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感到沉重的、充满疑惑的一天来到了。我们在快到十二点的时候来到医院，不久，我们女儿的教父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也来了。巴尔奇在前一天就提出，要我们的哪一位亲戚或熟人在进行手术时在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请求迈科夫办这件事。
我们的女孩子通常在吃过早饭以后入睡，医生决定在这时候给她上麻药。但是我们迁往医院时，在城里转了一圈，陌生的环境使她感到很兴奋，以致睡不着觉。那就决定在她醒着的时候给她上麻药。巴尔奇和他的助手格拉马走进房间。巴尔奇得知我和丈夫想要在手术进行时在场，他表示反对。
“得了吧，”他说，“待会儿一个人晕倒，另一个人发病，那就只能放弃手术，先使你们苏醒过来！不，你们俩必须离开，如果需要，我会差人来请你们的。”
我们在女儿身上画了几次十字，为她祝福，又吻了她，她在麻药的影响下开始入睡了，那时候巴尔奇便从我手中把她抱过去，然后小心地放在床上。我和丈夫走出房间，心惊胆战，唯恐再也见不到女儿活着。仆人带我们到远处的一个房间，让我们单独留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面无人色，双手发抖；我也激动不安，险些儿站不住。
“安尼娅，我们来祷告，求上帝帮助，上帝会保佑我们的！”我的丈夫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对我说，于是我便跪下来，开始热烈地祈祷，大概我从未像这时候那样热烈地祈祷过！忽然间，传来不知谁的匆促的脚步声，接着迈科夫走进了房间。
“巴尔奇请你们上那儿去，”他说。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顿时产生了同样的想法，——大概是莉利亚经不住氯仿麻醉，巴尔奇要我们去见她最后一面。在此以前，我从未经受过如此的恐惧：在我眼前猛然浮现出我的大女儿死亡的情景。我丈夫抓住我的手，用他那抽搐的手把它握紧，我们俩便急速地、几乎奔跑着在过道上行走。我们进入房间，看到巴尔奇（没有穿常礼服，白袖子卷了起来）好像很激动。他用手势招呼我们到床边，我们的女儿正在床上安静地睡着。她那只骨折的手现在已经完全接正，没有先前使我们惊慌不安的凸出处了。此刻，它伸开着，平放在一只小枕垫上。
“你们瞧，”巴尔奇说，“看到没有，手已经完全接正，你们本来好像不相信吧？现在你们走到旁边，让我把手术做完。”
巴尔奇当着我们三个人的面开始给手包扎，上石膏绷带，他的动作是如此敏捷（七分钟），以致我们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手术就已经做完了。格拉马医生始终在观察女孩子的脉搏。接着，巴尔奇认为已经到了应该叫醒她的时候了，他便叫我大声喊她的名字。她很久没有醒过来，当她恢复知觉、望着自己那被吊起来的小手时，十分惊异，并且一本正经地说，她的“小书”此处表示孩子发音不准，她原想说“小手”。——译者注是糖做的（根据石膏的颜色）。
啊，一切均告结束，医生们走了，只剩下我们和亲爱的小东西，这时光，我和丈夫真是幸福无比。我们的喜悦和快慰很难用笔墨形容。我们觉得自己所有的痛苦和忧虑都烟消云散，永远不会再重现；然而，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彼得堡又待了一天，由于手术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一次骨头是否接正）要三个星期以后才见分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决定不再等待，立即前往旧鲁萨，到他日夜思念的费佳身边。我呢，当然不必说了：想到自己心肠那么硬，竟然丢下亲爱的儿子不管，我就不能不感到痛苦，老是担心他会遭灾受难。因此，我乐于丈夫赶紧回去。我知道他是个十分温存、体贴的父亲，相信他一定会保护好我们亲爱的儿子。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和莉利亚两人留在彼得堡，我得经受什么样的苦恼。首先，我感到惶惶不安，唯恐她在房间里跑来跑去会跌跤，那只病手会被压在身子下面，或者撞到什么东西上。任何不灵巧的动作都可能使石膏裂开，绷带移动，从而骨头又会长歪。我时时刻刻注意她，但她是个性格活泼的小姑娘，这就使我一直处于害怕和紧张的状态中，神经因而变得极度衰弱。我连晚上也睡不好，时时醒过来，看看莉利亚在睡梦中是否把那只受伤的手放在身子下面。而且，这女孩子惯于和家里人住在一起，周围有爸爸、弟弟、保姆等等；可在这儿却孤孤单单，因此，她当然会感到寂寞而使性子、哭闹。又加上城里又热又闷，医院里有一股药味。不能不到外面去，何况我很想去看看母亲，她还未曾复原。可是到街上去，孩子很可能会跌跤、碰伤。我没有力气抱她，让她自己走吧，她又不能走多久，要是乘出租马车，那简直是遭罪：上车或下车时，女孩子的手都很容易碰伤。
除了为莉利亚惶恐不安外，我又时刻想到丈夫，不知他此刻怎么样，有没有发病。我从他的来信中知道，他想念我们，为我们担心，可我却一点儿也帮不了他的忙。我苦苦思念我那亲爱的儿子，而且为母亲忧虑，怕她脚上的伤不但没有愈合，而且越来越痛得厉害。由于这一切，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以致一天要啜泣、痛哭好几次。
可是不幸继续追踪着我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动身后几天，我的弟弟伊万·格里戈利耶维奇（他的妻子即将分娩，因此他每天只能离开别墅很短时间来探望妈妈和我）到我这儿来，他的神情是那么忧伤和抑郁，一下子就引起我的注意。我开始盘问，是否出了什么事，他回答，一切都好。他的妻子身体健康，妈妈甚至觉得好了一些。“那么，他究竟为什么这样沮丧，有时候眼睛里还噙着泪水？”我想。他很快就走了，我思忖，是不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或者我的儿子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而我弟弟把这事瞒着我。我心慌极了，整夜未曾合眼，想象着种种可怕的情景。第二天一清早我就打电话给弟弟，要他务必到我这儿来一下。弟弟来了，样子跟昨天一样忧伤和抑郁。我把我的疑虑——是否我家里人在旧鲁萨出了什么事——告诉他，并且说，我无法再经受这样的忧虑，只能冒着断送女儿治疗成果的风险，今天就带她回家。弟弟向我保证，他未曾接到来自旧鲁萨的任何坏消息，他之所以忧伤是别有缘故。我弟弟看到我态度坚决，担心我真的会走；而且，我本来已经被我们的灾难搞得心神不宁，他怕增添我的苦恼，终于决定把我们家新的不幸——我们唯一的姐姐玛丽娅·格里戈利耶芙娜·斯瓦特科夫斯卡娅的死讯告诉我。玛·格·斯瓦特科夫斯卡娅和她的丈夫以及两个大孩子于1871年11月去国外，把两个小的孩子留在彼得堡。1872年2月，他们住在罗马。在那儿的游憩场所，她染上了疟疾，或者，根据另一些医生的意见，她得了伤寒症，病了两个月，于5月1日去世。她的丈夫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把这个噩耗通知我们，而只通知了和他的孩子们住在一起的他的姐姐，告诉她，他即将回国。——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我和弟弟都非常爱姐姐玛莎，她过早弃世的消息使我们震惊。我们的姐姐是个漂亮、健康和乐观的女人，她不久以前才满三十岁。除了深切地为她惋惜外，我和弟弟又想到她的四个孩子，对他们来说，她是个慈爱的母亲，如今他们怎么办呢，我们为此感到忧虑。我们悲痛欲绝，我那可怜的女儿看到我们流泪，也放声大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凄惨的一天！
当最初的哀伤时刻过去以后，我开始详细询问弟弟，他是怎样得知这一无比沉痛的消息的。原来他按照我母亲的要求去看望姐姐的孩子们，在那儿，他碰到早晨刚从国外回来的姐夫。弟弟知道，我姐姐的噩耗对我是个可怕的打击，他担心我会伤心得病倒，那时候就没有人照料我女儿了；因此，他不敢告诉我。弟弟说，他把自己的悲痛对我谈了以后，就感到轻松了一点，也可以就这件事同我商量了。我们俩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把玛莎的死讯告诉母亲。玛莎是她的长女，我和弟弟担心她会经受不住这一灾难，会因此而中风或者精神错乱。
我和弟弟决定暂时对母亲隐瞒姐姐去世的消息。我打算说服妈妈跟我一起去旧鲁萨，使她在那儿逐渐作好思想准备，然后我再把这件不幸的事告诉她。我还指望我丈夫在这方面帮助我，他跟我母亲一直相处得很好，他能影响她。但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竭力反对我们的计划1872年5月30日的信。——安·格·陀思耶夫斯卡娅注[21]，认为实现这个计划只能加深母亲的悲痛。他劝我们一定得现在就告诉她，这样，她可以让丧母的外孙们和她一起分担痛苦。
我们的任务由于下述情况而变得复杂化了：给我母亲治病的医生得知我们遭到了新的不幸，要求我们在她脚上的伤痊愈以后再把这件事告诉她。他肯定地说，由于激动和哭泣，炎症无疑会加剧，那时候就得切除脚趾了。怎么办才好呢？——这对我和弟弟来说是可怕的问题。何况弟弟有他自己的急事：他的妻子日内就要分娩，而且是头生，我弟弟和弟媳十分担心，一切是否会顺利地过去。我也有自己的苦恼：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我亲爱的儿子、为女儿的手术是否会获得成功、为我母亲的病而苦恼，而现在又有新的、难以忍受的灾祸落到我们头上！在这样的时刻，你会真正感觉到，慈悲的上帝让我们经受考验，同时也会给我们经受考验的力量！
于是我们就决定把姐姐的死讯瞒着亲爱的母亲，到适当的时候再告诉她！但是我们这样做是多么艰难！要知道，妈妈谈到自己的女儿，那口气就像她仍然活着，妈妈还写信给女儿，并且为她准备回家时的礼物。听到她谈起玛莎，我们心里是何等难受，同时，我们说每句话都得小心翼翼，以防说漏了嘴；其实，我们自己想到死者，就心情沉重，忍不住掉泪。妈妈常常发觉我在流泪，可是我告诉她，我是在为手术是否成功，为待在旧鲁萨的亲人们担心。
时间在流逝，而我们却迟迟下不了决心把我们的秘密揭开。但是我母亲为了生病的女儿杳无音信而忧心忡忡，突然决定去探望她那些年幼的孩子们。无论我和弟弟怎样劝阻，怎样说明，她这次外出可能会损害她那受伤的脚，她还是坚持要去。在这之前，我接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几封信，它们使我们采取的决定发生动摇。最后，我们商定了探望孩子们的日期。我和医院里的女护士说好，请她和莉利亚在一起待上两三个小时，让孩子玩玩具，然而我心里却忐忑不安，生怕护士离开的瞬间，孩子会惹出什么祸来。我弟弟也很怕离开自己快要分娩的妻子。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让亲爱的母亲坐上轿式马车，去探望亡姐的孩子们。在这一天，我和弟弟真是受尽了苦楚！我们的车子驶得很慢，以免碰到母亲受伤的脚，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押赴刑场似的。每一分钟，每次车轮的转动都使我想到，我们离开可能发生的不幸（甚至我母亲的死亡）越来越近。这真是太可怕了！直到现在，事情过去了许多年，忆起这一天的经历，就如同梦魇一般！
马车驶到了姐姐的住宅（在意大利街），看门人和打扫院子的人把我母亲抬到二层楼。两个大的孩子利亚利娅和奥莉娅奔下楼梯来迎接妈妈。但是姐姐没有和她们一起来，这使我可怜的妈妈十分惊奇；她顿时（她后来是这样说的）恍然大悟，她的女儿已经不在人世。
“玛莎死了！我亲爱的玛莎死了！”她疯狂似的喊叫起来，号啕大哭。孩子们也哭起来，我和弟弟跟着哭。帕维尔·格里戈利耶维奇（姐夫）也来了，心情同样十分激动。这时候出现了令人心碎、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悲痛情景。过了约莫两小时，我们才稍稍平静下来。必须考虑把妈妈送回家，因为把她留在斯瓦特科夫斯基家是不行的：在这个风尘仆仆，尚未恢复元气、安顿下来的家庭里，叫谁来照料她这个病人呢？何况妈妈本人也要回家，想独自经受痛苦。弟弟必须赶往他那快要分娩的妻子那儿，而我则需要回到医院里莉利亚身边；可是这时候我们大家却在继续流泪、悲叹。最后，妈妈接受了我们的劝告，同意让我们日内再陪她去探望可怜的孩子们。于是我们又带她坐上马车，让车子慢慢地驶回家去。从她那儿出来，我迅速赶回医院，真幸运，那儿一切都很顺利：我看到莉利亚和护士在床上睡熟了。我不忍心让母亲独自去承受沉重的痛苦，于是就马上给我女儿穿上衣服，带她一起到我母亲家里，在那儿度过这一天余下的时光。我和母亲哭了许久，我稍稍感到轻松了一些，因为用不着再向妈妈隐瞒那个使我和弟弟苦恼的秘密了。
我和莉利亚回到旧鲁萨后，稍稍平静了一阵子，但是这种日子持续不久：由于重感冒（此年夏季多雨、阴冷），我的喉咙里长出了脓疱，一连几天，热度高达四十度左右。在一个不祥的日子，来到此地度夏的主任军医И。А。申克认为有必要告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如果一昼夜之内脓疱不破，那么，他就不能对我的生命负责，因为我精疲力竭，心脏功能衰退。听了这些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心急如焚。为了不使我感到紧张，他当着我的面并不流泪，而是走到约翰神甫那里，坐在桌边，双手掩脸，泪如雨下。神甫的妻子走到他跟前，问他医生究竟说了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