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乐论篇》，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谢墉云：《礼记》、《乐记》作论而不息，此作乃之讹。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此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是先王立乐之术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听其颂雅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其义一也。
出所以征诛，则莫不听从；入所以揖让，则莫不服从。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乐之术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齐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天下畏之。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柱按：据上文当捝“奈何”二字。故曰：墨子之于道也，犹瞽之于黑白也；犹袭之于清浊也；犹欲之楚而北求之也。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致足其上矣。然后名声于是白；光辉于是大；四海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师；是王者之始也。乐姚冶以险，则民流僈鄙贱矣。流僈则乱；鄙贱则争。
乱争则兵弱城犯，敌国危之，如是则百姓不安其处；不乐其乡；不足其上矣。故礼乐废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贵礼乐而贱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宪命，审诛赏，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太师之职也。墨子曰：“乐者圣王之所非也，而儒者为之过也。”君子以为不然，乐者圣王之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俗易。原作“其移风易俗”，王先谦云：《史记》作其风移俗易语皆未了，此二语相俪当是其感人深。其移风俗易，王校是今据正。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下略。
庄子虽未显斥墨子非乐之非，然历引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乐，则其意可知。至荀子之言，则可谓精辟矣。夫天地之道，一阴一阳，一昼一夜，此天地之所以有生物也。万物虽原乎阳光之力以生；然亦必有夜之阴以息之，而后可以生长。借令天地有阳而无阴，有昼而无夜，则必不能生物。何者？不待生而早已焦死矣。万物之生，本于天地之有阴阳昼夜，故万物之长，亦不能自违其道，而必有动静劳逸以为对待，而后生生之理具焉。此不独人为然，而于人为尤著。盖人之劳动其身心，比禽兽为甚；故其逸乐亦当比禽兽为甚。故禽兽之乐，止形之于口；而人之乐，则口之外并形于金石矣；此自然之势也。而墨子必欲去之，无乃逆于生物之原则乎？故墨子之非乐，不特当时诸子非之，即其弟子亦非之。《三辩篇》云：“程繁问于子墨子曰：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驰，无乃乃下原有非字，据俞校改。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
此“驾而不税，张而不驰”二语，最足尽墨学之失。是非乐之说，虽墨子弟子亦不甚尊信之矣。盖墨子徒见天下之有苦，而不知天下之有乐。夫使天下之人，皆趋于苦而无有乐生之意，尚成何世界乎？善哉，荀子之非墨子也！曰：“天下敖然若烧若焦。”杨注：敖当读为熬。“熬然若烧若焦”六字，可谓切中墨子之道。盖推墨子之意，必当使天地有画而无夜，则人亦有作而无息，非“使天下熬然若烧若焦”不止也。
（五）对于节葬说之反对
《庄子·天下篇》，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
《韩非子·显学篇》，墨子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
此反对墨子节葬之说，其理由固无大足以动听者。然以韩非之刻，犹以墨子为戾，本陈沣说。则墨子节葬之过，势必流于残忍可知。且墨子既节葬，而又明鬼；是矛盾之教也。王充《论衡·案书篇》云：“儒学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传而墨法废者，儒者之道义可为；而墨之法仪难从也。何以验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违其实，宜以难从也。乖违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谓鬼，审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尸，此于其神厚而于其体薄也；薄厚不相胜，华实不相副，则怒而降祸。虽有其鬼，终以死恨。人情欲厚恶薄，神心犹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祸常来也，以一况百，而墨家为法，皆若此类也。废而不传，盖有以也。”
王充之难，盖可谓切当。
（六）对于好辩之反对
《庄子·骈拇篇》，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
《庄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
此可见墨子好辩；故后世之墨多以诡辩相胜。
（七）对于称道古昔之反对
《韩非子·显学篇》，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
此非儒墨之复古也。韩愈云：“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而不知儒墨所言之尧舜之名虽同；而所以为尧舜之实者盖不同也。
总而论之，非墨者大约为儒道法三家。《淮南子·汜论》训《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是杨朱亦非墨也。道家如庄周则毁誉各半；而对于墨子之人格则极称道之。法家如韩非，虽非之亦不甚力。惟儒家之孟荀非之最甚；而荀卿为尤辩。盖墨之非儒最力，故儒之非墨亦最力。各欲为其术争胜，故破坚陷敌之词虽多，而两怒溢恶之言，亦时所不免也。然至汉之儒者，则颇有持平之论。
《史记·自序》，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中略。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藜，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势异时移，事业不同，故曰：俭而难遵。要其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汉书·艺文志》云：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义，而不知别亲疏。
此汉儒之论，司马谈父子或言其贵黄老，而非儒。然《史记》列孔子于世家，称为至圣，则亦儒也。可谓切中。岂非以汉武以后，儒术独尊，墨学已微，语非对敌；故易得其平欤？然自此以后，称之者亦少，惟昌黎韩愈奋起于唐，以孔墨并称，曰：“辩生于末学，非二师之道本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韩氏固最服膺孟子者，而独于此则不复顾孟子无父之斥，禽兽之称，毅然斥为末学之辩。其言虽无当于墨学。要不可谓无爱于墨子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