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过宣布大会的第二天，天刚亮，我起床去挑水。按照规定，我每天要给所有一同下放的非右派同志们挑水，这是我的改造内容之一。我去房东家厨房里拿上水桶、井绳，便往村后的水井上走，心中思虑重重。我最怕从井里把满满的水桶拔上来，北方黄土地的水井比南方的水井深得多，一般有七八丈深，拔一桶水要用九牛二虎的力气，稍一疏忽便会把水桶掉在井里，甚至自己也跌下去，那就更不得了。井离我们住的刘柱儿家有半里多地，一担水有大约一百斤，我要连挑三担。这三担水，要用掉我整整一个半钟头和几乎是一夜间养好的气力，为此我得要比别人少睡两个钟头。每天我不等醒来，睡梦里已经开始在害怕。有时候大李高兴了，还会随口说一句：“老王，给刘柱儿家缸里也挑两担。”我只能遵命，这就更吃不消。
我当然也在想昨天的宣布大会，以后怎样在村里做人？……同时我还在考虑着一份没写好的“思想汇报”，这是我每周要交一次的重要材料，由下放小组讨论后，再由王组长带回学校交到系总支去，作为我将来能否摘帽的根据。昨天下午的批评会上，小张说，我来这村每天埋头干活不说话，是“抵触情绪”的表现，王组长和大李他们都说他批评得“深刻”，要我虚心接受。我心里不服，但是必须接受，而且要在汇报中把产生和解决这个思想问题的过程详细交代，我真不知怎样写这份材料才好。
想着，想着，不觉已经走到井边。
一抬头，我吓了一跳。桃花姑娘，她包着一方头巾，脸冻得红红的，身边一担水桶，笑眯眯地立在井台上。
“老王！你早！”她说。
不等我回话，她提起她的桶，便把已经打好的水给我往桶里倒，两桶倒满，说一句，“走！”仍是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不知说什么好，直呆呆望着她，她再说：“愣着干吗？你走呀，俺在这儿给你拔井，你快去快来！”
她真让我为难了。她昨天不是也去开会了吗？我看见她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她这是做什么？是来监督我的吗？但是她为什么要帮我拔水？我惶然地望着她，不知所措，她也望着我，但是那双小而黑的眼睛里充满着友善，让我的心感到安定。我说：“你这是……？”
“帮你挑水呀？”她含笑地说。
“你昨天不是听见了吗？”我只好这样说话。
“这有啥，不就是个‘右派’吗？你来的头一天俺就知道了。你们王组长告诉俺的。”
见我不说话，她再说：“别愣着，挑上走吧。快去快来！”
我说什么好呢，水已经在我桶里，而且，这时天刚亮，并没有人看见，我便挑起就走。我回来，她又倒两桶给我，这样我轻松地挑了第二担。第三担刚一上肩，她又说：“送去再来一趟！”
我“哦！”了一声，就走了，完了真的照她的话又回到井上。她还等着我，而且拔好了第四担水。
“给俺舅家也捎一担。”她说，仍是笑眯眯地。
她舅？是谁？我正纳闷，她说：“刘柱儿呀，你们的房东。叫你立个小功嘛，有啥不好的？”
她什么都知道，也考虑得周全，我有什么好说？我微微一笑，向她表示谢意，不知说什么才好。而她却比我大方得多，她说：“坐下歇会儿，人家还没起床呢，怕啥？”
我真的累了，便在井边石头上坐下。朝霞已由青变红。整个天都蓝了，空气清新而冷冽，甜滋滋的，像井底的水。桃花姑娘的帮助给我心中带来的感受和这静悄悄没别人在场的环境，让我忍不住要大胆地抬头仔细瞧瞧她。她握着扁担站在我面前，直统统的腰身，没一点儿曲线，矮小的身材把她粗壮的腰杆衬得更粗壮，她的眼睛、鼻子和嘴都很小，集中在脸盘的中央，耳朵也小，鬓发掠向耳后，于是面庞便显得很宽。她整个脸盘儿都是红彤彤的，高高的颧骨上和嘴角上是毫不掩饰的憨厚的笑容。她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呢？我怎么会和她两人这样单独在一起，而且受到她这样的帮助？
姑娘近在咫尺，对我这样地友善，而我觉得，我和她之间隔着一座山。
这样美好的清晨，淡淡的薄雾轻抹在果林的层层墨绿上，真是诗意盎然。
多么幸福的生活啊！我的妻，我的早已经随风而去的妻，站在这个井台上，我的妻在帮我挑水……
一个粗腰身红面孔小眼睛的乡下姑娘，她定定地站在我面前，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
“俺是真心实意想帮你”
我走神的片刻间，桃花姑娘一动不动地站着，并不惊扰我。我重新回到现实中，对她抱歉地笑笑，她立刻报我以更热情的笑，她以为我是太累了，喘不过气来，不停地说：“你好好歇会儿，歇会儿！”
我想找句话说，感谢她，也掩盖自己的心思，我想起问她：“他们都叫你桃花，这是你的名字吗？”
“俺姓陶，叫陶华，咱村还有两个姑娘，一个叫梅花，一个叫杏花，他们就把俺叫成‘桃花’，后来俺也就认了。”
“陶华，桃花……”我在自言自语。
“咋啦？不好听？”姑娘马上说，很想知道我在想什么。
“好听，谁说不好听？”我说，她马上显出安心的神情。我再说：“谢谢你，桃花！”我用这话表示对她真心的感谢。
“干吗要谢！俺是真心实意想帮你，俺看你成天累成那样！”她说着便坐在我的身旁。我稍稍挪动身子，不愿她太靠近，说出我想对她说的话：“你不该来帮我，这是我应该做的事。”
我没想到她马上这样说：“你想说你是个右派，对吧？这有啥了不起的？右派就不是人？就该比人家低一等？”
我不知说什么好。她停停又说，而且说得比先前更多：“他们每天睡大觉，叫你给他们挑水，这不公平！论岁数你比他们谁都大，论级别，论学问，你比他们谁都高，为啥你要伺候他们？你要改造，他们就不要改造啦？就拿你们王组长干活的那副熊相说，她第一个就该好好儿改造改造！”
她竟然毫无政治常识和阶级观念，会说出这种话。我不敢跟她这样多谈，她却接连说下去：“右派算个啥？有啥了不起的！多着呢，俺们县城里就有好几百。里面好人多得是。俺爸一个老同事，都快六十了，人老实着呢，蚂蚁也不踩一只的，他就是右派。那些人说，每个有知识分子的单位都得有右派，他们单位没有，上级不答应，支部书记就叫他帮帮大伙，出来顶个名儿，反正他也快退休了，他就答应下来。结果一家老小都叫赶回老家了，真不公平！”
“你爸……你爸做什么工作的？”我好奇了，也是为了岔开她的话，便问她。
“俺爸十年前死了。俺爸原先在城里教中学。他一死，俺就来这儿，俺姨收下俺，姨父人好着呢，把俺当亲生的一样，可就是俺没书念了，俺只念过小学三年级。”
见我不说话，她再说：“你别怕，劳动就劳动，人有两只手，还怕活不成？往后有事找俺，找俺姨父，俺们帮你干！”
我不想说什么，也不敢多说，只说谢谢她，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应该好好在劳动中改造，我知道自己对这样一个单纯朴实的姑娘言不由衷，心里惭愧得很，站起来想走开。这时太阳已经露头，她便不再说下去，随我站立起来，说：“俺再拔一担，咱一块儿回去。”
等她拔好两桶水，我们便一前一后挑起往村里走，她在前面，我跟着她，眼望着她挺直腰板、稳稳地迈着大步往前走，桶里的水晃也不晃一下，我羡慕她的健壮和能干，我知道，她还有一颗善良的心。这时我在想：她给我这样的关怀和帮助，是出于同情？出于怜悯？还是别的什么？想不到我堂堂一个大学讲师，正当青春年少，事业蒸蒸日上，本该是前程无量的时候，却沦落到这种地步，我不禁一声叹息和苦笑。
我的叹息声被桃花姑娘听见了，她停住脚步，回头问我：“你干吗叹气？”
“没什么。”我只能这样回答她。我们继续挑着水向村里走。她边走边安慰我说：“你把心放宽，就当锻炼身体嘛。劳动有啥不好的？俺不是成年到头劳动吗？”
我说一声“谢谢你！”我是真心实意说的。她也接受了我的感谢。我们继续往前走。我摇摇晃晃地跟在她身后，回到村里。我把第四担水给刘柱儿家倒在缸里时，心里很不踏实，怕有人知道桃花姑娘早上帮了我。回到屋里，见大李他们还没起床，才放下心来。
这以后，桃花姑娘天天早上来帮我拔水，一天不漏，我好几次想躲开她，故意更早地起床，或是故意推迟些去，都躲不过，而有她为我从那八丈深的井里拔起一桶桶的水，的确我也轻松许多，再说从来都没人看见过，我也就听其自然，习以为常了，并且差不多是在依靠着她的这份帮助。不过我尽量不跟她多说话，甚至不多看她几眼，极力表现得冷淡。我知道，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力量在阻止她进入到我的世界里。
桃花姑娘长得不漂亮。每天早晨，当她挑一担水走在前面，我跟在她身后时，我总是拿她和我的妻，已经离婚而去的妻相比。我的妻无疑比桃花姑娘细致得多、漂亮得多，比她多许多韵味……反正我爱的是我的已经离婚而去的妻，她好比是一件精美雅致的瓷器，我欣赏和珍爱了她许多年。可惜的是，到头来，偶一失误，她便从我手中脱走。对我来说，她无论怎样精美，都已经摔得粉碎，不能再复原了……
这个姑娘，她如此单纯，如此健壮，把她比作什么好呢？我觉得，大概可以比作一块石头吧，这里漫山遍野都是石头，是的，她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一块石头。她结实得很，可靠得很。我如果失手把她摔在地上，她一定还是她，不会变得粉碎。更可贵的是，这块石头哪怕是用来为我铺路，她好像也情愿。但是她毕竟是一块石头啊，一块粗糙的石头……
每当我这样想着桃花姑娘时，我谴责自己的胡思乱想，并且因为自己心底里对她的不敬而羞愧，但是我又不能改变我对她的看法。
“俺闺女指名叫俺要你”
这天，果园里没活干，队里通知说，要下放干部派个人跟车。不是队里的活，是赶车的老耿头为自家造房子备料，去山里拉石头。按以往规矩，村里一切要用劳力的事，都由生产队派工，再由用工人家拿自己的工分去顶，也是一种互助的形式。公社化以后，实行工资制，这办法行不通了，这种苦活谁也不肯干。他们说，一天一毛五，还不够放个屁的钱。只好来找下放干部帮忙。接到生产队的通知，王组长立刻派我去。
我披起棉大衣就走，大李和小张像是为了缓和一下我和他们之间过于明显的阶级和身份的差异，在我离开房间时和气地对我说，不是他们不肯干这件重活，是赶车的老耿头指定要我，说是要“那个新来的姓王的大小伙子。”大李还和我开玩笑：“人家老头儿看上你啦，他的独养闺女还没出嫁呢！”
这是他对我这个右派很少有的亲昵表现，在正式的或人多的场合下他是绝对不会这样的。
我一直听说老耿头是队里最好的车把式，从来没见过。我到马棚里，一个驼背老头儿正在把一匹黑母马往胶皮大车上套，一只活蹦乱跳的小马驹儿在母马的身边磨蹭，再没有别人，当然他就是老耿头。
我叫一声：“耿大伯！”他立即笑呵呵地对我说：“你就是那个王同志啊，俺就知道是派你来。俺闺女没说错，她叫俺指名要你。是个棒小伙儿！”
我连忙讷讷地说：“我不是‘同志’，我是改造分子。”
他并不听我说话，只顾笑呵呵地吩咐：“上车，上车，坐着歇会儿，咱这就走。”
我心里奇怪，怎么这位老人家那天宣布我是右派时没看清我的模样？大概是没去开会把？
我们上路了。采石场离村十来里地，平时空车走大约需要二十来分钟，现在草料不足，牲口没力气，得走四十分钟，回程装满车，得走个把钟头。天气好得很，太阳暖烘烘的，东边吹来的海风夹着凉意，我把棉大衣紧裹在身上，伸直腰躺在铺了干草的车子里，头靠着老耿头的腰，仰望蓝天白云，耳听果树林子里喜鹊的喳喳声和老人家“唷！唷！”的吆喝声，老人身上浓重的旱烟味迎风送入我的鼻孔。小马驹儿紧跟着它的母亲，快活地在车边小步地跑着，每当它靠近了车子，我伸手摸着它油光水滑的脊梁，它也不躲避，还回头舔舔我的手（这时，我不由得想起我的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胶皮车轮在地面上沙沙向前滚，我身子一晃一晃地，好像躺在一张吊床里，好不自在，似乎我到农村改造以来，还没这样舒服过。但这时我心里并不轻松，这几十分钟一过，就得背石头了，这种重活我从来没干过，很有些害怕。“石头多重啊，我搬得动吗？”我不禁暗自思想。老耿头像是知道我在想什么，他竟接着我心里的话头向我说起来：“咱今天这活是苦差事啊，实在是委屈你啦！”
我还没开口，他又忙不迭地说：“不趁农闲时候拉几车，哪年哪月才能把个房子造起来？眼看闺女都二十出头啦。”
接着他便向我诉说：“自家没劳动力，没法子。幸亏有你们下放干部，要不找谁去啊。我就是出钱，也不准我雇人，这是资本主义道路呀。可是派谁谁也不干。”他歇歇再说下去：“要搁一年前，这种双倍工分的活人人抢着干，我给队里赶车，侍弄园子，队里给我派工，一天队里给他三块六，等于我把我两天的工分给人家，这我心甘情愿。可现在搞出这么个‘工资制’，管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人是鬼，一人一天一毛五，重活一毛五，轻活也一毛五，干也一毛五，不干也是一毛五，谁还肯出力气？我不信这就叫社会主义！”
老人说着把鞭子一甩，吓得小马驹子尥蹄子就跑。
