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名气稍逊者的或者诗歌类的作品，因为读者面的狭隘，就不太容易出版，例如施蛰存在1934年写给戴望舒的信中就有这样的感慨：“现在一切的书局都不收单行本，连预支百元的创作集也没有出路，这是如何不景气的一个出版界啊！”其实就是连鲁迅这样的大家，虽然可以单纯依靠稿酬生活，但也是要相当辛苦才行。因而鲁迅对于蔡元培当年给他支付的中央研究院特约撰述员的每月300大洋的津贴，还是极为看重的，虽然自己也认为拿得有些不够光彩。说起来鲁迅还就此事对其老乡蔡元培有过误会：当初蔡元培提出一个初步推荐名单，鲁迅名列其中，所以对蔡元培极为感激。后来此事有些耽搁，鲁迅就以为是蔡氏想法有变，并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大加抱怨。关于此事，可参看1927年底鲁迅与江绍原、章廷谦等人的书信，在这些信中，鲁迅明确表示出对蔡氏的不信任乃至攻击。好在最后此事得以落实，鲁迅才又对蔡氏改变了态度。这固然与鲁迅性格中的多疑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国时期文人对于经济收入的高度重视，说明在那个时代，文人想从事纯粹的文学创作或者学术研究，而又能在生活上比较稳定的困难程度。对此鲁迅在写给友人江绍原的信中就极为坦白：“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版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以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我想用用功，而终于不能，忙得很，而这忙是于自己没有益处的。”
王国维曾说，“职业之文学家”是以文学为生活，文学不过是生活的一种手段与途径，是生活的物质来源，然而“专门之文学家”是为文学而生活，将文学作为人生存在的最高追求，生活之欲念都抛却在文学之外，成为其纯粹的独立物。只是生活现实不同于精神的理想，尤其对于智识分子来说，文学所带来的物质现状往往令他们陷入困境。朱自清自言买书和抽烟是他的两大嗜好，然而他时常因为经济窘迫而买不起书，只得硬了心肠将结婚时候父亲给他做的一件紫毛水獭领大氅拿到当铺，去换了一本新版的韦伯斯特大字典。当衣物来买书或是买日常用品，或者是买了书欠着书店书钱，在朱自清看来已是十分寻常的事情，因而他也常常督促自己：“自觉欠债之多，必须早日清理。”这在他的日记里是随处可见的。无独有偶，颠簸于上海与杭州之间的魏金枝，早年生活也是困苦不堪，他曾致信杜衡感慨生活的所累：三则过文字生活于我太苦，盖我无钱无饭无烟，即不能下笔，而半年以来，日在穷境中，除衣食之烦恼外，并有各种无谓之新恨与旧愁，如此情形，安能复下一字！……来此以后，委为缮校主任，月薪四十元耳。以汉地物价之高，遂日日手中无钱，欲归亦难，谁复能安心写稿乎！总之，我日有老意，既不能随俗变化以求一己之享乐，又不能奋发有为以与捷足者争先，所谓左右为人难也。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202页。
自古以来，文人总被冠以“清高”或是“孤傲”的名分，似乎文人就理应不食人间烟火。然而情状恰恰相反，文人以文为生，同时也需以文为活。无可厚非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总是人类生存所面对的最基本的要求，然而这类生产从来不是孤立进行的，而只有通过许多个人的共同交往活动才能够被完成和实现。
到了民国后期，文人们的日常生活依然拮据。与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有密切关系的叶灵凤，在《忘忧草》中就撰文记录了关于作家生活保障的随感，他说：“今日作家提出生活保障的要求，并非如郁达夫先生初期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文人怀才不遇的喊穷；更非张资平之流以低价收进文艺青年的原稿，标上自己名字去换大钱的那种贪欲的谬想。今日作家的生活保障要求，乃是为了要取得写作时心理上必须的安静，乃是为了要充实作品的内容提高作品的水准，乃是为了要加强文艺对抗战建国的服务。”诚然，叶灵凤的话语是中肯的。无论在哪个时代，文人作家最需要的只是足够的温饱，然而现实中作家以文卖钱，却也只能维持基本的日常开支，甚至有时候连米也买不起。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曾经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说，一间自己的屋子，以及每年五百磅的收入，是创作的基本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家平静并且客观地思考各种问题。实际上，文人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为了满足自我精神情感领域的需求，文人的精神世界往往比其他人承载着更多的负担，他们的精神情感时常得不到恰当的释放，而物质资料的贫瘠更是造成了他们对自身价值的怀疑。如果说伍尔夫必须具备如此的经济条件才能生存且继续进行文学创作的话，那么民国时期的大部分中国作家又何尝不希望能免于为生存而奔波的命运。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让文人感觉到生存的艰难以至于卖文都难以为生的话，如果那些很有才华的文人学者被迫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创作和研究，而为谋生另寻他路的话，如果很多坚持纯粹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者不得不向通俗、低俗和庸俗低头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一定在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问题。陈寅恪当年曾经感慨，如果在高校教书也已不可能的话，则文人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下海经商了。作为浙籍文人，本来还有一条出路，就是从事“绍兴师爷”那样的职业，为高官达人担任幕僚。这本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职业，春秋时期就已出现，当时叫做“门客”。不过，在民国时期，我们发现，浙籍文人中真正可以借此谋生者已经寥寥无几，而下海经商成功者也不多见。文人到最后，恐怕还是要拿起笔来，用自己最熟悉也最有力的方式，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做出自己的评价。至于谋生问题，如果能够满足最基本的人生需求，也就姑且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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