最好的几个朋友中，一般读者比较熟悉许寿裳，他和鲁迅是真正的绍兴同乡，又是和鲁迅同年赴日本留学，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友谊。在鲁迅由教育部职员周树人成为文学家鲁迅的过程中，可以说许寿裳当初向蔡元培的推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此外，他在鲁迅的日常生活中还扮演了一个聆听者的角色——当鲁迅需要向人诉说自己的苦闷或者烦恼时，许寿裳是最好的对象，因为他从来不会对鲁迅说“不”，更不会对鲁迅的观点提出质疑或反对。在两人的交往中，许寿裳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这对性格倔强的鲁迅来说自然再好不过。不过，其为人过于忠厚在那个时代也不是好事，鲁迅就以为许寿裳“老实有余，机变不足”，所以他最终遇刺身亡多少也与其性格和为人处世的方式有关。且说在民国初年，他和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期间有过两次成功的合作值得一提。一个是在1912年8月，他与钱稻孙、鲁迅三位中华民国教育部荐任科长，被时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指定研拟国徽图案，结果于8月28日完成。他们三人合作设计图样，由钱稻孙画出图例，再由鲁迅执笔文字说明，最后于1913年2月发表。再一个是1913年，他与鲁迅、钱稻孙等代表教育部参与审定国语字音，并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稻孙、鲁迅共同提议“统一读音，不过改良反切，故以合于双声叠韵的简笔汉字最为适用”，将会中审定字音暂用的“记音字母”通过为正式使用的“注音字母”。此事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建立影响巨大而深远。
再说许季上（1891—1953），出生于钱塘（今杭州市）名门世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学者。他19岁毕业于复旦公学哲学专业，曾在北京大学兼课，讲授印度哲学。1912年至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成为鲁迅同事。由于两人都爱好古籍与佛学，因此成为挚友。《鲁迅日记》中，从1912年至1928年间，记载有两人交往的地方达252处。在教育部同事期间（1912—1920），两人经常互访，叙谈，共饭，互借钱款、书籍，一同阅书、买书，同游名胜古迹、博物馆和街市，并互赠书籍、食物和土特产。尤其是在许季上母亲做寿、儿子满月、夫人去世等特殊时期，鲁迅都曾前往贺喜或吊唁。1917年10月至1918年1月许季上生病时，鲁迅前去探望多达14次。鲁迅于1914年出资刻印《百喻经》，也是由许季上促成的事情。许季上于1921年去天津工作，此后一直在那里生活和工作；鲁迅则于1926年8月南下厦门，后转广州，于1927年10月定居上海，这样两人的交往逐步减少。1949年后许季上受聘为天津文史馆馆员，于1953年春病逝。
齐寿山则属于另一种情况，他并非如许寿裳和许季上是鲁迅的浙江老乡，两人成为至交完全由于“投脾气”。齐寿山（1852—1965），名宗颐，字寿山，河北高阳人，是我国著名戏曲艺术家齐如山的弟弟。他早年曾与蔡元培共赴德国留学，归国后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从此与鲁迅交往密切。《鲁迅全集》曾两百多次提到齐寿山。有关两人交往情况可参看姜德明：《鲁迅与齐如山》，《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四期。鲁迅在北京期间和齐寿山相交14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日常生活中，两人多有礼品往来。经济上齐寿山更是鲁迅的坚强后盾，曾多次借钱给鲁迅。此外，两人还合作翻译过荷兰作家拂来特力克？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而且，由于脾气性格相投，齐寿山有时甚至成了医疗鲁迅疾病的“灵丹妙药”，如在鲁迅1912年6月18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文字：“晨头痛，与齐寿山闲话良久，始愈。”
在其著名的《马上日记》中，鲁迅曾有一段绝妙的文字，记述他拜访刘半农而未果，只想了十秒钟就转而拜访齐寿山的过程。这件事发生在1926年6月28日，在其日记中仅仅寥寥十几字：“……往信昌药房买药。访刘半农不值。访寿山。”借此我们可以窥见他与齐寿山的友谊以及后者对其思想和创作上的影响：又想了十秒钟，只好决计去访C君，仍在大毒日头底下的尘土中趱行，这回总算一路无阻，到了。打门一问，来开门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领我进客厅，C君也跑出来。我首先就要求他请我吃午饭。于是请我吃面包，还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却吃面。那结果是一盘面包被我吃得精光，虽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余无几了。
吃饱了就讲闲话，直到五点钟。
客厅外是很大的一块空地方，种着许多树。一株频果树下常有孩子们徘徊；C君说，那是在等候频果落下来的；因为有定律：谁拾得就归谁所有。我很笑孩子们耐心，肯做这样的迂远事。然而奇怪，到我辞别出去时，我看见三个孩子手里已经各有一个频果了。
不过，虽然上述三人是鲁迅民国初年乃至以后相当一个时期的至交好友，但如果要说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事业的影响，则他们不如钱玄同。
说到鲁迅与同门弟子的关系，从日记中可知鲁迅刚到北京时与朱希祖来往较多，但后者对鲁迅思想的影响远不如钱玄同。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正是在钱玄同的不断鼓励下，鲁迅才开始了白话小说创作。从此他们互相支持和鼓励，为新文学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之后由于多种因素，钱玄同与鲁迅开始疏远而与周作人继续保持密切往来。鲁迅对钱玄同，既有由衷的赞美，也有偏激的嘲讽。至于周作人，对于钱玄同的评价则一直比较正面。钱玄同对周氏兄弟的巨大影响，大约用两句话可以概括：没有钱玄同的登门劝说，就没有作为新文学大师的鲁迅；而如果不是钱玄同去世过早，周作人也许就不会“下水”当汉奸。如果要证明文人之同乡和同门关系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变革方向和进程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则周氏兄弟和钱玄同的交往史便是最好的例证。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第五天，钱玄同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在回忆了他们平生的交往后，谈了自己对鲁迅的看法。他认为鲁迅的长处有三：一、治学最为谨严；二、治学是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三、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的痼疾。为此，他以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药》和《随感录》为例，说这种文章如良医开方，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用处的。同时，他也指出鲁迅的弱点有三：一、性格多疑，“鲁迅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二、轻信，“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现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三、迁怒，“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了”。实事求是地说，钱氏的概括一针见血，如果不是对鲁迅有深刻了解，是说不出这些话来的。
当代学者卢毅，对鲁迅与钱玄同的交往有专门研究，对于二人从同乡到同门再到战友最后却反目成仇的历史，有过细致考察。他认为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对他们交往历史的评述，“我与他的交谊，头九年（民前四—民五）尚疏，中十年（民六—十五）最密，后十年（民十六—二十五）极疏，——实在是没有往来”，基本上真实反映了二人关系变化的轨迹。具体说来，他们最初相识于东京时的《民报》社听讲，但当时关系尚不亲密，“仅于每星期在先师处晤面一次而已，没有谈过多少话”。直到新文化运动初期时期，他们才在思想上产生较多共鸣，交往也随之密切起来，而这当中钱玄同往往是主动者。根据《鲁迅日记》和《钱玄同日记》，钱玄同当时几乎每隔几天就到绍兴会馆与鲁迅交谈，往往一谈就是半夜。对此，鲁迅在其《呐喊自序》中有这样生动的记叙：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即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