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他是1949年之后台湾政治史上最诡谲、最壮阔的一个传奇。
他曾是蒋介石倚重的红顶智囊，但在威权年代，坚持民主宪政，成为对抗国民党政权机器的报人与政治家，令蒋介石万分头痛。
他曾创办《自由中国》，鼓吹自由民主，并曾筹组“中国民主党”，挑战当时当权者所主导的政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最后被捕入狱，当时蒋介石甚至亲自要求其刑期不可少于十年。
让我们把时钟调回五十年前，在海峡的右边，一份杂志因为发出不容于台湾当局的声音，被蒋介石下令停刊，其负责人雷震被捕。宣判当天，蒋介石明确指示，“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
尽管这份杂志再也没能死而复生，雷震本人坐穿了牢底，也没能亲手实现自己的主张，但今日台湾之民主政治的确立、成熟，却正是以这份名叫《自由中国》的杂志为滥觞的。
雷震在国民党内曾经担任大官，他对现实政治有深入的了解，与文人作家和报人不同。随国民党来台的知识分子很多，大家都选择缄默，胡适的“宁鸣而生，不默而死”是讲给别人听的，他自己就做不到。祖国大陆时代大鸣大放的文人，来台湾以后，只能谈风月，不敢碰政治。雷震却挺身而出，越讲声越大。雷震的道德勇气激起不少知识分子的共鸣，这些流离失所的书生，找到了发泄的管道。
1949年国民党仓皇败逃台湾，此后蒋氏立志“勿忘在莒”、“反攻大陆”，以严厉的独裁手段开始了对台湾的统治。当此之时，另一种声音却正在岛内蓬勃滋长，它，就是《自由中国》杂志。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从已公开的雷震狱中回忆录部分的复印件等相关档案来看，蒋介石确实在雷震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雷震案的判决结果，根据目前所揭露的内幕，完全是蒋介石个人意志主导的，才使得一个终生热爱中国与追求言论自由的民主先辈蒙受不白之冤。
史料显示，蒋介石数度召集党、政、军高级幕僚开会，并指示，办案有如作战，要求参谋多拟几个腹案。宣判当天，他又明确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后来军事法庭的判刑果然与蒋的指示完全相同。
1与国民党关系的恶化
雷震是中国浙江省长兴县人，1897年出生。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又进入京都帝大的大学院（研究所）主修宪法，对宪政理论相当熟悉。
回国之后，雷震和国民党当局的关系相当好，做过很多党务工作。他担任过的重要职务有：南京市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教育部总务司司长。抗日战争时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战争结束后任政治协商会秘书长、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时，上海金融混乱，雷震曾协助稳定上海金融，也是“上海保卫战”的三要角之一。到台湾后，他曾担任台湾当局的顾问。
从这些职务可以看出，雷震的政治关系很好，算是出身于国民党权力核心的人物。没想到他创刊的《自由中国》，后来却和中国国民党愈走愈远，直到最后他被开除党籍，甚至成为阶下囚。这当然和台湾的民主运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自由中国》创刊后，得到国民党的支持，部队都订阅了，可见它具有相当大宣传的作用。但是，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来的第二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改变了国民党政府的地位。本来国民党在祖国大陆的种种败相，令美国失望，而在这个时候，美国发表对华白皮书，准备放弃国民党。
朝鲜战争爆发后，祖国大陆积极发动“抗美援朝”，美国因而改变了对东北亚的政策，派第七舰队所谓“协防”台湾，接着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协议》。国民党政府得到国际靠山——美国的回头支持，其处境再度好转，于是就不太需要《自由中国》为它宣传，因此对这本杂志的支持就大不如前。
然而，胡适、雷震等这批知识分子并不是轻易就被哄着玩的，他们认为既然有必要宣传民主，这份杂志当然要继续办下去。而台湾当局的对外交往已经改善，他们就转而检讨台湾的内政，结果就触碰到当时的一些政治禁忌，和统治当局的关系就逐渐紧张了。
雷震与国民党政府关系的恶化，要追溯到1952年他的香港之行。这一次的香港之行，不但使得他与蒋介石关系日趋恶化，而且也使得他与蒋经国的关系渐趋恶化，不知不觉中已卷入政治的漩涡中。
1952年1月，雷震奉蒋介石之命，以特使身份赴港，慰问流亡港、澳的“反共人士”，并邀请滞留香港的民社、青年两党领袖，来台共商“反攻大计”，以期早日“反攻大陆”。同行的洪兰友是位花花公子，一到香港就花天酒地去了，全部的工作几乎都由雷震在做，十分辛苦。
雷震拜访了孙科、王新衡等国民党大佬，事实上这些人是请不动的。雷震打听到在香港真有一个第三势力，正在招兵买马，亟思“反攻大陆”；而且认为国民党、蒋系人马都是败类，所以他们只想独力“反攻”。当然美国方面已经介入其中。
青年党主席左舜生向雷震提出，“为了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希望国民党退出军队，以实现军队国家化”等。这些重要问题，雷震当然不敢擅自作主，只是承诺回台后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看了报告后，勃然大怒，认为这种意见应该当面就拒绝，不必报告。从此，雷震就被蒋氏父子逐出门墙了。
雷震在日记中曾经记载这段往事：3月29日，在圆山忠烈祠公祭时，巧遇蒋经国，彼即约余谈话，开口就说：“你们有个提案，要撤销军队党部是不是？”余答以“不错”，并云：“军队今日有政工人员，何必再来另一组织之党部。”彼云：“你们是受了共产党之唆使，这是最反动的思想。”余正拟申辩间，彼又谓：“这是最反动的思想，你们这批人，本党不知吃了多少亏，今日你们仍不觉悟，想来危害本党？……”其态度如此无礼貌，出言如此不择词句，令人非常难过，回思余在港时，不知替他们辩了多少……余不辞舌劳，多方为之辩护。不料今日以同一方法来对付我了！岂应以怨报德欤？
雷震对此深感伤心遗憾，也觉得委屈窝囊，甚至使他整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但却无可奈何！只能接受消极的生活哲学——“能忍自安”。蒋经国对雷震的蛮横态度，已如前述；更可怕的是，刚刚复行视事的蒋介石也向雷震开骂了，而且骂得更狠、更凶。
雷震在日记中记载：
“闻今日上午军队党部改造委员，在圆山就职，并举行纪念周，雪艇、少谷、正纲诸先生均在座。总裁致词时，对余及兰友转述港方人士之建议，请废止军队党部，而以政工人员代行军队政治教育及宣传三民主义之机构，予以痛切申斥，并责骂谓我等此等行动与匪谍及汉奸无异，为一种寡廉鲜耻之行为，内容大都是责骂之词！
从以上蒋氏父子对雷震的公然侮辱，以及雷震的自我觉醒，可以看出雷震与蒋氏父子的关系，已经渐行渐远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雷震又把军方得罪了。
在1951年6月《自由中国》第4卷第11期上，由编辑夏道平执笔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针对台湾当局金融管制引起的情治人员贪污案件，提出相当严厉的批判，因为这篇社论，军方断然停掉部队里所订的《自由中国》，禁止再订阅。
雷震为了把《自由中国》杂志办好，少了这一笔很大的收入，可以说是逢人便求。见到工商界有钱的朋友，就请他们帮“钱”忙；见到文教界能写文章的朋友，就请他们帮“文”忙。以雷先生过去在政界的地位，一下子转而要他放下身段，到处低声下气地求人，其尴尬无奈的情境，可想而知。
然则，因为《自由中国》的言论批评时政甚为激烈，所以文教界的朋友避之唯恐不及，不敢为之撰文，甚至敬而远之。雷先生曾为此事于1952年2月写信向胡适先生诉苦：《自由中国》出版已两年有余了，经费困难与日俱增，台湾方面门路日窄，香港商人亦日渐穷困，实难筹得款项，以维持于久远。兹托纪五（王世杰的长子。——作者注）弟询问，可否由先生在美募集基金，顷得纪五函，已蒙首肯……如果先生登高一呼，则响应者必有多数。若能募得美金一万元以上，则今后的《自由中国》，再不会有经济困难了。
在两蒋独裁的时代，无论何人，一旦背起“政治黑锅”，莫不感到“痛心”，或“心痛”，甚至“痛不欲生”！这也是当年雷震的亲身经历。
至于雷震先生，因为当年《自由中国》杂志的言论，抨击时政甚力，要求台湾当局施行民主政治等，自然引起台湾当局的不快，以致迭遭群小侮辱，例如当时就有人造谣“雷震扛着胡适的招牌，乱喊自由民主”云云。
此外，雷先生也曾为了编辑问题，写信向胡先生诉苦，所谓“好稿子难求，坏稿子难退”：弟对此刊，不仅编辑、拉稿，即校对、发行，亦躬与其事，故常感办刊物之苦也。其中最苦者为退稿子，尤其退“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及许多知友之来稿，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就先生所知者举例言之，如“监委”萧一山、郝遇林、曹德宣，“立委”杨幼炯、张九如、王德徽、侯绍文等，还有“国大”代表及改造委员会人员等都退过稿。凡是退过稿的朋友，以后就不来往了……
然而好稿难求，求到后却是麻烦的开始。
1955年元月12卷1期的《自由中国》，有一篇读者投稿《抢救教育危机》，指责救国团的体制是非法的，进而检讨国民党的党纪。此文刊出之后，雷震和国民党的关系更加恶化。最后，国民党以不守党纪、影响国民党名誉为由，最终将雷震开除党籍。
2“祝寿专号”事件
1956年，《自由中国》有一期祝寿专号，影响了很多人，但也是祸事的肇因。
雷、蒋关系益趋恶化，最显著的迹象，应该是从“祝寿专号”事件开始的。
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七十大寿，各界莫不以欢欣鼓舞的心情，举办各种祝寿活动。而蒋个人则以正值台湾步履维艰之际，寿人不如寿台，因此表示要“婉辞祝寿，提出问题，虚怀纳言”。
蒋介石同时提出六项“婉辞”意见，交台湾行政当局所属的新闻主管部门转告各报章杂志等媒体，并向全台发布消息，公开征求各方意见，以期获致集思广益的效果。蒋介石假惺惺地希望人们“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分别缓急，采择实施”，尤其第六项意见曰：“并盼对中正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以及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规正。”
于是，《自由中国》特别推出一期“祝寿专号”，除社论是以“寿‘总统’蒋公”为题外，另外还邀请胡适等十五位海内外知名的学者撰文，他们都是关心台湾事务的专家、在野党领袖以及蒋的知己。他们无论对台湾事务建言或对蒋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等，莫不忠实而毫无保留地“直率抒陈所见”。
蒋没想到在《自由中国》周围竟有一群主张自由、民主、“宪政”的爱台之士，把数十年来藏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都说出来了，这在当时的确是一桩大快人心之事。
蒋介石七十大寿，他表示要察纳雅言，希望各界以进言代替祝寿，原本是做给外界，尤其是美国人看的；但是这群天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竟然信以为真，包括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蒋云田、徐道邻、王世杰和雷震等人都发表文章，出了这一期祝寿专号，社论是《寿“总统”蒋公》，建议要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并要求实施军队非党私有化。
胡适写了一篇《讲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希望蒋介石要做到无能、无治、无为，不要个人独裁。徐复观的《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以心理学的观点来分析蒋介石的性格。这一期祝寿专号出刊之后，销了9版，十分畅销。此后，《由由中国》的敏感度节节上升，颇让蒋氏父子难堪，台湾当局渐渐难以容忍。
例如主张言论自由、军队非党私有化、确立责任“内阁制”、选拔继任人才，以及对蒋介石个人的批判，等等。如此一来，把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专横，以及蒋的人格特质等，批评得几乎体无完肤，使得蒋感觉既窝囊又气愤，真正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于是军方、《“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等单位一起围剿，军方刊物以“思想走私，为共产党统战铺路”攻击《自由中国》，《中华日报》当时的主持人曹圣芬甚至写文章表示《自由中国》这样的杂志社应该加以捣毁，“总政战部”也出了一本《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所谓“毒素思想”是：主张言论自由、军队非党私有化、建立自由教育、对蒋介石个人的批判等。
《自由中国》的言论不见容于当道，受到当局相当大的反扑，但是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死心，更进一步从1957年开始，连续七个月以社论方式推出15期有关今日问题的讨论：
（1）殷海光执笔的《是什么就说什么》，表示今日大家都在讲假话，以“反攻大陆、台湾利益、基本政策、非常时期……”这些话妨碍我们应该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是什么就说什么”，尤其要把台湾人民和国民党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